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经脉、络脉”实质的认识

文章出自《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

作者：黄龙祥（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现代人对于“经脉”或“经络”与血脉的关系的认识分歧很大，至今仍各执一端，众说纷纭。然而古人对于《内经》中“经脉”概念的理解却非常一致，都是将血脉，特别是“动脉”作为经脉看待，试以足阳明经为例：悬钟穴：足三阳络，按之阳明脉绝乃取之（《明堂经》）。足三里穴：正在膝下三寸，脂外两筋肉分间。极重按之，则足甜上动脉止矣（《素问·针解》王冰注）。这里所谓“阳明脉”即王冰所说的“足跗上动脉”，也即足背动脉，由于它是胫前动脉的下行支，故于位于胫前动脉之上方的“悬钟”、“足三里”穴处用力按压，则于足背当“冲阳脉”处摸不到足背动脉的搏动。以下再举一些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医家对“经脉”实质的观点如下：

按：二十八，谓十二经脉并跷脉及任督脉也。

以上引文皆表明了古代及近代医家对于经络学说中“经脉”实质的理解，近代中国医界受西方医学影响日甚，主张中西医汇通人士对于中医传统的经络学说也多有专文论述，多认为中医的“经脉”即血管，这类言论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这种认识在兽医文献中表达得更加明确：“经脉者，血筒也”（《元享疗马牛驼全集·伯乐明堂论》）。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古人所谓“经脉”指的就是血脉，那么“经络”还有必要进行研究吗？这是一个争论了几十年的问题，至今也没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可是如果我这里问一个同类的问题，相信人们会毫不犹豫地作出正确地判断。古代医家很早（最晚在汉代）就开始运用针刺处理难产、治疗神志失常，至今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然而古人对于针刺下胎、针治癫狂疗效的解释，以今天的科学标准去衡量，显然是牵强，甚至是荒诞的，那么今天还有必要研究针刺治疗难产、神志异常的作用机理吗？

对此，多数人都会作出肯定的回答。

可见，我们今天研究古代针灸临床经验，重要的是看古人的针灸疗效是否确切，而不是看古人对于针灸效应的解释是否科学，更不能不辨是非一味地试图用现代实验结果去证实古人各种假说。

同样的道理，对于“经络”问题的研究，重要的是看古人所总结的人体上下内外联系的经验是否确切、全面，而不是看古人提出的实现这种联系的实体—血脉的认识是否正确，也不是看古人所描述的血脉的形态、功能与现代解剖学的发现是否吻合，更不是用各种高精尖仪器，试图“按图索骥”地去找寻与古人描述相符的特定管道或构型。

古代经络学说的精髓在于其揭示的人体特定部位间特定联系的规律。这些规律的发现主要是建立在长期、大量临床实践基础之上。但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及认识方法，古人对所发现的规律作了最直观最简单的解释，将血脉当成这种上下内外联系的介质。

也就是说：经络学说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循行路线本身，而是在于由经脉循行图所示意的人体上下内外特定联系的经验规律。至于古人发现的这种特定联系究竟是过什么途径实现的？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也应当是当今经络研究课题的基本目的。

由于人们不清楚这种关系，不能正确把握古代经络学说中不同性质、不同价值的两种成分，于是在研究中遇到了许多困惑：

一方面可以见到中医经典中有大量“经络”形态的描述，明明白白是指血脉，另一方面，在实验室中去除血管之后，针灸的作用依然存在，这时人们开始有意无意地回避古代文献中关于“经络”与血脉关系的论述。

而反对者正是抓住这一点，高举起中医经典，“理直气壮”地指责：这不是在研究中医的“经络”。

在困惑中，人们苦苦思索，提出了对“经络”的认识：“经络与血管、神经密切相关，而又不等同于前二者的一种复合结构，而这种假说的实验及理论论据都很牵强”。

基于这种认识，人们在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经脉循行分布与血管、神经的分布进行精细的比较之后，便带着古人描述的“经络图”（实则是与“经络图”有本质区别的“经穴图”）开始在茫茫的未知世界去苦苦寻找那“经络”结构。

我不知道这样的寻找还要持续多少年？

我知道，发现血液循环的英国生理学家哈维等人从未试图寻找西方古代医学经典所记载的“行气”的脉管（只因为他们都清楚他们的医学奠基人关于“血脉行气”的认识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再不捅破这层薄纸，中国的“经络研究”还将在黑屋子里继续摸索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