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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11 17:47·历史大智如此

早年的古典式教育

康生的家族可谓名门望族，其曾祖父张鸿义是京师国子监的贡生，这是一种特殊的学术成就的标志。康生的祖父张葆元，也是一个勤奋和公认的儒家文化学者。康生的父亲张发祥通过了县级标准的国家文职人员考试，考取了“秀才”，这是一种成就，使他成为当地士绅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不寻常一员，也使他不同于那些粗通文墨的普通地主。

康生小传

为了同习俗保持一致，康生的父亲为他老家大台庄的家室起了一个相当富有诗意的儒学名称，南树德堂(“树德堂”，是指私家铸造的铜器上款识，是当时的王公贵族自用器物)。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士绅身份的象征，对词语及词语游戏的热爱使张发祥给儿子起过好几个名字，康生出生时的名字叫张宗可，随后又取了一个正式的成人名字：张少卿，然而，他的乳名却叫张旺。

七岁时，康生加入他的兄长和堂兄弟们的行列，跟着他父亲聘请的家庭教师学习。像所有传统的中国教育一样，强调的是死记硬背的训练。对于一个现代西方人来说，这个过程显得非常冗长乏味，学生们要学会背诵和写出《三字经》和《千字文》的全部课文，其目的在为中国政治、历史、哲学的人门知识提供简单的识字课本，当时他们甚至不了解这些语词的意义。

晚清时期士绅人家的装束老照片

只有在节日和各种家庭庆典时才可以稍事休息，康生被迫反复抄写一种儿童完全不能理解的古文。在掌握了这些初级课本之后，他被准许学习儒家的经典: 四书五经，据说这是孔夫子和他的门徒编辑的故事、寓言、诗歌、历史和哲学短文的汇集。被迫用这种陈旧的方式进行阅读，像康生那样年幼的孩子们只能获得有限的见识，但是他们获得了一种文雅的中国人数世纪来所熟识的文学基础。面对古人的教诲，康生从未表现出十分尊重儒家的道德准则，不过，他已经意识到儒家的历史象征主义，以致他后来把“鲁”这个字用作艺名(鲁赤水)，在自己的绘画和书法作品上落款。

1901年，光绪皇帝下诏废除为官僚政治挑选新官员的传统科举制度，提倡以现代的、西方式的教育来取代之。于是，古典式教育失去了作为社会地位和晋升仕途的价值。尽管这发生在康生开始学习之前，但并没有阻止他父亲希望用这种方法使他儿子成为一名高贵的士绅。康生在张家家庭教师指导下所吸收的传统文化，已潜移默化地成为一个有才华的书法家和画家所应具备的内在素质，甚至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莫斯科和延安那样远离中国艺术中心的地方，都不能抹去它。

康生字、画

我国著名文物鉴赏专家陈叔通曾经评比过现代书法功力最为精湛的几大书法家，并作出了先后排名，分别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和沈尹默，康生高居首位。实际上，无论是建国之初，还是现如今的中国书法界，数代文人对康生的书法都极为推崇。康生精通各种字体，其中草书最为出名，被誉为建国以来草书造诣最为深厚的书法家。

不羁少年的不堪过往

1911年的革命给康生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孙中山（当时他在美国）的追随者们进行了一场武装起义，最后推翻了满清皇朝，促成了帝制的垮台。革命的一个结果是康生从那例行公事般的古典式教育中解放出来。这一年，康生正值十三岁，经过五年多的日常抄写、书法练习和死记硬背的学习，蓄积的活力爆发了。接下来的三年里，在依旧受传统制约的农村环境中，他过着一种变幻不定、骚动不安的生活。晚清的崩溃也许给中国的沿海城市带来了新的西方思想，但是在大台庄那样的村庄，日常生活却没有什么变化。康生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疙瘩帽，留着辫子，而这种被满族人强迫当作征服标志的辫子，随着满清皇朝的崩溃已被大多数中国人兴高采烈地抛弃了。

晚清时期的少年照片

康生依旧保持着对大多数青少年来说显得做作的老习惯，他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吹笛和拉板胡上，后者是一种古老的弦乐器；他还喜欢看地方戏，这是他以后迷恋中国戏曲的最初渊源。

