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两依依——谈“论‘反规划’”

1.“积极规划”的意义和缺陷

“积极规划”是北大余对当前中国式规划范式的概念性表述。“反规划”的概念是当今城市规划方法论为了应对城市化进程与不确定的城市发展之间的危机而直接提出的空。用“反规划”的概念模式取代现有的规划模式，是从理念到操作方法的转变。因此，仔细审视积极规划的意义和缺陷就显得尤为必要[1]。

“正向规划”的编制体系和方法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改革开放逐步形成的一整套系统体系和技术方法，是规划学科存在的价值所在。顺应了历史发展和城市成长的趋势，支撑了我市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它是有效实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路径依赖。因此，对“规模-自然-空布局”的传统物质规划有效性的评价，不能局限于土地布局细节的实现和规模预测的准确性[2]；重要的是考虑城市增长的方向和总体格局，主要功能区的框架，交通系统网络的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的整体规划和民生质量的提高。20年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和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我们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传统模式的编制方法和实施策略的效果是显著的，广大公众是满意的。

但是，不可否认，这种传统模式的编制方法是有缺陷的。从科学发展观的层面来看，离城市科学规划的理想还有很大距离。从理论上讲，城市规划无法准确演绎城市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也没有真正形成一套能够系统推理、实验和证明城市规划的学科理论。在实践中，许多规划成果经过频繁的修改和调整，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体系繁杂，科技含量不高，尚未走上客观科学的道路。笔者认为，现行规划模式的缺陷是由于规划学科的性质和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有很多没有技术含量、没有责任的“坏规划”。

这种城市规划模式的问题是定量分析不科学。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但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规模限制的依据，规划可能会走向没有评价标准的“幽灵规划”空。城市规划者不可能独自“承担”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的所有问题。这涉及到机制和体制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单纯是规划的技术路线和体制问题。

城市规划的质量直接体现在规划管理中，为规划控制和建设服务。只有将规划与管理科学联系起来，与民众平等参与，才能实现信息对称，与民众达成共识。只有这样，策划才有力量。如果脱离了规划管理，空谈规划的编制体系和路线，只能使规划陷入八卦图，不利于规划学科的健康持续发展，甚至会耽误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2.“反规划”的思想及其理论基础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规划”的哲学观是后现代主义在规划领域的具体表现。它是理性规划模式的变异，是规划理论中重新定义复杂性的表现。有一种令人钦佩的观点认为，城市是一个动态系统，城市的各个系统都处于混沌状态，而且是一种秩序主导的复杂状态，复杂中包含着秩序。其理论基础是分形理论，是混沌的一种推论[3]。

分形理论是迈克尔·巴特格(Michael Battg)和保罗·卢格(Paul Lougleg)提出的分形城市理论，其灵感来源于分形这一混沌的数学推论。在分析了一系列城市形态案例(如功能分布、城市增长模式等。)，两位分形城市研究者指出:①复杂的城市可以理解为非常简单的实体；②分形不仅存在于空中，也存在于时间中。在此基础上，他们致力于建立一个可预测的城市模型，用反复迭代的递归程序来建设和发展一个理想的城市。他们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

“反规划”方法论是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说的一种叫做叠加的方法[4]。通过多元拼贴的方式，构建了防洪Sp、生物保护Sp、文化遗产Sp、休闲Sp等四个基本子系统。被透明地重叠和混合。四个系统都不包含其他系统，边界模糊的四个子系统的组织遵守分形长寿，试图通过这种形式让城市看起来像自己。这张规划图上各个系统支离破碎的形状，让人想起点触派的绘画创作手法。这种规划自然是一种抽象的模式，而不具备真正的制度运作的意义。

当今，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问题是全球性的，两者形成了“蝴蝶效应”。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困难重重，任重道远。应该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态安全有不同的内涵和解决方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5]。有人说贫穷是环境污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不断改善贫困生存环境的同时，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协调建设、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必由之路。中国还有近3000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因此，消除贫困，发展经济，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仍然是我们压倒一切的任务。世界是多元的，把任何主张当成绝对真理都会导致谬误。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生存和进步离不开科技，人类的正常思维离不开理性，而理性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积极规划”的所有思维理论都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

众所周知，自19世纪末现代城市规划兴起以来，高举的思想旗帜始终是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平，这也是现代规划制度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基础。纵观我国20多年的规划实践，成就有目共睹，如城市规划的地位得到确认，城市规划的内容体系和技术方法得到法律规范。回到最初的出发点，讨论“反规划”这种抽象的理想和价值的确立，是不现实的，因为正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人地关系以及城市建设的剧变等现实使其碰壁、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