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百科大全 2023-04-04 20:17:49

吉林纪事：从清代亏损到民国的吉林旗务工厂见证了八旗制度的消亡

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建于清代的吉林城本是一座以戍边为要任的边塞军寨，为保障军需，建城伊始，旗兵中就设有铁、木、弓等专业匠役，可这些匠役所在工坊还算不工厂，以至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在河南街东头，民办手工业铁、木、靴、皮四行设立行会，建祖师庙以庇佑匠人时，并未将官办工坊中的旗人匠役纳入其中。在民间看来这些吃皇粮的工匠拥有着铁杆庄稼、铁饭碗，要不要拜祖师不重要，只祈求国运昌隆就足够了。然而大清的国运偏不作美，世事多变也总让守成者措手不及。光绪七年（1881年），吉林城筹办东北第一座近代工厂——吉林机器局，近代化发展遂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松江两岸。大清国立国的根本——八旗制度也被这时代狂潮横扫，旗人不再是清廷仰仗的职业军人，重新择业以谋生计成为广大旗人的全新课题。为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新成立的吉林省公署确施行了诸多举措，创办“旗务工厂”即是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福祉大计。

吉林城蒙古旗人阿拉肯家族家谱，谱中每个支系都有苏拉

一、清末八旗制度的解体是旗务工厂出现的大背景

通常认为清朝灭亡是八旗制度的终结，事实上这一制度早在晚清就已显露衰败的端倪。1881年，钦差吴大澂赴吉林帮办吉林将军铭安处理边务，在吉林将军辖区（当时还不叫“吉林省”）筹建靖边新军。这支新军一改旗丁军人世袭制，以募兵制建马步13营，后来新军人数由5000人扩充至9000余人，规模几与旧有的八旗部队接近。这种兵制变革对于旗人“吃粮当兵”的旧习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

其实在靖边军出现的时候，吉林地方的八旗官兵待遇早就大不如前。当时，名义上虽有旗田和饷银作为生活保障，可数目一定的兵额早就难满足“生齿日繁”的人口增长，几乎每个旗人家庭都有人数不等的无饷“苏拉”（闲人）存在。由于清廷财政捉襟见肘，咸丰年间开始，吉林的旗兵军饷就已经“减成”发放。《吉林市满族志》记载，当时的兵丁只能领到原饷银的六成，其中四成为实银，两成折成铁钱发放。甚至有“两串制钱折银一两”的情况。旗田虽名义为国有，但在民间，早就被“约定俗成”为私有，且经过一系列偷梁换柱式的土地兼并，许多计丁授田的旗户，实际拥有旗田的情况与在册记录数目早已大相径庭。

另外，城市生活的舒适安逸对普通旗人而言是很有吸引力的。自晚清开始，由于限制旗人“城居”的制度（旗人四品以下不得居于城中，见《吉林外纪》）弛废，许多原本屯居的富裕旗户竞相在吉林城厢买地建屋。大批旗人子弟的身份由农民向市民转换。可进城后，由于远离田产、身无长技，又乐享其成、不善经营，时间一长，使得许多旗户的财务状况大不如前。更有甚者，沾染赌博、毒品等恶习，由富变贫者屡见不鲜。尤其是吉林城西关水师营旗人，作为营房旗户，饷银是大多数家庭重要的收入来源。晚清地方财政疲敝，营房旗户生活更加艰难。在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的情况下，水师营的中下层旗户生活，常常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病业”而陷入难以为继的谷底。

1907年，吉林将军被裁撤，吉林改建行省。长期只被允许从军的八旗职业军人面临着无业可择、前景堪忧的尴尬境地。幸而当时的吉林省公署成立后，即责成民政部员外郎成沂、陆军部主事巴哈布成立一个调查全省旗务处，筹划改革旗制，力图妥善安置旗人未来的生计。次年，这个机构与原将军署兵司合并，正式成立了吉林全省旗务处。自成立之日开始，筹办旗人工厂、学校，安排旗人就业归农，劝学宣讲等事宜（《吉林旗务》）就成为这个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责。历史的看，吉林全省旗务处这一机构在清末民初扰攘的时局中施行的诸多举措，还是颇有建树的。甚至还对奉、黑两省处理旗务起到了一定的榜样借鉴作用。特别是暗合时代脚步开设旗务工厂，更是倍受各界称许。

尚武轻文的旗人子弟，取自《金启孮谈北京的满族》

二、旗务工厂，工厂与技校的复合体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七日，吉林全省旗务处为创办旗务工厂，向当时的吉林省公署递交了呈文。在这份呈文中写道：吉省地产富饶，而旗人生计之艰窘转甚他省，推原其故，实由身无长技，不善治生所致……惜土人不谙制造，坐使利溢外境，而无从抵制。进复列强互市，日俄商品填溢街衢，洋货多销一分，即土货减销一分，而旗人生长斯土即少一分生机。职处拟于迎恩门外水师营颜料库基址，就其原有房屋酌量添改，建为工厂。厂中一切用款，均由旗产筹出，即定名曰：旗务处工厂……（《吉林旗人生计》）

