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 | 苦难的童年造就了的不朽作家

说起“民国才女”，萧红的知名度似乎比不上张爱玲和林徽因。就情感纠葛而言，和林徽因有关系的几个男人——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地位远远高于与萧红有关的萧军、端木蕻良，这些东北作家在文学史上是属于比较偏门的。就作品影响力而言，读萧红的人相对小众，也不如张爱玲。

2014年，因为许鞍华执导的一部电影《黄金时代》，萧红开始“红”了，知道萧红、阅读萧红的人越来越多了，就像当年张爱玲走红一样。在电影之外，她的真实人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性作家在那样风雨飘摇的大时代，如何能对抗命运来保持创作热情？让我们一起，回到萧红出生和漂泊的若干地点，探访她的故交和新知，踏上寻访萧红的旅程。

萧红，原名张迺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1942年1月22日病逝于香港一家临时医院，去世时只有31岁。可以说，萧红的一生是短暂的，悲剧性的。

而且，萧红的命运也是漂泊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如果从她1933年逃婚出走故乡呼兰算起，到她1942年客死香港为止，短短8年间，她的足迹遍布各地：呼兰、哈尔滨、北平、青岛、上海、日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而且，几乎每一个地方，她都经历了多次搬家。我们将沿着这条足迹，身临其境去重现萧红的人生，去体察一个女人在那个时代的情感和命运。

与她的多舛命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萧红在短短8年的颠沛流离中的高产。她留下1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包括两部诗性悲剧《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部讽刺喜剧《马伯乐》。这在和平年代尚且不易，何况是战乱年代。

萧红在本质上是个自传体式作家。文学与人生，是萧红的两条交叉线。这两重世界曾经合二为一，但最终渐行渐远、无法弥合：她在文学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和心灵自由，像“大鹏金翅鸟一样飞翔”，而在人生际遇上则颠沛流离，终于“跌入奴隶的死所”。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女作家，萧红是高过张爱玲的。萧红传记电影《黄金时代》的编剧李樯告诉我们，萧红的原创性和源头性更强。张爱玲一看，就是受到影响的，有体系的，有脉络的，比如中国古典小说，西方的毛姆、弗洛伊德等等。但是萧红，却让人看不清源头和脉络。比如她的早期作品《生死场》，就是一个自发性创作，仿佛石破天惊。萧红所受的教育，所积累的学养，都没有张爱玲那么丰厚，然而一写作就呈现赫然独立的状态。 

促成这样一个作家的基因是什么？海明威曾说，很多好的作家，都是因为有一个不幸的童年，萧红也是如此，童年遭遇的不幸对她的作用似乎比一般人更大。李樯说，或许萧红所经历的东西别人都经历过，她受的苦，单拎出来看，并不是什么赫赫了不起的纪录，谁活在世界上不是生老病死？但因为萧红是一个作家，这些饥饿和贫穷都被赋予了意义。正如许广平评论萧红的一句话：“饥饿和贫穷谁不晓得呢？谁都晓得，但没有一个人像萧红这样，可以写得如此触目惊心。”

如果说童年是促发一个作家写作的重要源头，那我们先要去寻访萧红的故乡和童年。大家从萧红最有名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也可以得知，萧红的故乡在呼兰，她在这里出生，长大，但20岁逃离后就再没回来过。当年，呼兰是离哈尔滨30多公里的一个县，如今成了哈尔滨下辖的一个区。“萧红”已经是呼兰名片，她的故居1986年就修复开放了，是一片青砖灰瓦的中式合院，外设围墙和广场，与这个北方小城里平凡的火柴盒楼房拉开了距离。走进小院，迎面就是一尊汉白玉的萧红雕像，一手拿着书，一手托腮若有所思，坐在台基上俯视着这里。

