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

每个人的成长历程都逃不过身后的大时代，不论他（她）是伟大还是平庸，李济也不例外。20世纪30年代，主持殷墟考古时期的李济，迎来自己事业的高峰。此时的他年富力强，又积累了一线考古的经验，应该可以在他热爱的野外考古事业中大显身手，但是时代的动荡，却给他的事业和家庭生活都投下了一道浓重的阴影。

1936年年中，李济组织了殷墟的第14次发掘，因为即将受邀前往英国访问，他便把考古组的工作委托给梁思永。李济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别就是永别。1937年，在殷墟第15次发掘收工后仅18天，“卢沟桥事变”爆发，殷墟的发掘被迫停止。1938年，安阳落入敌人之手，日本学者开始了对殷墟的非法发掘。

因为战火的燃烧，李济开始筹备将中研院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向西南搬迁之事。在搬迁西南之前，考古组发生了一件空前的事：好几位青年人纷纷投笔从戎，离开了研究所。李济心情非常矛盾：一方面安阳发掘的成绩太重要，但研究工作还未正式展开，人员散去了，将来怎么办？另一方面，大敌当前，连自己都萌生前线杀敌的念头，何况这些热血青年？1937年初冬的一天，在长沙公路边一个小饭店里，全体人员都在这里喝了饯别酒。年轻学者们后来大多数去了延安，这一次分手后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搬迁的第一站是长沙，在那里只停留了3个月，因为日机不断轰炸，决定继续西迁至昆明。

从桂林经越南辗转到了昆明后，李济他们在这里安顿了两年。1940年冬，因滇越线战事吃紧，所有人员又迁离昆明，到达四川宜宾的李庄镇，过了相对安定的六年时间。李庄是川南古镇，先后云集了中央研究院社会所、营造学社等机构专家的“抗战文化中心”。在此之前，从南京出发的李济，已辗转长沙、昆明，躲避着日军的空袭，押送着国家的文物，撤退了两年多。直至抗战结束，他在李庄一边整理殷墟的陶器材料，一边指挥就地发掘四川的彭山汉墓、成都前蜀王永陵，两度深入西北考察，在成都、重庆举办“远古石器展”……李济劝勉同仁：“不要问在第一线的忠勇将士抵抗得了敌人吗？我们应当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是否敌得过敌人。”

在李庄还有一段小插曲。一次工作人员在搬运时，不巧撞坏了一个木箱，里面的人头骨和体骨标本全部暴露无遗。当时农民一片哗然，加之此前有位来自广东的同事打了条蛇吃以解馋，当地人便传说这个机关不光吃蛇“还吃人”。后来只好由李济与傅斯年等人出面，邀请当地官员和地方乡绅座谈，再三向他们解释研究人骨的意义，请他们对民众做些必要的解释，这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战火硝烟之下，学术成了奢侈之事。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中央研究院原存香港的文物，全部损失；次年3月，日军侵占长沙，存在那里的文物也悉告损失，这让李济痛惜不已。

除了学术生活的颠簸与文物的损毁外，对李济来说，那段时间，他的家庭也经历了惨痛。1940年李济生日当天，他的次女、刚刚初中毕业的李鹤徵因急性肠炎，在病发不足三日后撒手人寰。转眼第二年年底，李济的长女、即将高中毕业的李凤徵又感染了伤寒，坚持到第二年初也终告不治。李济夫妇一生生育了4个孩子，长女幼时便夭折，这样，只剩下了李光谟一个男孩子。悲痛之余，李济自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儿”。

日本战败投降后，李济在内战前主要做的就是清理、追查和保护文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李济举家迁回了南京。但抗战结束后的3年，不仅没有让李济来得及重启殷墟发掘，反倒成了他在大陆的最后时光。

战争结束后，赔偿诉求成了举国上下第一要务。中国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抽调专家，到各地调查文物损失情况，以备向日本搜寻和追偿。李济担任委员会副主任，赴日本各地调查战时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

这一批文物当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

1929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位于北京房山区周口店村的龙骨山上的北京猿人遗址，发现了北京人的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惊了世界学术界。1936年贾兰坡又先后在猿人洞发现3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

▲北京人头盖骨复制品

此后，“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协和医院供学术研究之用。日军占领了北平后，出于安全考虑，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翁文灏也开始积极和医学院院长胡顿协调，他的计划是将“头盖骨”运送至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存，等到战争结束后再送回中国。