其实对于当时吉林省公署而言，如何处理旗产，解决城乡大批丧失军饷来源的旗人生计，确是一个难缠的大问题。对城外屯居贫困旗人通过拨放旗地官荒、随缺地、马厂官地、台丁站丁地，尚可缓解其生计维艰，但对那些不愿离开城市的贫困旗人，生计问题却很难通过分地分田得以有效解决。因而旗务处奏请成立工厂，以旗产养济工厂运营的尝试，堪称当时条件下的“解艰顺势之举”。

事关重大，这份呈文很快被转呈给清廷最高当局。对吉林旗务处的设想，光绪皇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振兴工艺……（使旗人）习有片长，多一生路……十年以后必能普及全旗”（《吉林旗人生计》）。在获得光绪帝的批准后，这一年十二月十日，由苑贵龄任厂长、孔广麟任副厂长、杨则程任总稽查的吉林旗务处工厂正式开办（以下简称吉林旗务工厂，正式开厂运营之日为1909年8月29日，农历七月十四）。

旗务工厂以旗务处所掌管的扶持旗丁发展农业的“牛具银”、随缺地地租银、裁撤八旗弓匠节省饷银为投资，设有两个生产系，一系为织、染、缝纫三科，一系为革、金、木三科。前者主要生产供军、警、学所使用的制服、腰带、鞋袜、毛巾，后者主要生产皮靴、马鞍、提包、木器等物品及简易的织机纺车等生产工具，也生产军刀、洋镐等军用品。所用45台工具设备均采购自国外，所耗原料则中外采购各半。同时由天津、上海聘请45位工师、匠目等带徒授艺，通过实际操作来培养技工人才（《吉林旗务》）。

秉承“使旗人子弟各学一艺，以期自谋生计”为宗旨，“旗族之欵（kuǎn）教养旗人子弟”（民国版《永吉县志》），旗务工厂首批艺徒定员160人，仅面向本省各旗，通过本旗旗官保荐及相应考试选拔“性质聪颖、素无嗜好、略识字意”的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旗族子弟入厂为徒工（伪满日文版《吉林事情》记载后来旗务工厂招收艺徒年龄为15-25岁）。鉴于清代中下层旗户重武轻文积习已久，许多略识字意的艺徒亦不识新知新技，工厂还针对这些艺徒的实际情况开设体操、习字、算术、国文、修身等五门功课，作为艺徒的基础教育内容，并定期考试，籍以提高徒工们的文化素质。艺徒毕业后会被分派到全省各地，作为工师，再培养其他旗人艺徒（《吉林旗务》）。由于这一重要举措，就使得旗务工厂有别于一般工厂，成为一个技校加实习工厂的特殊机构。

旗务工厂售品处，取自《吉林旧影》

三、官办还是商办决定不了旗务工厂的未来

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吉林旗务工厂正式投产。产品陆续出厂，除官方采购之物品外，工厂还在河南街设立一个分售所（门市部，正副干事月薪三十两/二十两），销售工厂生产的其它产品。旗务工厂所产产品“物质精美，工作坚固，价值平允”，在市面的声誉还是可圈可点的。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二十八日，清廷在南京城举办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全国国模的“南洋劝业会”。在这个展览会上，吉林旗务工厂二系六科所选展的61件展品，“经审查总长核定，堪以给予超等文凭一张，银牌、奖凭各二件……各色花纹布、花绒单超等文凭一张，皮靴鞋银牌奖凭各一件，官靴、军用靴鞋银牌奖凭各一件”（《吉林旗人生计》）！在这种全国比赛上获得荣誉，让吉林旗务工厂顿时声名鹊起。借此东风，宣统三年，吉林旗务处要求在三姓（依兰县）、双城、阿城等处筹设旗务分工厂，以扩大旗人子弟入学就业（《吉林旗务》）。