在康生少年时期，他老家胶县农村中大多数家庭除了让他们的孩子辛苦耕作之外别无选择，而康生有幸是一伙士绅公子哥儿中的一员，开始探索享乐的世界。他和有特权的朋友们把时间消磨在茶馆、饭店和剧院里，就像消磨在当地的集市上一样。这帮兴高采烈的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那种血为盟的兄弟关系的古老传统上，这种仪式通常在酒店或在一个自然标志之前举行，比如一个山洞或一棵古树。透过这些仪式，双方都要保证永恒的友谊，发誓在有麻烦时要彼此相助，并且一口喝尽混合着鸡血的酒来确定他们的誓言。“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就是誓言中的一种。康生同大台庄周围村庄的许多年轻人血为盟，结成兄弟，这种契约与那些从历史悠久的秘密帮会发展而来昀匪帮里团结一致的誓约，并无本质的差别。

清末民初时中国各行各业民生百态

康生还同当地的流氓混在一起，他们是吸鸦片、逛窑子的恶棍暴徒，是属于山东当地匪党和秘密帮会的一分子。在山东，盗匪猖獗是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有一部以山东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就盛赞被不公平和腐败的官府逼上粱山的一百零八位英雄。土匪传统及随之而来的秘密帮会崇拜，同1890年普遍的仇外情绪结合起来，就导致山东如此轻易地接受了义和团运动。

在土匪朋友的指导下，康生成了一位剑、刀、铁棍和拳术等传统格斗技术的专家。由于香港和台湾的功夫电影，如今这些格斗艺术在西方早已家喻户晓。康生的一些流氓朋友、义和团运动的幸存者，经常会讲述那些镇压起义的外国军队和传说中用手指挖出中国儿童的眼睛做药的外国传教土的残暴故事。

13岁时，康生因与群党在村里殴斗，因而遭父亲禁闭。他的越轨行为和对斗殴的嗜好深深冒犯了他父亲的儒家情怀。随着康生年龄的增长，他变得日益难以管束。

晚清时期，富家子弟的糜烂生活老照片

1914年，康生十六岁，他的严重不轨行为终于超出了张发祥的忍耐限度。那时，村里到处是关于张发祥幼子的丑恶可耻行为的流言蜚语。为了避免进一步的丢脸，张发祥夫妇作出孤注一掷的尝试，将难以驾驭的康生锁在家里。

父亲的良苦用心及成年后的改过自新

康生的拜把兄弟中有些人是鸦片鬼和匪徒，但是另一些人具有较好的影响力，其中一位是陈舜庭，他求见张发祥并且最终使他相信，对于康生的不轨行为还有一个更有效和更有远见的补救办法，那就是让康生和他一起去青岛附近的德国传教士办的中学去念书。尽管张发祥害怕儿子会被灌输一脑袋的外国思想，但还是勉强同意送康生去上学；毕竟，他不可能把康生关上一辈子。于是在1914年，康生离开了家庭，第一次跨出大台庄地区去冒险，同陈舜庭一起去青岛的礼贤中学上学。

礼贤中学——是青岛历史最长的一所教会中学

除了送康生上青岛的学校去之外，张发祥还用了另外一种由来已久的方法来约束他儿子的不安分。1915年，当康生从学校回家度假时，张发祥帮他找了邻近陈家庄的地主陈玉桢的女儿陈宜与儿子成婚，两人可谓是门当户对，婚后第二年陈宜就诞下一女。

此时，政府的日渐无能以及各国侵略者的交替肆虐，使以往原本发展落后的农村愈发的贫穷，社会的失序带来的是犯罪的急剧增加，有一天没一天的生活断绝了很多人对于未来的那点希望，让很多人觉得与其埋头苦干不如铤而走险，与其耕读传家不如一夜暴富。在1917年秋天的某个夜晚，一群匪徒袭击了用高墙大院包围的张家大宅，家中的大量钱财被匪徒掠夺，康生的一个哥哥也在躲避中被土匪开枪打死。经历了惊魂一夜后的张家，在年底前就搬家到了临近的小镇诸城，它位于青岛正西五十英里处。康生母亲的祖父住在诸城，张家在那里拥有好几块土地。张发祥选择了镇中心南街，建造了一幢气魄非凡的房子，附带一座两层的塔楼和一道坚固的围墙，墙上有保护他家的警戒门房。

