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青年聂耳写下中国人最重要的46秒，不料成为生命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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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女儿》上映，其主旋律曲《义勇军进行曲》响遍上海滩，民众反响热烈。

激昂的旋律回荡在每个观众的心中，铿锵的节奏提醒着人们危急存亡之际，不要流连于安逸，要快快行动起来，救亡图存。

正因为这首电影主题曲，聂耳作为一名年轻的音乐家，借由与田汉的合作，走进了普罗大众的视野。

可惜的是，电影发行不到两个月，聂耳就在日本意外身亡，《义勇军进行曲》竟成为了他的绝唱。

在他身后，这首进行曲从中国传唱至国际，全面抗战时期，它更是成为了鼓舞士气的战歌，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在632件国歌方案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国歌。如今，它已成为我们中国人民一生中最重要的46秒。

而这首意义非凡的进行曲，背后还隐藏着关于聂耳、关于那个时代的坎坷故事。

多舛的创作过程

《风云儿女》这部电影一开始没有设置主题曲，1934年的时候，虽没有到全面抗日时期，但中国大地上已点燃了数丛战火，内忧外患，无数仁人志士都感怀此刻大厦将倾，必须要做点什么，叫醒麻木的人们。

上海电通公司也秉着这样的想法，聘请田汉来创作剧本，但由于时局动乱，田汉除了进行文学创作，还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过着躲避国民党追捕的生活，居无定所。

因此，他只先写了剧情梗概交给电通公司过目，不等剧本改编成电影剧本，田汉就被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入狱。剧本没办法推进，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在征得田汉的同意后，夏衍接手替他进行电影剧本的改编。

在这之后，许幸之接手了电影开拍的工作，他认为这部影片应该再设置一个主题曲，这样既可渲染电影将的气氛，又能强调主题，将电影的主题和深化。

好在没多久，前去探监的夏衍同志带来了田汉在狱中所写的歌词。田汉在狱中羁押期间仍十分关心铁窗外的社会动向。

许幸之与田汉都是左翼文艺相关的社团、联盟的发起人之一，两人和聂耳都是地下党“电影小组”成员，是革命同志。

当他得知许幸之要导演《风云儿女》，还需要一首主题曲，他立马找机会，在香烟纸盒背面下写下了进行曲的原稿。

监狱里面对于纸笔的管控十分严格，几乎没有人能拿到真正意义上的笔和纸，为的就是防止这些被羁押的革命人士，通过书信的方式向外界传递信息。

在严格管控下，田汉只写下了第一段歌词，并未将歌曲创作完毕，为了防止歌词散失，在夏衍赶来看望、保释以前，他都贴身携带，生怕弄丢了。

现在歌词有了，现在就还差人来谱曲了。同样与田汉等人在电影小组工作聂耳听说此事，他便想起从前和田汉共事时，两人要一起创造一首能够鼓舞人心的抗战歌曲的约定。

《风云儿女》拍摄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他自告奋勇，主动承担歌曲的旋律创作。

夏衍回忆起那段革命岁月，当他将田汉转交的香烟纸盒小心带出后，聂耳与孙师毅两人着手誊抄歌词，有时工作得连饭都忘了吃，一心一意为着把曲子早日完成。

誊抄的过程有些艰难，因为是田汉随手在烟盒里随手写下的，所以字迹比较看起来有些杂乱，再加上茶水还将纸盒上的字润得有些模糊了，两人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确认誊写的歌词是否一致，有时还需要根据字形的模糊轮廓去猜测歌词。

歌词誊抄完毕后，聂耳便着手开始歌曲的谱写，时间紧迫，聂耳怀着激动地心情，仅用了两个晚上就写出了曲子初稿。

不过，对于聂耳来说最困难的部分不在于单纯谱写曲子，田汉所写的歌词为初稿，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因此他还要调整歌词，使得词和曲相匹配，形成统一的歌曲，增加传唱度。

