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李庄散记（下）（《从川西到川南》之六）
李庄月亮田一角李庄散记（下）
五
于李庄而言，一个本来只有3000人的村庄，却要一下子接纳12000来名“下江人”（李庄人对沿海一带来内陆人的统称），其任务之艰，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压力首先还是观念上的。为了给“下江人”腾出集中上课和住宿的地方，首先需要把殿堂庙宇里大大小小的菩萨抬出来，把祠堂里的列祖列宗的牌位请出来，把自家住得好好的房屋楼宇让出来，自己去投亲靠友，这对宗天敬上、安居乐业的传统农民而言，自然是一场不小的冲击甚至牺牲。
好在，李庄就有那么一批充满慧眼的人，他们从心底认定，做好这件事对国家意义重大，对李庄也意义非凡，相信菩萨会保佑，老祖宗们也不会生气，于是他们愿意下定决心，排除阻力，强力推进。
李庄的街巷当年他们这群人是如何做通全村人工作的，我没有看见详细确切的记载，只在李庄的纪念馆看到过一段现在演绎的电影，讲述的是这段历史。但从《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中，一封名为“南溪县李庄士绅为将孝妇祠依法由同济大学租定祈令南溪征收局转饬分柜迁让呈”的信，却似乎可见其顽强且不易的一斑。其信中说：
“各公私处所均已不顾一切困难，先后将房舍让出，交付同大，而粮税分柜独延宕不迁……该祠既属公产，主权应属本镇全体人士……维护教育，繁荣地方，其责端在绅等，万难坐视……当此非常时期，官民同有协助政府，完成抗战之义务。绅等之所以积极协助同大者，良以该校学子，对于抗建贡献甚大。盖安定同大，间接即增强国家力量。该局既为地方机关，对同大辗转流亡来此，究竟是否应当表示欢迎？”
这封信的署名为“南溪李庄镇士绅：张访琴、罗南陔、李清泉、罗伯希、杨君惠……”一共32人，时为1941年3月29日。
羊街6号李济旧居。8号为罗南陔旧宅，已不见踪影显而易见，这是李庄士绅们集体为同济大学出头、要求政府当局（南溪征收局）让出其在李庄所占房产给同大使用。
信虽不长，但无论是对“维护教育，繁荣地方，其责端在绅等，万难坐视”的自我认知，还是对“良以该校学子，对于抗建贡献甚大。安定同大，间接即增强国家力量”的深刻体察，或者是对“该局既为地方机关，对同大辗转流亡来此，究竟是否应当表示欢迎”的严肃责问，都体现了这群人的远见卓识、非凡勇气和果决精神。
罗南陔牵头起草的“十六字”邀请电报如果没有这群人，如果这群人的思想观念到不了这一层次，一个小小的村庄，怎么会发出那封石破天惊的电文呢？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透过这力透纸背的十六个字，我似乎真的看见了，它们后面，站着一群无愧于那个时代的、大写的人！
寂寥的羊街无论是“十六字”电文，还是督请粮税分柜让出房产给同济的上书，都离不开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罗南陔。
毫无疑问，罗南陔是李庄士绅的精英，或曰李庄的精神领袖，不惟促成同济等机构入驻李庄一端居功甚伟，无人能匹，在支持他们安营扎寨投身文化抗战事业方面，同样事无巨细，竭尽所能。
比如，他将祖上祠堂免费租给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他不时变卖田产，筹措物资，以周济“下江人”；他为了给生病的梁思永一家腾出屋子，把结了婚的大儿子一家遣去了偏远的乡下……
罗南陔确实尽了一个开明士绅的最大本分。
历史照片（前排左一为罗南陔）除了是李庄的士绅，罗南陔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颇为特殊的身份。他是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同中共地下党也有秘密交往，并暗中资助过款项。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罗南陔的二儿子、三女儿、三女婿、五儿子、五儿媳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1928年春川南农民暴动，40多位地下党员就是在罗家集体宣的誓。
某种意义上，罗家算不算一个红色家庭呢？最起码，罗南陔在抗战时期为保护文化火种所作的巨大贡献，在即将到来的历史洪流面前，能成为他的某种保护色吗？
