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歧义

有翻译就有误译。

　　我读过一位欧洲汉学家译的李白的《将进酒》，他把“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译成“朋友，难道你家里没有镜子，看不见你的头顶已经飘上白雪？”他显然是把“高堂”误解为“家里的厅堂”了。

　　我记得我们一位的普希金专家译普希金的《纪念碑》，也曾把“民族”误解为“语言”。当然这样的误译好像也无伤大雅。

　　但也有不少翻译上的分歧，是源于对应有之义的见仁见智的不同选择。

　　如19世纪俄国剧作家格里鲍耶陀夫的代表作《Горе оτ ума》，在我们俄语学界有两个译名——《聪明误》和《智慧的痛苦》。两个译名都可以成立，但要我选择我会选择《智慧的痛苦》。此剧主人公恰茨基最后满怀悲痛逃离莫斯科，他的“痛苦”来自他的高出众人一头的“智慧”。“智慧的痛苦”乃是超越历史时空的人生困顿。哈姆莱特说：“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哈姆莱特的痛苦也是“智慧的痛苦”。司马迁《屈原列传》里的渔夫问披头散发、行吟泽畔的屈原为何这么“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屈原说：“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屈原的痛苦分明也来源自“众醉独醒”的“智慧”。

　　有的译名的选择余地也就更大了。比如，亚里斯多德《诗学》里给悲剧下定义时用的“卡塔西斯” （Katharsis），就可以有很多翻译上的选择。“净化”说是最通行的。但我国古希腊文学研究的老前辈罗念生先生在《卡塔西斯浅释》一文中写道：“我们姑且把卡塔西斯译为‘陶冶’，把悲剧定义中的‘使这种情感得到卡塔西斯’改为‘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但是不改，仍保存音译，因为意译没有相当的字眼。”

　　而我们古希腊文学界的后起之秀陈中梅则在他的《诗学》译著中发表了另外一种见解：“悲剧之所以引发怜悯和恐惧，其目的不是为了赞美和崇扬这些情感，而是为了把它们疏导出去，从而使人得以较长时间地保持健康的心态。”因此，他把悲剧定义的最后一句话翻译成“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

　　“净化”说、“陶冶”说、“宣泄”说还没有穷尽“卡塔西斯”的精神内涵。台湾王士仪教授在他的专著《论亚理斯多德〈创作学〉》（2000年）一书中，对“卡塔西斯”作了前无古人的第四种解释——“救赎”说。他既不从宗教角度，也不从医学角度，而是从悲剧本体的角度来解读“卡塔西斯”。他认定悲剧名作《俄狄浦斯王》是亚氏给悲剧下定义的文本依据，而这出悲剧的要旨是：在冥冥中犯下“弑父娶母”罪行的俄狄浦斯王，最后以自残的自我惩罚来赎自己所犯的罪过。这样，王士仪先生就把悲剧定义的最后一句作了这样的译述——

　　悲剧行动经过哀怜与恐惧之情完成补偿（或弥补，赎）了那些前面情感（哀怜与恐惧）受难事件的罪。

　　“救赎”说尽管是王士仪先生的一家之言，但却深得我心，因为与我对悲剧精神的一种理解暗合。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京剧《曹操与杨修》的剧评。我想说，此剧的一个意义，是曹操第一次在戏剧舞台上以悲剧人物出现；我想说，杀人者的悲剧，是在杀人者的良心发现有了悔罪之意开始的。

　　我不是研究古希腊文学的人，对于“卡塔西斯”诸多诠释，我不必择一而从，反倒可以广为吸纳。今年3月，悲剧《青春禁忌游戏》在北京同时上演和出版，我为这个戏写了文章。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

　　戏剧的奇迹是这样出现的：当恶膨胀到极限的时候，人心里埋藏着的善的种子开始苏醒，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中的卡塔西斯机制开始启动，人们通过哀怜与恐惧在情感上得到陶冶，在良心上得到救赎。而我们读者与观众也体验到了崇高悲剧的心灵净化过程。

　　又是“情感陶冶”，又是“心灵净化”，又是“良心救赎”……我想把卡塔西斯一词翻译上的诸多歧义集拢在一起，表达我理解中的深广的悲剧精神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