诸城是个有三万人口的古老乡镇，距大台庄和青岛都有一大段距离。康生的新故乡也像山东其他地方一样深受西方的影响，不过，实际上它们处于中世纪以来的保守状态。它的经济仍然以种植大麦、小米、高梁、小麦和蔬菜为基础。诸城狭窄的石街上挤满了轿子、苦力、二轮运货驴车、乞丐和沿街叫卖的商贩；它的集市是肮脏的，挤满了驮畜、农民和商人。但是小镇里不无消遣。炫丽的戏曲由流动剧团定期上演，那帮演员画着脸，表演着源自中国历史和传奇的剧目。小贩们出售山东面食包子和馒头，华地传统的汤团和面包。东门外，偶尔有罪犯砍头的情景，簇拥的人群雀跃欢呼。在以后的生活中，康生一再炫耀他在诸城爱好的几种消遣: 雇一个专门厨师、保护传统戏曲以及亲自监督惩罚那些不知天高地厚顶撞了自己的闲汉，并在一声声哀号中享受那份掌控的快乐。

在康生和他的家庭在诸城安顿好以后，他先是在当地的教师讲习所学习了一年，这是一个类似于速成师范的地方，一年的学习后，他取得了教书育人的资格，被分配到当地的一所县里小学教授音乐，偶尔也会在其他任课老师有事的时候代几节别的课程，后升任校长。这个过程，从1918年一直延续到1924年。

康生的婚姻同当时许多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一样，并不长久。他同第一个新娘的关系结束于1924年，之后他动身前往上海学习，留下陈宜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同他的父母在一起。

康生

1924年7月，康生赴上海大学学习，系主任是中共党内大名鼎鼎，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同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早期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来到上海后的康生，翻开了人生的新一页，自此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下面顺带讲一下康生离婚后，他子女的大概情况。

康生的子女

康生同陈宜在1916年到1924年期间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叫张玉瑛；一个是儿子，叫张子石。年长的是姐姐，在康生与妻子陈怡结婚的第二年出生，她的一生平安顺遂，人生与常人无异，再普通不过。所以有关于她，媒体并没有相关报道。

稍年幼的是儿子，名字为张子石。张子石年幼聪颖，康生离婚后，儿子张子石一直是在家跟着母亲陈宜的。由于聪慧努力，张子石被国立的山东大学录取了，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系，解放前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一直同其母相依为命。

康生之子张子石照片

解放后张子石入了党，并先后任青岛第三中学副校长兼教导主任，青岛第二中学校长、青岛市教育局局长。“文革”中，他与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一起成为了“造反派”，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张子石担任了常委。1969年“九大”后不久，张子石依然任常委直至1975年7月调往杭州出任杭州市市长，同时兼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常委。1975年12月16日，康生去世后《人民日报》在报道中指出: “党和国家领导人向曹轶欧(康生第二任妻子，婚后没有生育)同志及子女张子石等表示亲切慰问”。这是张子石第一次以康生儿子的名义登上《人民日报》的新闻。

但是，后来由于父亲康生叛徒的身份被揭露证实之后，康生的骨灰被责令迁移出八宝山，当时并不是康生的第一任妻子陈宜去的，而是第二任妻子曹轶欧陪伴着康生的儿子张子石一同前往的八宝山。

张子石晚年照片

随着康生背叛行径的暴露，其子张子石也被这些问题所牵连，并在1979年2月被撤职，更是被开除党籍，隔离审查。审查结束后张子石返回山东老家隐居。张子石失去为之打拼奋斗了小半生的位置，恢复为一名普通老百姓。他无意于人世间的喧闹，就回了山东老家隐居不问世事、不与人交流沟通，直到后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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