据档案资料记载，1941年12月，“头盖骨”转移行动按计划启动。先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乘北平到秦皇岛的专列到达秦皇岛港，在那里登上一艘名为“哈德逊总统号”的船，12月8日上午，列车抵达秦皇岛。不料，此时，日本对珍珠港的空袭已经开始，随即，驻在秦皇岛山海关一带的日军突然行动袭击美军，美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顷刻成为日军的俘虏，包括“北京人”在内的物资和行李当然成为日军的战利品，从此不见踪影……

“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国、日本都开展了对北京人头盖骨的寻找工作，李济的日本之行，就负有这一项特殊使命。他到了日本之后，虽然在调查文物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他5次寻找“北京人”头骨而未果，以此为终生憾事。而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至今仍是个谜。

国共内战的烽火再起，让李济再一次与“南迁”挂在一起，而这次也带来了他与儿子李光谟永远的分离。1948年秋冬之交，国共内战的硝烟燃烧到长江一带，南京国民政府的机关、学校和一些单位纷纷开始南迁。11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翁文灏，召集朱家骅、傅斯年、李济等人开会，决定选择文物精品，分三批运往台湾。

安阳殷墟文物也在转移之列。很多人反对文物搬迁，作为押运人的李济也很矛盾，但他的第一考虑是保护文物，他曾经说过，文物是他的命根子。只要文物是安全的，他可以带着文物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有人劝他不要跟着船走，怕危险，但他不听。那时候很多知识分子还对国共和谈抱有希望，想着躲避一段战火，等安定后再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

李济选择了守护殷墟的文物。1948年12月22日，海军派出一艘名为“中鼎轮”的运输舰，装载着文物和重要图书，由李济督运开往台湾基隆港。那时许多文物刚从大后方运回南京，还来不及开箱，就被搬到台湾。

李济为什么最终和儿子相隔海峡两岸呢？那时候，李济的独子李光谟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三年级学生，因为身体不好，1948年春他向学校请了一年的假，回南京家里养病。他后来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回忆，当听说又要搬家，“以为只是像过去那一个地方”。虽然很不情愿，但是1948年年底，李光谟还是跟着父母到了台湾，他的想法是养好病之后再回上海读书。

到了台湾之后，李济一家挤在台大医学院的宿舍里。李光谟日觉苦闷，加之身体已有好转，于是他想在春节后再回上海读书。1949年2月22日晚上，母亲与亲友把李光谟送到基隆码头，但父亲李济并没有出现。那时候从基隆到上海，每天都有班船，非常方便。李光谟后来回忆，“当时也并没有生离死别的感觉”。“因为那时蒋介石已辞职，李宗仁做代总统，进行和谈，很多人还相信能和谈成功，我还想到了暑假就可以回家”。

李光谟回忆，等他3天后回到上海时，发现形势已经很严峻。1949年4月20日以后，去台湾的人口开始受到限制，李济夫妇非常着急，一封信一封信地催儿子李光谟回家，特别是淮海战役到了后期，陈毅、邓小平的部队已经在长江边上，很多人梦想的“划江而治”也破灭了。李济还是有一些他的门路，他的老朋友傅斯年是台大校长，而傅斯年是台湾省主席陈诚的好朋友。李光谟回忆：“父母一天一个电报，把飞机票买好了寄来……那时机票比黄金还贵”。但李光谟给父母回了最后一封“很革命”的信，告诉他们自己决定留下来，说“想看一看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还有相见的一天”。那封航空信还可以顺利地送到台湾。母亲收到他的信后大哭一场。他后来回忆，“父亲轻易不掉眼泪的，我这个人，在他眼里也许是不可救药了。那一年，我22岁”。

耽误时间太长了，医学已经无法再念下去。李光谟后来到了北京，考进华北大学学习俄文，后来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李光谟在接受采访时有点自嘲地说：“父亲大概没想到，他的儿子最后会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自此，李济与李光谟的余生分道扬镳。1959年，大陆的《考古》杂志发表《批判李济的反动学术思想》，称“李济是美帝国主义一手扶持起来的所谓'考古学家’，过去在中国考古界长期篡窃着领导地位……”而服从组织安排，后成为著名马克思哲学理论翻译家的李光谟，“文革”期间也被“大字报”批斗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李济的亲生儿子”。

