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纪事：我眼中的那些偏方

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长辈们说过偏方治大病的老话，生命历程中，也不止一次地接受过偏方的治疗。尽管那些偏方所面对的疾病无不异常凶顽，但我还是不能把自己至今依旧健康的活着，看作是偏方的功劳。这倒不是因为轻视偏方的药引常见、组方简单，而是总感觉偏而不正的方子，其每每灵验常为口传或者偶然，似乎经不得反复推敲。更何况个别偏方，稍有常识即觉得其耸人听闻，不要说信赖，试用尽需勇气。

有人说偏方是一种特殊的中医，对此我实难悉数认同。以吉林地区的偏方为例，大抵包括如下三类：一类为萨满巫医土方，一类为关内移民带入的中医验方简版或药材单独使用，一类为根植本地日常生活的经验谈。

吉林地区的先民与当时东北各地的先民一样，“疾病则绝无医药针砭之术，只使巫觋祷祝，杀猪裂纸以祈神”（《建州闻见录》）——万物有灵的世界，凡遇病患症状，皆认为是冥冥中冲撞了某个神明。通过萨满，病人与神明沟通，以各种跳神仪式，最终驱除病魔。当然这个过程中，萨满们也利用自身积累的一些特殊经验辅助治病：比如用蚂蟥进行吸血去毒，吞蚯蚓、泥鳅治疗腹胃中毒水、浮水，以及采集、使用一些动植物药材治病。其中采药一般由未婚育的女萨满进行，采药多在太阳初升前，采药地点，采何种药材皆秘不示人（《吉林满族风俗》）。这使得萨满的药物充满了神秘感，对病患而言，萨满巫医使用的土方因被刻意地进行了神秘加持，先入为主着产生了心理暗示作用，故而不管最终疗效如何，极易在民间得到相对夸张的传播。

自清初开发以来，吉林地区医疗卫生水平一直比较落后。中医诊疗技术和制药技术一点点被晋冀鲁移民带到吉林。清代，吉林城人患病多靠中药店坐堂医诊治（《昌邑区志》）。当时，城中的中药店一般遵祖传药方，运用煅、炮、灸、炒、渍、泡、洗、蒸、煮等方法加工中草药，药品批发、零售于县内外（《永吉县志》）。在药材、成药购销过程中，中医药知识也随之渐渐流传到民间，特别是一些本地山林中所产药材的药性知识逐渐被本地人了解。由于普通百姓生病未必有经济能力去请医生诊治，一些正常药方中的药材，就常被单独应用在疾病治疗中。如茖葱（寒葱）这味治疗风寒感冒的药材，因其辛散温通的药性，就被单独当作偏方：山内老人冬被风寒所侵或腰弯背曲，春食其叶即愈（《吉林新志》）。

伴随着吉林地区开发活动的日益频繁，一些流行在关内的偏方也传到吉林，成为普通百姓应急首选（药材价格低廉，药方简单）。同时，吉林先民就地取材进行疾病防治的许多药材，也因有了明确的汉语对应，而加速与外来药方的融合。如满族人所熟识惯用的“孙扎木炭”即五味子，“苏杜兰”即北芪，“那勒赛浑”即细辛，“塔什哈”即虎骨，“涉涉瑞”即蜈蚣，“具什里”即琥珀，“鹅瑞烟滚”即朱砂，“阿梅混”即雄黄……这些药材在《本草纲目》等相对完备的中医中药典籍中找到了对应记载，让一些本地被边缘化的旧方，有了应急的施展依据，辗转成为一种偏方。

哲学上说，科学的特征是可重复性。中医常见的药方是为治疗某种疾病而组合起来的若干种药材的名称、剂量和用法，所用药材、剂量、用法为多年病例校验所总结，有明确、可信的典籍记载。而偏方则是民间口传，没有可靠的组方依据，甚至没有剂量的说明。如清热止咳的鸡蛋白糖茶，只说取鸡蛋1个，白糖适量，花生油适量，取半茶缸水煮沸，放适量花生油，再放白糖，然后将鸡蛋打碎加入茶缸中，煮沸即可。每天起床后和入睡前趁热饮服，连服3天左右即可痊愈。至于鸡蛋多大，白糖、花生油多少为适量则缺乏标准，语焉不详。