于是他找到孙师毅，两人以歌曲朗朗上口，歌词简洁、信达雅为目标，紧锣密鼓地对歌词进行修改。

关于参与歌词修改的人员哪些，后世众说纷纭，但根据众人各自的回忆录分析，可以知道孙师毅本身除了绘画，还擅长歌词的填写和创作，聂耳应当是在孙师毅补充田汉歌词的基础上精益求精，进行了较为关键的改动。

在《忆聂耳》一文中，许幸之提到，为了追求歌曲唱起来有力激昂，他在进行曲的首尾两句提出了建议，聂耳则别出心裁，字斟句酌，凝练修改了两个字，一小段音符，就使得整首曲子变得高昂了许多。

例如，首句的“起来！”，聂耳采取了许幸之的意见，减少了装饰音，让其干净、有力地煞尾（收尾意）。

而尾句，则在“冒着敌人的……”这个地方新增了“前进！前进进！”，将“前进，前进”，浓缩为“前进进”，配合曲调呈现出一种向上走，向前走的姿态，乐曲的最后又是干净的重音，就好比众人迈着坚定的步伐，朝着敌人进发，开启英勇的战斗。

到这里，谱曲整体基本完成了，但不等聂耳再坐下来细细打磨，他就得到了国民党当局要逮捕他的消息。

田汉被捕入狱后不久，1935年4月1日，国民党发布了通缉名单，仅隔两个月，聂耳也登上了这张名单。

组织考虑到当下白色恐怖盛行，许多革命人士遭到迫害、谋杀，不能再让更多的成员牺牲了。

于是，组织安排聂耳先暂时东渡日本避避风头，后续则在苏联和欧洲学习深造。

1935年4月15日，聂耳带着半成品曲谱等下了去往日本的“长崎丸”号，鉴于当时战乱频发，资料散佚，并没有记录下聂耳定稿的具体时间。

据百代唱片公司记录，以及当时参与录制的工作人员回忆，聂耳应该是于4月底将定稿寄回上海，随后电通公司合唱队在5月3日进行录制。

也就是说，聂耳在落脚日本后便继续开展曲谱的修改工作，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一传世曲谱。

并且那个时候，他才23岁，正是初放异彩的年轻音乐家。

来自群众的音乐家

聂耳与我们现在认知中的音乐家不同，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在此之前他所接触的音乐知识来自于他身边长辈的指引，可以说他是自群众中而来的音乐家。

据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回忆，当时他们家住在端仕街，街上有一户邻居姓邱，是个木匠师傅，闲暇之余，他最爱做的事情是吹短笛。

小时候的聂耳，只要一看到邱师傅放下手里的活，准备休息时，他就会坐在门口听邱师傅吹笛，边听还边哼曲子。

邱师傅发现聂耳这个小孩后，便主动教他吹奏笛子，这是聂耳人生中第一个音乐老师。

后来聂耳年纪稍长了些，中学时期，他也没有荒废自己的音乐细胞，时常抓住学习的机会，认识了五线谱与简谱，而且还学会演奏诸多中西乐器，初步展露他的音乐才能。

除了在演奏技艺和乐理常识上，聂耳接触到了国际上广泛传唱的革命歌曲，如《国际歌》《马赛曲》等等。

虽然聂耳没有优越的条件去学习系统的音乐知识，获得名师的指导，但他很清楚，音乐是要给人听的，流淌到别人心里去是最好的。

所以他也不爱闭门造车，一有空余时间他就会去学生乐队里演奏，甚至还敢于在文庙、大观楼这些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进行表演。

兴趣培养和革命文化的熏陶，为这名热爱音乐的小小少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待到聂耳成年后，他踏上了新的音乐旅程。

1930年7月，盛夏时节，聂耳从云南省立师范毕业，他在校期间参与革命运动一事被人告密到了国民党当局，为了避风头，三哥让他去往上海的“云丰申庄”工作。

7月10日，聂耳搭上了去往上海的火车票，那时他们都不知道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

刚来到上海，聂耳的日子很苦，第一个月工作没工资，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不过就算再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聂耳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理想。

1930年底，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工作，聂耳有了自己的收入，他买了把便宜的小提琴和一些基础音乐入门的书籍，坚持自学。