▲哈尔滨市呼兰区萧红故居（黄宇 摄）

萧红的故居什么样？最直观的印象就像是《呼兰河传》里描述的：“我家住着五间房子，是五间一排的正房，厨房在中间，一齐是玻璃窗子、青砖墙、瓦房间。”曾主持修复萧红故居的前馆长孙延林告诉我们，他们力求恢复1908年初建时的原貌，那时候萧红父亲张廷举即将迎娶其母姜玉兰，张家为迎亲新建了五间正房。整个张家大院占地7125平方米，房屋30多间，主人和仆人分居东西两个院落。萧红文学馆馆长章海宁告诉我们，这样的规模在当地只能算是中等地主。因为张家祖辈虽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但主要的家业都在阿城福昌号屯，在呼兰自立门户的萧红祖父这一支并不十分兴旺。章海宁说，张家也并不是一味保守的封建家庭，一个证据是，一进门的堂屋灶台上并没有张贴灶王爷夫妇的神像。当时，绝大多数人家都要贴这样一张画像，两侧还有对联一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是“一家之主”。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呼兰城里，也算是张廷举顺应维新思潮所掀起的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化革命”了。

1911年，萧红出生在东侧第一间房间，祖父遵照族谱给她起名为“张秀环”。据说她出生在端午节，民间认为不吉利，于是她的生日被人为推后了一天。这也让她自一出生就种下了悲剧性因子，但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可靠。一个被证实的回忆是，睡前母亲要用裹布缠住她的手脚使其安睡，她总是拼命挣扎，一次被来串门的大婶看到，说：“这小丫头真厉害，大了准是个'茬子’！”

萧红出生的屋子里保留了很多当年的物件。靠窗是一张典型的北方大炕，炕上摆放一个小书柜，一张小炕桌，据说是萧红幼时和祖父藏书、写字用的。炕边一排窗户，仍是传统的上下对开，上扇雕刻着透笼盘肠图案，下扇中间镶着一大块玻璃，周围一圈则是纸糊的。这些雪白的窗纸曾激起小萧红的破坏欲，挨个去捅破。“手指一触到窗上，那纸窗像小鼓似的，嘭嘭地就破了。破得越多，自己越得意。”她也因此经历了耿耿于怀多年的第一次心灵伤痛。“有一天祖母看我来了，她拿了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去了。我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我就叫起来了。那就是祖母用针刺了我。”

萧红去世早，这处故居也让她的很多老朋友触景生情。王观泉曾在黑龙江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他向我们讲述了这里让他难忘的一幕。那是1981年萧红诞辰70周年时，他组织了一批萧红老朋友的历史性会面，萧军、舒群、塞克、骆宾基等人都来了，大家参观了未经整修的故居后走出来，只有萧军还站在萧红出生的炕前，老泪纵横……这情景，门口的王观泉看得清清楚楚。后来舒群告诉他，萧军此前并没有来过呼兰，他俩同居直到1934年出关，也没有向呼兰告别。

▲呼兰县萧红故居萧红出生的床 （黄宇 摄）

在萧红后来的文字中，对这里的童年回忆完全是一片灰暗的色调，而孤寂成了她一生的色调。比如，在她的早期作品中，以父亲为原型创作出来的形象往往是一个“冷酷、不苟言笑、贪婪、暴虐”的人。其实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毕业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优极师范学堂，成绩非常优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和伪满统治时期做过教员、校长、出版社社长、教育局局长等职位。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被视作“开明绅士”。但在萧红童年时，张廷举因常年在外工作，父女间比较淡漠；而体弱多病的母亲对她也很冷淡。母亲去世后，父亲又续了弦。

祖父给了萧红最难忘的温情。萧红后来写：“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但是，“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祖父一点点衰老，家里仅存的一点温情也即将消逝。”“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

“后花园”是萧红和祖父的天堂。她在《呼兰河传》里以梦幻般的笔调吟咏着这里，其实是个菜园子，跨过丛生的荒草，依稀可辨各种寻常北方蔬菜，沿着墙种植的是黄瓜、倭瓜和西葫芦一类爬蔓的菜，里面则种着小白菜、小葱、韭菜等，还有黄烟、苞米等作物。此外，园子里还栽种着柳树、榆树、樱桃和李子树，通往正房的斜径两侧，还有小桃红、玫瑰花、山丁子树，给这个季节的满园绿色点缀着跳跃的红。那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照顾刚出生的弟弟，祖母忙于家务，只有她和祖父是两个“闲人”，于是便乐得结伴了。“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后花园里的一切似乎都是自由的，萧红说起它们来也无拘无束：“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