中医药方讲求验方，即经过使用，证明确有疗效的现成药方。事实上，任何症状的成因都很复杂，以咳嗽为例，就有风寒、风热、燥邪、痰湿、肝火等成因之别，又有多痰、干咳等症候之分，须望闻问切合力，由表及里，判定根由，方可结合诊断择方配药。而偏方则过于简单粗暴，只要是咳嗽，大体不问病因，直接用药。因而疗效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出现因人而异的现象。如白萝卜止咳蜜这个偏方，将去皮白萝卜切成碎丁，加半瓶蜂蜜拌均，静置2小时，温水冲服，每日饮用4-5次。出方者并未说明针对哪种咳嗽，只是信誓旦旦说服用这个偏方，第二天即止咳痊愈。

好在白萝卜止咳蜜这类的偏方因所针对的疾患并不要命，故虽无显著疗效，亦可彰显保健品般的气质。可有些偏方看起来十分可口，面对的却是要命的症候。如最近被辟谣的大蒜治疗新型肺炎，姑且不论出方者的居心是不是单单博得关注度或存在感，仅就其煞有介事地胡说八道着混淆视听，就足以令人侧目！而有些亘古而来的偏方，常借神秘主义外衣，表现出荒谬甚至下流的意趣，刻意夸大疗效：比如《本草纲目-人部》中就记载了不少粪尿、裹脚布、寡妇床头灰等怪奇偏方。此外，一些民间偏方中还充斥着大量迷信糟粕，甚至血腥暴力。诸如此类的药方并非完全遵循医药理论，无法经受时间的淬炼和考验，更干扰了一些确有疗效的偏方在崇尚科学的今天修成正果。

我所记得的几个吉林偏方

关于偏方的最初记忆是学龄前治疗鼓痄腮，我还依稀记得自己腮帮子上敷着捣碎仙人掌的情形：既害怕仙人掌中还有漏网的细刺儿破了相，又伤感自己贴着大块纱布的扮相和小人书里反动派伤兵联相儿，反正不愿照镜子。最遗憾的是这个偏方并没有让我痊愈，反倒造成一个病根儿，促成我生平第一次离开吉林市去了长春大医院看病。敷仙人掌的偏方对旁人或许具有奇效，对我则似乎耽搁了治疗。

新世纪之初的一段时间，我还吃过“生土豆治疗胃病”的偏方。当时因为胃幽门水肿，有些习惯性反流，吃了一些西药而不见好转，于是尝试了 亲属介绍的“空腹喝生土豆泥”偏方。由于生土豆带有一种特殊的土腥味，一段时间后，非但病情没有好转，反倒是见到土豆就不自主地干呕。

我在吉林见过最刺激的偏方是“鸽子拔毒火”。十多年前，年纪尚幼的儿子因感冒导致咳嗽不止，于是亲友出了一个偏方，买来一只鸽子，宰杀后去除内脏，破开龙骨突，将鸽子展平，羽毛朝外带血敷在孩子的胸口。据说这样会将肺毒拔出，在前胸形成若干黑色的毒点。这个偏方明显带有巫医治病的影子，其血腥程度让成年人都感到不适，我儿子则被毛茸茸、血淋淋的鸽子吓得大气不敢出。

回想起来，使用偏方大抵是患者因急病乱投医或久病不愈而进行的无奈尝试，偏方“竟然灵验”的传奇疗效也很难判定是独自发挥效用的摧锋正锐，还是借前期诊疗积累的临门一脚。总之，一些偏方成功了，它们假威于传统文化复兴，游离于正统中医与市井迷信之间，借助患者忽视治疗需要一个过程而急于痊愈的心理，一次次挑战了医疗科学的权威。看似威风八面，实际上则是败坏了偏方的整体名声。

尽管存在了大量害群之马，但并不是说所有偏方都没有疗效。许多偏方原本就是中医药体系内的特殊成员，其药理、药性确实能够对症疾病特征，尤其是与人的体质差异产生 契合，实现正常诊疗所未能实现的疗效。同时，由于人类的认识水平有限，展望医疗发展的未来，偏方宝库中也确实蕴含着巨大的开发、利用潜力。比如屠呦呦先生对青蒿素的研究，就可启迪偏方扶正的研发事业。

在当前医疗资源尚存不均，社会老龄化比例加剧的情况下，偏方与食疗结合的保健效用就对百姓调整饮食结构、提高饮食水平，促进身心健康，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

然而人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大多数偏方的产生，是医疗水平低下时期，百姓节省医疗成本的无奈之举。在医疗水平突飞猛进的今天，治疗疾病还是应当相信科学，选择正规医院和正规的治疗。毕竟偏方始终为偏而不是医家正道，是否真的能治大病，尚在两可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