李济晚年在台湾促进了台湾考古人类学的发展，并培养出了大量优秀人才，李济高尚的品格也为学术界称道。但是由于台湾的地理限制，加上与大陆的隔离，李济的晚年学术生活略显落寞。

李济到台湾后，婉拒了美国多家大学的长期讲学邀请，很快筹备成立了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在他的主持下，台大考古人类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他出任迁至台湾的“中研院”史语所第三任所长，后又两度代理院长。

▲李济在做破损铜器粘合试验

另一方面，李济也培养了优秀的人类学和考古学人才。改革开放后给大陆考古带来深远影响的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就是李济在台大的高徒；李济到台湾后过继的内兄之子李光周，后来也在台大、哈佛读到考古人类学博士，并继承了父亲衣钵，执教台大。

李济性格耿直，晚年的时候甚至令人有畏惧之感，有人形容，他“是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那冷漠的表面隐藏着一颗巨大的爱心。“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这句出自庄子《逍遥游》里的话，是李济最喜欢的。他在多个场合引用过，以此表达田野考古带来的乐趣。李济坚守清白做人的准则，也一直为外界所称道。有一位朋友回忆说，有一位商人拿一块儿准备要卖到海外的古玉，登门请李济为其鉴定。李济问他是为公还是为私，若是公务交流，愿帮助他查明年代，如果为私，他“非珠宝商人，不能鉴定”。李济后来说：“那块玉确为汉玉，我若为他做了鉴定他会拿我去做宣传，我岂不成了珠宝商的同伙……我收了钱却丢了考古界的人格。”

说起来让人有些哭笑不得的是，大陆一些人知道“李济”，还是因为李敖。李敖曾写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重量级的学阀”。但李敖为什么拿李济开刀？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一种说法是李敖想进入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但李济觉得他“不是做学问的”，所以拒绝了他。李敖因此耿耿于怀。当年这桩笔墨官司还引得许倬云出面。1964年，许倬云发表了一篇《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一文，他高度评价李济说：“在李先生身上，我们看见了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

从22岁离家，李光谟与父母再没相见过。1975年的一天，李光谟收到李济从美国发来的电报：母亲死了。李济后来给李光谟写信说：你母亲去世的时候说她要回家，当然也包括你的家。

其实晚年的李济在专业上还是有点落寞的，因为台湾这个小岛也没有多少“古”可考。1979年7月，83岁的李济还曾表示，他正计划自己的最后一本著作，“要与最初的著作《中国民族的形成》同名”。半个月后的8月1日，李济心脏病猝发，驾鹤西去。在李济生命的最后年月，他还坚持每周去一次台北“故宫博物院”，“扶着铁架，一步步缓慢而艰毅地走到书桌前，仔细端详准备好在桌上的青铜器，神情专注，不厌其烦……”

早在1929年，李济在领导殷墟第二次发掘工作时，就与参加发掘工作的同仁约定：一切出土文物全部属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仁自己绝不许收藏古物。这一约定后来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界、民族学界的传统。李济去世后，他的亲友和学生在清点遗物时，只在书房里见到五只木猴子，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赠予他的几件仿古工艺品。身为一代考古学宗师，终其一生，未曾收藏过一件古董，2.2万本藏书，却没有一份珍本善本。李济一生亲手发掘和经手保管的文物无数，如此清廉，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李济的一生，有半个世纪与安阳联系在一起；从1928年到1948年的20年间，他在大陆领导了安阳的历次发掘及其出土器物、资料的搬迁、研究和出版；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他在台湾继续主持并基本完成了安阳的发掘报告和研究报告。

殷墟，也是李济魂牵梦绕一生之处。到了台湾之后，他都是通过从日本买殷墟的图片继续研究，他最后出的几本书也都是关于殷墟的。1977年，李济综合15次殷墟发掘的材料，终于完成了《安阳》等著作，对当年的考古工作做了总结性回顾。《安阳》（Anyang）一书由华盛顿大学出版，这也算是有了一个交代。此书面世之后，在欧美各国行销不衰，成为多所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考古学课程的必备参考书。考古学者陈星灿说，也许今天具体观点上李济已不能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但是李济恢弘的视野，是今天我辈无法企及的。

李济去世之后，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对恩师是这样评价的：“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着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因为种种原因，李济这个名字曾被淡忘了很多年。但令人欣慰的是，随着这几年的考古热，作为“现代考古学之父”的李济，他所达到的职业高峰和他所体现的学术精神，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并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