萧红作品中对阶层的敏感、对穷人的同情，也是在童年时期就奠定了的。张家院子分东西两个，东边的堂屋和后花园归主人居住，西边的园子则作为库房和出租房，粉房、磨坊、养猪房等，中间由一道木围栏隔开，这道围栏是阶级分界的象征物。作为家庭权力象征的父亲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萧红说：“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对于仆人也是没有好面孔的，他对于祖父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而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

《呼兰河传》里再现了西院里这些人物。门洞房里住着的是王四掌柜，养猪房里是猪倌，挨着粉房的小偏房里是老胡家，把一个好好的小团圆媳妇给折磨死了，居无定所的有二伯，还有住在磨房里的冯歪嘴子，老婆死了就自己带刚出生的孩子，给了小说一个“光明的尾巴”。萧红对笔下的这些底层人物饱含深情。她曾对聂绀弩说：“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呢！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

1919年，母亲死了，后母来了，父亲变了，而祖父越来越老了，萧红的童年在这一系列变故中终结了。可以说，萧红的童年世界是分裂的。情感上，父母、祖母都对她管束严格，只有从祖父那里，让她知道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这分裂的两级，是促使她后来反叛离家的契机。她后来写道，“所以我就向着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恒的憧憬与追求。”

▲呼兰萧红的后花园，在她回忆里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场景（黄宇 摄）

公允地说，在那个年代，要不是生在这样的“新式”家庭，萧红也不可能接受相对完整的教育。萧红母亲去世的第二年夏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礼教，其中一个呼声就是兴办女校。这股风气也传播到了北国边陲的呼兰小城，萧红的父亲就是当时推动教育革新的主力。当年秋天，呼兰的一所初小就设立了女生部，校址就在张家北门外的龙王庙内。开天辟地第一回，女孩子可以接受新学教育了，萧红就属于其中的幸运儿。

萧红第一次离开家乡呼兰，是小学毕业后去哈尔滨上中学，这也是一次家庭矛盾大爆发后的结果。父亲曾开明地支持她入新式小学，但在她继续升中学的问题上却坚决反对。1927年秋天萧红突然得以入学，她后来坦承，“那不是什么人帮助我，是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骗术’”。这骗术据说是源于当年一件轰动呼兰的抗婚事件。萧红班的班长田慎如长得漂亮，被呼兰教育局王锡山看上了，非要娶来当小老婆。田慎如坚决不从，竟然到呼兰的天主教堂当了修女。这件事对萧红的刺激很大，她专门去教堂探视，被修女阻拦在外。但这件事启发了她，她也声言如若求学不成，也要去当修女，父亲张廷举不得不让步。

去哈尔滨上学后的萧红开阔了视野，对父亲再一次试图通过订婚主宰她的人生自然不从，不惜出走抗争。张廷举一气之下与她断绝了父女关系，甚至把她开除了祖籍。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萧红故居还看到一副张廷举找人写的对联：“惜小女宣传革命南粤殁去，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横批是“革命家庭”。后来张廷举以“开明士绅”的身份得以善终，也是这个兼容新旧的人物善于变通的结果。

如今的呼兰之所以有名，全凭萧红的《呼兰河传》。萧红小时候常去的一段是南河沿，离她家不过几百米。原呼兰县史志办副主任丁锋告诉我们，呼兰河横穿小城，是松花江向北的一条支流。清康熙二十二年，黑龙江将军衙门在呼兰流域设八处哨所，呼兰河口是其一。当时骑兵乘船在此登岸，望见山体高若烟囱，呼之为“呼兰”，满语“烟囱”的意思，因此得名。雍正十二年建城，随后开辟经由此处的多条水路航线，商业也因此繁盛。因后来中东铁路绕开了呼兰，选择以哈尔滨为中心，才使呼兰的交通要冲地位开始衰落。可以说，呼兰城因河而兴，也因河而衰。

萧红20岁离开家乡后再没回去过，十几年后在文字里返乡，以呼兰河为小说名，以河水比喻自己的漂泊人生。比如她笔下团圆媳妇的鬼魂，也带入了自己的心境：“她变了一只很大的白兔，隔三差五地就到桥下来哭。有人问她哭甚么？她说她要回家。那人若说：明天，我送你回去……那白兔子一听，拉过自己的大耳朵来，擦擦眼泪，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