尽管取得了不少荣誉和赞许，可旧有体制下，决定吉林旗务工厂未来命运的所谓“胎带问题”却日益突出。

首先，吉林旗务工厂的定位非常模糊，是政府机构还是盈利企业，是工厂还是学校，始终莫衷一是。直到民国时期，旗务工厂的管理者，都是带有官阶品级的官僚：如首任厂长苑贵龄是北京成善教育局倡议员蓝翎五品顶戴县丞职衔（月薪60两），首任总稽查杨则程是蓝翎五品顶戴县丞职衔旗务处民事科科长（月薪50两），民国时期的厂长春福（姓瓜尔佳，字申五，吉林人敬称他为申五春）在清代就是吉林满洲镶红旗协领，民国时春福还担任旗务处处长、吉林地方自卫团委员长等职……旧体制下，旗产乃是受政府监控很少的一块“肥肉”，旗务处大小官吏就曾多次因大肆私吞旗产而饱受社会各界诟病。作为“肥差”（至少薪资丰厚），旗务工厂管理者可以借为旗人谋福利为名假公济私——一旦做出粉饰“才干”的政绩后，马上开始为权为利狮口大开，同僚间甚至为中饱私囊相互倾轧。仅宣统朝的三年间，旗务工厂的厂长就频做更换，以至于所谓的方略宏图得不到长期有效地贯彻执行，进而让这个机构的未来充满变数。

其次，吉林旗务工厂抹不掉的福利性质，让这个工厂靡费过巨。宣统二年初，工厂即报成本银太少，呈请度支司借五万两白银以扩充资本，随后请示补贴几乎成为该厂每年惯例。另外，由于工厂兼有教学示范之能，以“所期者大非仅沾沾于目前之利，操奇技盈而已也”为借口，在原料使用上欠缺节俭计划，导致成本奇高、物耗惊人，许多产品因不适销对路而连年积压。工厂一些职员更是巧立名目榨取私利，如承办军装原料每年仅需到天津采买三五次，却以购料往返艰难为由，在1909年4月在天津城内为两个人单独设立转运所……所以自成立起直至民国时期，旗务工厂大多数年份都是亏损经营。以民国十七年（1928年）工厂收支为例，当年收入47406元，支出竟高达58991元。

最让人痛心的是许多艺徒并不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早在宣统二年，工厂艺徒即出现“由端午及暑假未归厂者二十余名之多，在厂艺徒向无足额之日”的情况。为此，旗务工厂曾屡次整肃，严管不返归学徒，严肃艺徒在宿舍、讲堂、上下课、饭厅等遵守的规则，旗务处甚至给工厂领导班子记大过，但收效并不明显。为保证艺徒足额，旗务工厂只得进行扩招来保证艺徒数量。

进入民国后，吉林旗务工厂存在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为工厂前途着想，吉林省公署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同意厂长卜毓升的请示，改官办工厂为商办。但这种变却触动了一些人习以为常的既得利益，非但没有使旗务工厂振兴，反倒让“厂务日弛”。不得已，民国十八年（1929年）吉林省公署恢复旗务工厂为官办（民国版《永吉县志》）。当时，民国政府处理八旗遗留问题的工作已然结束，曾经的“肥肉”旗产已然被削割得如同鸡肋，经此官、商更替变故，吉林省政府对旗务工厂完全没了热情，只任这个产生于清代的机构“厅堂自颓”——自生自灭。

民国时期旗务工厂厂长申五春（清）举行祭祀的场面

四、旗务工厂悄无声息着退出历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吉林的旗人是幸运的。这不仅缘于吉林省自清朝向民国为和平过度，没有发生关内个别城市满汉相残的悲剧，更缘于针对吉林旗人的生计问题，民国政府并未彻底置之不理。民国四年（1915年）八月，民国政府发布训令，要求各地将清朝延续下来的协、佐旗署一律裁汰。而吉林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方按训令要求办理完毕——给旗人自谋生计的缓冲时间不可谓不长。

民国时期，恰逢吉林城的工业发展由近代向现代进行疾速过度，集培训、实习、就业为一体的旗务工厂虽有诸多自绊双足的问题和缺陷，但客观上确实培养出一大批工艺人才（吉林城河南街众多名扬东北的鞋厂中，就不乏旗人工匠的身影），为吉林城的城市发展，做出过难于磨灭的印记。然而一个城市的工业进步不可能完全依仗这种受众有限的福利工厂或职教机构，随着民国以来，旗人在全社会的受关注程度日益降低，旗务工厂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随着旗务工厂的主管部门旗务处被并入省政府旗蒙科，旗务工厂在吉林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九一八事变之后，旗务工厂虽然继续得以保留，但生产运营形式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在徐德源先生所著《吉林旧事见闻》中，他谈到幼年时在西关见到的旗务工厂的情况。当时旗务工厂的生产已经开始采用委托加工：西关全盛永胡同南头一条小巷的一个大院里有一家绱鞋的鞋铺……鞋匠……说他也是旗民，只身一人，生活比较穷困，旗务工厂就帮他开了这家鞋铺，让他借以谋生……伪满时，一些梦想光复大清的遗老遗少非但没有盼来八旗制度的起死回生，相反，连旗蒙科这一机构也被日伪当局撤销。

在吉林城，反倒是旗务工厂残留的福利余光照亮着城市贫苦旗人的生活希望。徐德源先生回忆，1941年时，他曾在船营街旗务工厂所属的一家制鞋作坊做过一双棉皮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