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中国士绅共同体的分化与绅商、绅军合流

（1）晚清士绅共同体的分层问题和代际问题

在传统中国，人们习惯上将取得贡生及进士功名者看作高层士子，将举人及生员（秀才）、看作是低级别士子。

太平军平定后，为了回报地方各界平定太平军的贡献，科举名额开始增加。

到 1871 年时，录取的生员名额由太平军起义前的25089人增加到30113人，武生名额也由21200人增加到26800人，此后基本上不再增加。

到1900年时，通过科举考试的生员总人数应有91万名，比太平军起义前增加23％，在全部人口中，生员的比例从万分之十八增加到万分之二十四。

如果将同期通过捐款取得功名的 53.4 万名生员加上，全国拥有生员功名以上者约 144 万名①，比乾隆末年的 110 万名整整多了 30 余万名。

除在商业上和土地上取得成功外，取得功名是士子进阶上层社会的主要途径。

1901 年取消武举考试、1905 年取消科举考试后，规定功名的取得与新式学校的教育等级相关。

大体上可将这一时期主要在省会城市设立的高等学堂，包括各类师范学堂、专门学堂、武备学堂及官办书院等，视作培养较高级人才的学校，毕业生可比照举人而被看作是士绅共同体中的中等分子。

新式教育的兴起，使士绅群体在思想上呈现出了明显的代际倾向，如下表。

1865年以前出生的人，自小受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教育，少数人后来受外国教育（如伍廷芳、唐绍义、严复、段祺瑞）或新式军事教育（如冯国璋、曹锟、黎元洪等）。在经历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后，他们大部分逐渐接受君主立宪思想，在辛亥革命后的共和宪政运动中，对共和宪政持消极立场。

1866－1879 年期间出生的人，青少年时代接受的仍然是传统教育，其中稍后出生的人，有机会进入教会学校或新式学堂学习和接触西学，少数人后来还出国留学。不过就整体来说，即使那些在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在大部分时间里学习的还是以传统教育为主的内容，因为参加科举考试仍然是这一代人进仕的主要途径。

除革命者外，这一代人中的士绅人物，由于大多数积极参与或经历过1901年后的新政，甚至部分人还是推行新政的中坚力量，因此对共和宪政的议会政治普遍支持。只是由于受传统影响较深，这代人对激进的革命，包括由革命党人来主导的议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如蔡元培、章炳麟等。

1880年以后出生的人，在青少年时期接受的主要是传统教育，稍大时开始进入新式学堂。由于废除八股取士及废除科举制度的新政措施，使继续接受或学习传统教育显得不合时宜，因此出国留学或者到教授西式内容的高级学堂或专门技术类的学校进行深造，就成了主要的选择。

由于年轻，往往思想激进，便以激进态度褒贬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结果是在各种外来思潮影响下，开始去否定或抛弃中国传统。这既为孙文的共和革命提供了热情的同盟者，也为西方思想开始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提供了可能性。其中对共和宪政的无条件支持，成为年轻人的时尚，并因此产生了一批以西方思想来革新中国思想的激进思想者。如陈独秀、鲁迅、章士钊、邹容、李大钊、胡适等。

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随新一代士子的成长而呈逐渐增强趋势。在这一趋势中，新老两代人思想观念上逐渐出现的分歧，使中国思想开始进入一个混乱阶段；一方面由于老一代在共和宪政和君主立宪问题上的争论，一方面由于青年一代愈趋激烈的思想态度，使对传统的否定进入扩大化阶段。如果说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是一种渐进进程的话，此后西方的影响，就主要是以思想和“主义”的全面引进、及用引进的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展开全面检讨的激进运动了。

（2）社会改良与士绅政治共同体的分化

晚清的社会改良，主要包括允许满汉通婚、解除妇女缠足、禁止鸦片、发展铁路建设、鼓励工商业及订立商法、改进税赋和贡米制度、征收烟酒税等。

这些措施，特别是那些体现开明思想的社会改良，将保守者与开明者明显地区隔开来，士绅共同体由此开始逐渐分化——思想分化及其行为模式的分化。

士绅共同体的分化有三个标志性的事件：1860－1895 年间的经世之学复兴与程朱理学式微，象征着士绅共同体中的开明者与守旧者分道扬镳；1895－1898年间的强学运动和百日维新，象征着在朝士大夫与在野士绅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而 1900 年的东南自保运动，则象征着在朝士大夫之间开始出现裂痕②；1902－1910年间有关君主立宪与共和革命的论战及实践，使上层士子与下层士子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为改良与改革的政治对立。

