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70年代初出生的人,我是看着《少林寺》与各种武侠小说长大的,从小心里就有一个“武侠梦”,自然也对习武充满了憧憬。不过,憧憬归憧憬,身边并没有习武的环境,也找不到可以教武功的师父,自己买书回来盲修瞎练,也练不出个什么东西来。然而,“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这句话就是那时在书上看到的,但到底应该怎么练功,还是不知道。那时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就是——练内功似乎都要打坐的。于是,我也照书上写的去打坐,坐了一段时间,似乎还是什么都没坐出来。最后只有放弃,后来因命运的安排,阴差阳错成了文人。八十年代的“气功热”我也经历过,可那时爱上了数学,后来又爱上了文学,也就没时间去过多地关注气功了。然而,对于道听途说的那些“气功大师”们的神奇体验,仍然还是很向往的。“气功热”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因此走火入魔,成了精神病。还有些“气功大师”利用气功制造个人崇拜,并发展成了邪教,因此受到了打压。从此,“气功”或“练功”也成了敏感词,人们只要一听到这两个词,往往都会引起不好的联想。人生就是有这么奇妙,我到将近40岁的时候,已经是国内小有名气的评论家了,也拥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根本就没想到自己今生还与“练功”有缘。那时,我的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天天为肉体的痛苦所折磨,生不如死。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练了一个大家比较常见的动作(后来加以改良了),大约只用了半年的时间,一身的病全部离我而去了,而且出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境界——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开始研究《道藏》,最后在《黄帝内经》中解开了自己多年来的困惑。我的功夫上身后,先后拜过两位师父。一位是四川岳门的刘义成先生,另一位是宁夏的余广荣先生。岳门刘义成先生的主要功法属于易筋经的范畴,而余广荣先生精通形意、八卦、太极,与《少林寺》里的好几位演员都是好朋友。但是,两位师父的功法我基本上都没有练,因为我这人太懒,而且志在养生,对于技击早就没有兴趣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两位师父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两位师父都是难得一见的内家高手,能遇到他们也是我此生的福报。他们的东西都很简单,不用任何意念,也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和那些“气功大师”们讲的练的完全不一样。在两位师父身上,也印证了我研究《道藏》与《黄帝内经》多年后得出来的所有结论。我终于见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功夫,从此,什么江湖术士都忽悠不了我了。我对八十年代的“气功热”进行了反思,认为不应该将“气功”搞成一个大筐,只要是中国传统的练功方式都往里面扔。“气功”其实指的是那一类利用意念导引身体的气机运行的功法——这类功法确实是不能练的,会扰乱身体正常的气机运行,引发各种身体的或精神的疾病。那些所谓的“气功大师”,大多数玩的都是《乌合之众》里写的那一套,即群众心理或曰大众心理的操纵术,可以说,政府对“气功”的打压是完全正确的,是利国得民的。但是,因为对“气功”的定义不清晰,所以连带中国传统很多非常好的锻炼方式都受到了牵连。象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等功法,在古代都是归属于导引术,都是很好的中国传统锻炼方式,而且没有任何风险,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走火入魔或练功出偏的问题。可当代国人将这些好东西都扔进了“气功”的大框子,则难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对“练功”的理解是比较中性的,无非就是练习某种锻炼身体的方法。广义地说,西式的体育运动,何尝不也是“功”?西式的体育运动,就算对人的健康会产生伤害,甚至造成人的死亡,也没人将罪过归因于这种体育运动。然而,就算中国传统的锻炼方式有益于健康,并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也会有人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扣在它的头上——这种现象其实反映的是一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缺乏信任,却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我们当代中国人的文化标准是由西方文化制定的,甚至考中医学的博士都必须在外国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我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都西化了,很多当代中国人拥有一张黄种人的脸却有一颗白种人的心——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文化亡,则国亡——这绝非我的危言耸听。我的前半生是研究西方文化的,但我的后半生将献给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然而,我所能做的仅仅也只是铺路石的工作罢了,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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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练功”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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