城市规划：谁在规划我们的城市

为什么城市建设会患上“流行病”

现在一些地方的城市规划不切实际，盲目跟风，追根溯源。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

(1)急功近利。因为城市建设是形象和政绩的集中体现，很多干部上任后都下大力气“改变城市面貌”。“一个书记，一个街道，一个县长，一个城市”的现象应运而生。那些干部不是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大喜过望，贪得无厌，急功近利。在城市建设的决策上，他们缺乏长远眼光，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往往给城市建设留下一个“败笔”。

(2)规划滞后。“长官经常换，规划也跟着变。城市‘四不像’，群众有意见。”这种现象在国内并不少见，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被丢弃，造成了“人民的城市都是一个人建的”的怪现象。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一些老城区还没有改造，新建的部分还要改造。

(3)恶性竞争。一些城市建设的决策者没有看到城市间协调的必然趋势。不是积极结盟，而是恶性竞争，发展不协调，发表表面言论。最典型的就是现在的“摩天大楼热”。比如上海将在浦东陆家嘴建设466米高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获得“世界第一”的称号。建筑行业人士认为，一旦高度超过300米，在巨大的维护和管理成本面前，摩天大楼已经失去了节约土地的经济意义。这种竞争难免有满足虚荣心的嫌疑。

“权力美学”是一种破坏。

针对我国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行政长官意志造成的“权力美学”是对规划的破坏。有些角色错位了，接手了规划师和建筑师的工作，连建筑的颜色都要自己决定。有些领导只关注细节，却不知道如何超越。作为舵手，如果在细节上与建筑师、知识分子争夺地盘，就容易产生长官意志，就成了“权力美学”。为了使体现他们个人意志的计划通过，一些市领导有选择地召集一些专家。比如，景区规划的联审，需要旅游专家的时候，自然很容易通过。

仇保兴说，由于“权力美学”，审批程序中的“可行性研究”往往变成了“可审批的研究”。现在很多有争议的建筑设计都是建筑师画的，但他们的设计要求却是出自某些领导的想法。为解决这些问题，建设部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对该制度进行约束。过去，中国对领导者强调自律，但缺乏制度约束。只有制度文明了，才能遏制个人的不文明，才能让城市文明。城市规划建设不同于其他商品，具有严重的不对称性。规划中有很多技术问题，一般人很难理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城市都要组织一个专家规划委员会。规划委员会的论证和讨论是公开的，可以邀请记者参加。他说，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专家论证和讨论的意见，普通人也能分辨出来，可以帮助普通人解决不对称问题。现存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需要公众的参与，因为城市是全体市民的城市。

形象工程怎么治？仇保兴说，在城市建设和规划过程中，要建立正确的评价体系。好的城市规划建设的标准是什么？一个好的书记、市长的标准是什么？少数人说外观变化很大，或者说“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是不够的。如果只是从这种求变的心理出发，很容易导致“形象工程”。

他认为，应该建立正确的城市评价体系，把各级领导的注意力引导到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上来，从地面到地面，从形象工程到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他建议，现在各级政府的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必须向人民公布，公布后政府再做决定。必要时，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作出决定。这样可以使公众的监督、人大的监督和舆论的监督合二为一。

城市规划与理想无关。

郑小金的作品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很梦幻——设计一座城市。作为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规划所所长，郑小金手里总是同时有三四个城市规划任务，一个城市的初步规划至少需要两年才能完成。

但对郑小金来说，她的工作与浪漫的城市理想无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不断地和各方面“拉锯”。在制定城市总体规划时，地方领导的贪婪思想是最常见的问题。一个只有50万人口的城市，显然要按照200万人口来规划。这个时候，郑小金等人总是想尽办法去解释和劝说，而且这种劝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会奏效的。但在地方问题上，妥协的一方通常是策划者。郑小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西北内陆城市讨论绿化植物的选择时，市领导坚持要大面积引进不适合本地生长的樱花。结果种了很多樱花，死了很多。

并不是所有规划上的分歧都能在最后一刻达成妥协，郑小金也曾因此丢掉项目。在为一个南方城市规划路网时，郑小金与当地领导产生了强烈的分歧。这座城市里有一座革命纪念碑。当地领导想以这座纪念碑为中心，模仿巴黎凯旋门为中心的放射状路网结构，布置城市主要交通线路。郑小金和他的同事在调查中发现，这种路网结构的可行性很差。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双方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后退半步。最终，郑小金等人不得不退出项目，由另一家规划院接手。

周蓉曾在陕西某市兼职做市长助理和总规划师，在那里，除了同样的强迫感，他还感到强烈的孤独感。

有一次，周蓉为一个下属县规划了一条商业街。规划区内有阿明王朝城墙。周蓉设计了沿城墙的绿化带，而区领导坚持沿城墙建商店。双方相持不下。后来市长介入，但区领导的决定并没有受到影响。商店建起来了，城墙完全被覆盖了。

还有一次，发现规划区内有一座几百米长的北齐残城。周蓉去找区里的主管领导谈绕过城墙的问题。话一出口，这位科级干部就误会了的意思，赶紧安慰周不要担心。“这很容易。找个推土机连夜推平。”周蓉急忙解释说，他想保护这面墙及其历史价值。最后，领导点了点头:“好，那就留下吧。”然而，该项目移交给开发商后，周蓉设计的建筑颜色和风格不断被篡改，甚至变得面目全非。工程完工后，周蓉不敢去现场，更不敢承认这是他自己的作品。

“做城市规划的人应该是理想主义者。但是经过两三年的工作，他的理想主义已经消磨了一半。如果他还想吃这顿饭，五年内肯定会变成彻头彻尾的妥协。”周蓉打了一个这样的比喻:“如果有人对这座城市犯了罪，策划者肯定不是主犯，但他肯定也有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