可惜，没有。在胜利者的摧枯拉朽面前，一切都是那么不堪一击。
历史的巷口1950年，罗南陔被处决，办法是“锁喉炮”：一颗精确的子弹，从他的后颈窝穿过口腔，夺口而出——除了损毁两枚门牙之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血迹。
前后遭处决的，还有张官周、杨君惠等人，都是当年力主同济大学入驻李庄的带头士绅们。而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的“中国营造社”在李庄的房东张乔英，则被送进劳改营，并最后死在那儿。
这一切，自然是因“革命”需要，或假“革命”之名。有多少亩地的人该被枪毙，有多少亩地的人该送去劳改，有多少亩地的人该被管制，都有明确的政策。罗南陔又叫“罗半街”，当然属于罪大恶极，非杀不可了。
同济大学医学院1946年在李庄毕业合影当年他的共产党员子女是否为他陈过情，设法救过他，当年的地下党后来的新政权是否甄别、考量、重视过他在历史上的贡献，试图给他一线生机，这一切，史料或语焉不详，或讳莫如深，都似乎不可考。
据说，罗被处决后，为他收尸的，倒是罗家祠堂的三个佃户。他们说：“想起来他们其实还是很好的。”这算是为那个混乱的时代，留下了一抹亮色。
那段辉煌无比的历史，留给李庄士绅的，唯有一声叹息。大约，这也是李庄后来几十年默默无闻的重要原因。
梁思成（右）等人在工作当年的李庄，确实人文荟萃，群星灿烂。一大批国内顶尖的专家、学者如李济、傅斯年、陶孟和、吴定良、童弟周、梁思永、劳干等云集李庄达六年之久。
这其中，最著名的，或许就是梁思成、林徽因这一对神仙眷侣了。
梁林夫妇和他们的营造学社旧址，在村西一个叫月亮田的地方，距古镇中心大约两里路。我去参观时，门口只有一个工作人员，旧址内空无一人，与我在中央博物院旧址、同济医学院旧址等处情况一样。
李庄安静得有点不可思议。
李庄岁月，梁林一家大小五口，或许是最艰苦困顿的时候。营造社是私营机构，没有经费保障。官办的虽有经费，其实也聊胜于无，当年眼高于顶的傅斯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低声下气四处讨钱。
梁林夫妇在月亮田的简易卧室
当时林徽因还重病在身，药费非常昂贵，因此梁林常常生计无着，只能靠典当度日。陪伴了几十年的派克金笔和手表，最后也被梁思成送到当铺，换回了两条草鱼给林徽因补身子。
即便如此，梁仍不改其乐观豁达，幽默地对林徽因说：“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就是在这样极端贫困的境况下，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等扛鼎之作。
梁林夫妇，可谓那个时代肩负起责任和使命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梁林在月亮田的铜像
梁思成的人品杰出，自然远不止如此。抗战后期，还在李庄的梁思成带着学生罗哲文，专门去重庆，在盟军地图上标出日本京都和奈良古建筑位置，请求盟军不要轰炸，从而保全了这两座历史名城，两地人民至今感怀在心。
梁林夫妇这种对古建筑、古文物的爱护敬仰之心，自然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力主对老北京古城墙的保护。
只是，他们失败了。留给他们的，唯有痛心疾首。
罗哲文在营造社的寝室兼办公室他们的故事让人常常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对于知识、文化、文明乃至对知识分子、社会贤达的态度，都是可以看出社会的基本底色的。
当年李庄的那批民间士绅，为流亡中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张“安静的书桌”；而当年那群在李庄砥砺奋进的知识分子，也因此为灾难深重的祖国奉献了一份火辣辣的赤诚。
他们在李庄，共同成就了一份传奇。
这样的传奇，是应该不朽的。
伫立在李庄的街头，回望那个时代，那群人，那些事，我的心底，常常涌起这样强烈的念头，也让我觉得未虚此行。（续完）
梁林旧居和中国营造社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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