士绅共同体的分化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士绅群体分化和思想的分化。

士绅群体分化为传统派、改制变法派、激进派、绅商、军绅和革命者6类。坚守传统的，成为帝制皇权的坚定卫道士。坚持改制变法的，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成为君主立宪的旗手，推动和促进了1905年后的君主立宪新政。思想激进的上层士子则热衷于倡导目标并不明确的革命，最后发展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民间思想者。

而另外深受经世之学影响的士绅人物，如盛宣怀、郑观应、张謇等，不以入朝为官为正途，而以创办实业为己任，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成为那一时期卓尔不群的优秀人物，这种士子或官绅出身的工商业者，成为推动工商业发展和铁路建设的重要先驱。

而那些1880年以后出生的士子则分为两类，一类因入武备学堂习武而从戎或成为革命的同盟者；一类则因接受西式教育或在海外接受西方教育而成为革命者。

在这6种类型的士子中，年长和接受传统教育的上层士子，多表现为维持传统或支持温和的革命，他们在1905年后构成君主立宪运动的主要力量以及1911年后议会制的主要支持者；而年轻和接受西式教育的下层士子，多表现为明显的革命倾向或推动着激进的社会革命。

思想的分化，既是士绅共同体政治分化的结果，也是传统社会结构瓦解过程中，士绅社会身份的重新认同。

学而优则士，一直是传统社会结构给予知识精英的标准安排，这一安排既包含了对知识精英群体社会价值的尊重，也包含了对知识精英个人的社会奖赏，因而长期以来，读书做官，便是知识精英们社会价值与个人地位被确认的主要方法。

但随着经世之学的复兴以及科举制度走进历史，读书与做官之间没有了那种必然的关系，读书人的社会价值也就成为需要重新检讨了。

这一时期，深受经世之学影响的读书人，重视知识的济世救民、济世经邦价值，而恪守传统价值观念的读书人，则依然将知识看作是入仕、坚守传统和效忠国家（皇权）的必备基础。

跟随康有为主张变法的梁启超，曾经在1905年之前极力倡导具有革命性质的社会变法与新民思想，却在革命思潮兴起后，转而与主张革命者就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推翻皇权进行激烈的思想辩论，后在袁世凯复辟帝制问题上又与康有为分道扬镳，代表着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思想的转化与发展过程。

而杨度（1874－1931年）这一曾经为维新变法努力的人，却最终转而支持帝制复辟，并成为袁世凯帝制复辟的主要策划者，则代表了另一部分知识精英思想转化和发展的轨迹。

杨度，湖南湘潭人，1893年获举人功名，1894、95 甲、乙会试均落第，但1895年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亦参与，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还乡后师从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同门有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兴同学，接受新思想，主张变法；1903年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因被认为思想偏激而未授进士。曾为袁世凯称帝积极策划，并因袁称帝事件被唾骂声讨，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袁死后，其心灰意冷，踲入空门。1929年经潘汉年、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周恩来单独联系，直到周逝世前才由周口述披露其党员身份。

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梁启超是好人、杨度是坏人，因为思想的分化而导致知识者个人行为取向的摇摆，是特殊历史阶段中个人受思想支配的一种选择，除非这一选择是出于个人私利，不然不能用好人和坏人、思想先进和落后这样简单的逻辑来标识。在共和丨丨革命成为一场运丨动后，倡导革命者也因思想分化而陷入了左丨丨右派的争执泥淖，便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3）士绅群体的三种思想－行为模式