1931年，聂耳失业了，为了活下去他四处求职，最后他参加了当时娱乐影业公司的歌舞班，面试官是当时有名的音乐人黎锦晖，聂耳当时非常紧张，表演频频出错，但黎锦晖看得出这个年轻人有天赋，再给了他一次机会，聂耳终于正常发挥进入了歌舞班。

对于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的聂耳来讲，黎锦晖是他的恩师，也是他的伯乐。在黎锦晖的栽培下，聂耳很快成为了乐队首席小提琴手。

很快，日军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聂耳平稳的生活被打破，战争的残酷和百姓的流离失所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的音乐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

他在日记中写下自己对音乐的思考，他认为古典音乐（或者说学院派），为了得到纯粹的音乐艺术，苦练数十年，“为艺术而艺术”，对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是没有意义的。

他苦苦思索着，如何用音乐来表达中国人民的呼声、如何呼吁人们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

灿烂青春与不朽乐章

聂耳的37篇传世名曲，都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陆续写下的，英才早逝固然令人叹惋，但我们依旧能从他的作品中窥得其灿烂耀眼的青年时光。

1932年4月，机缘巧合之下，聂耳结识了田汉，刚见面两人相谈甚欢。初至上海时，他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反帝同盟组织，接受了新的革命思想熏陶。

两人的革命理念与艺术理想极为相近，越聊越觉得一见如故，很快便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友。

彼时，他曾经的恩师所带领的明月歌剧社在南京、武汉两地出师不利，因不能与那时高涨的爱国情绪相呼应，公演反响惨淡。

聂耳也因与恩师的音乐理念不一致，逐渐渐行渐远，转而积极参加田汉组织的左翼戏剧联盟的活动。

1932年7月，聂耳以“黑天鹅”这一笔名，在《电影艺术》文艺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歌舞的讨论。

文中，他将矛头直直对向了自己的恩师黎锦晖，批评他在这样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还坚持着脱离群众的音乐理念，尤其指出了他为了获得物质收入，而竭力迎合低级趣味的问题。

聂耳言辞激烈，丝毫不给恩师黎锦晖一点面子，因此师徒两人彻底决裂，8月份，聂耳离开上海前往北平，直接退出了明月剧社。

来到北平后，聂耳接连结识了多位左翼艺术家和中共党员，他找到了越来越多的伙伴，对于自己的革命信念越来越坚定。

聂耳在北平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却看见了更加广阔的天地，观摩了其他文艺创作者的作品，这给了他诸多灵感与力量。

1932年9月份，聂耳尝试继续深造，报考了北平的最有名的艺术学院，可惜并未得到录取，不过他又收到了联华影业公司的消息，对方有意请他回去工作。

恰逢瞿秋白刚在上海建立了地下电影小组，试图与国民党争夺电影这项新兴文化，占领舆论场，他敏锐察觉到此事，便向党组织汇报了返回上海就任一事。

组织正需要将一部分左翼剧联演员安排进公司，于是立马批准了聂耳的申请，1933年聂耳回到上海，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这一年开始，他的创作呈井喷式增长，截止到1934年，他共写下了19首歌曲，像《金蛇狂舞》《毕业歌》到现在都是经典、不过时的名曲。

而到了1935年，他更是继续学习和创作，不断深造，这才和田汉等人合作创作出了《义勇军进行曲》。

在交付定稿后，聂耳按照党组织的计划来到日本留学深造，根据他留下的日记，当时他为自己后来的生活进行的长远而周密的计划。

只可惜，在他刚刚实现第一个“三月计划”时，在与友人一同前去浴场游泳时不幸溺水而亡。

展露头角的青年音乐家就这样匆匆离开了人世，留下未完成的旅欧计划和惊艳世俗的佳作，令世人叹息、敬仰。

假若聂耳没有发生意外，或许他会创作出更多的名曲，但意外已经发生，后人也只能踱步沉思。

但至少他将崇高的爱国精神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都留在了一片片精炼、慷慨的乐曲中，一代又一代地传唱，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后人的品性。

如今，国歌的意义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新一代的中国人民正为中华复兴而奋斗，一如百年前各界革命人士一般，将青春热血挥洒在这片广阔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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