由于思想分化的存在，在晚清社会的知识精英群体中，出现了三种思想－行为模式倾向：独立知识分子、绅商合流、军绅合流。

独立知识分子和思想者：如梁启超、严复、章炳麟、陈独秀、蔡元培、张伯苓、张澜、章士钊、李大钊、鲁迅、胡适、吴稚晖、邹容、陈天华、秋瑾（1875－1907年）等，他们构成了鼓吹变法与革命，以思想和社会教育实施救国的中坚力量，在推进中国欧洲化及其扬弃传统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绅商合流：1900年全国已有约2万名商人或买办型商人，约是 1870年700人的30倍，1854年250人的80倍③。代表人物是盛宣怀、唐廷枢、郑观应、张謇等。

张謇经6次会试、41岁（1894 年）才被殿试取为状元，但他很快放弃仕途，于1899年在家乡南通设大生纱厂，又相继兴办了3家纺织厂，并开始种植棉花，还开办轮船公司、面粉厂、榨油厂和盐业，并用赚来的钱投资兴办中小学校、专科学校、修路、开办孤儿院、敬老院、公园等。这些成就使他成为有影响力的著名实业救国人士。1909年出任江苏省谘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任中华民国政府商业总长④。

在近代工商业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绅商还包括汤寿潜、周学熙、徐润等。正如费正清理解的那样，“这种有官绅背景的人涌入商人行列，有助于在意识形态上重新确立商人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使经商活动变成“仕途以外另一个受人尊敬的选择了”⑤。

军绅合流：出于个人野心或拯救民族危机的意识，一部分读书人开始参与和组织新型的军事力量，投笔从戎以施展抱负或实现其野心。这种新型的绅军人物，主要存在于张之洞创办的新军中（这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成果之一），代表人物有作为革命者的孙文、朱执信、黄兴、蔡锷、蒋中正、朱德、唐才常等，他们与北洋系的袁世凯、孙传芳、徐世昌、段祺瑞、吴佩孚、冯国璋等军绅势力之间的冲突，是 1911－1928 年间军事冲突的主要两方。

清政府编练新军的目的是为了安定清室政权，但却为革命培养了基本的军事力量。同样，清政府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熟悉中西政要的新式经世之才，但却为士绅群体背离帝制提供了社会基础，并因此促成士绅群体的分化。

（4）士绅共同体分化的历史意义

需要特别明确的是，士绅共同体的分化，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对农业－士绅体系社会结构走向瓦解而言，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可与孙文的共和革命相比。

尽管这一史实并不为马丨克丨思丨主丨义丨史家所重视，但在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瓦解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主要支柱之一的士绅政治共同体的分化，本身既蕴涵着重大的社会变革意义，它标志着以士绅为核心的传统国家治理体系——文治官僚体系——开始瓦解，皇权与以农业为特征的社会之间的维系力量已经不再可靠，文化、思想和精神领域的统一性便因此而遭到破坏（这也或许是当今中国在诸多问题上达不成共识的根源）。

但由于士绅群体分化的复杂性和渐进性，使其意义在长达百年的民族复兴奋斗中，被各类主丨义与不同形式的革丨命所掩盖。

实际上，士绅群体的分化才是促进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之深远，即便今天也都未被完全认识。

比如，百年以来中国在思想领域、学术领域、举凡一切需要创新和进取的领域，都存在着众多的思想和观念分歧，就在于这一群体分化后，除短暂的新丨文丨化丨运动丨时期（1915－1928 年）外，至今都未能重新形成过去那种独立而统一的社会力量。

特别是作为中国文明基石的儒学，被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思想者们错误地与程朱理学相混淆，而给予彻底否定之后，中国社会长期陷于欧洲左丨右派思想此起彼伏的泛化处境，曾数度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和社会混乱。

但新的思想和精神力量，也只有经历了这一分化过程，才有可能重新形成。

不过，由于士绅共同体一直在中国帝制国体的社会结构中起着中坚及稳定的作用，在新的思想和精神力量未能重新形成前，社会不免要出现一段持续的不稳定时期，甚至会由于社会精英之间的分化，而使社会走向严重的内部对抗状态。

一言以蔽之，士绅共同体的分化一旦成为事实，则长期依靠士绅政治共同体维系的帝制和皇权，便只能进入瓦解的进程。1905年推行的君主立宪运动，之所以被匆忙而起的辛亥革命所葬送，原因正在于士绅群体的思想分化。

【本文完】

注释

①此处数据引自：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617－618页。

②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13页。

③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631页。

④ [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92－193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⑤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4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