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回忆录-71

再任第三厅厅长

蒋军人事制度非常腐败，一般人认为“一朝天子一朝臣”是理所当然的，陈诚任参谋总长，我任第三厅厅长。顾祝同任参谋总长，我又任第三厅厅长，岂非怪事？

人们总以为这是我任顾祝同的参谋长一年多，因此与他建立了个人感情，取得了他的信任。可是谁也不知道这背后还有蒋、陈、顾共同对付白崇禧的因素和其他原因。话得从头说起：陈诚到东北后想“励精图治”，以挽回声誉。他不顾东北贪赃枉法成风，积重难返的现实，不知循序渐进，逐步改良，而采取他“硬干、实干、苦干、不爱钱、惩治贪污”那一套高压手段。他无视陈明仁守四平的“功劳”，把“卖黄豆事件”扩大化，撤了陈的职。对人不假辞色，也惹怒了许多“功臣”、“悍将”，对他不买账。军政事务都推不动，战争又节节失败，弄得下不了台，蒋介石只得准他回上海养病。

1948年3月22日，我奉命去南京研究作战。23日我借口去上海看望陈诚，而暗中向任廉儒汇报情况。行前车蕃如以为我去看陈诚烧冷灶，他说：“你这是每个菩萨面前都烧一炷香？”

“这是做人的道理。世态炎凉，趋炎附势易，雪中送炭难啊！”我一面冠冕堂地回答，一面暗笑“背后还有一尊菩萨”。

陈诚留我午饭，谈话中他郑重其事地说：“回去告诉墨公（顾祝同）, 主席已决定由他担任参谋总长，这是把关的要职，他决不可推辞，免得别人伸手，大权旁落。”这“别人”当然指白崇禧。

“我想离开军队，回家务农。”我同意转达他的叮咛后，表示不想再干了。

“你应该很好地协助墨公，你已见重于主席，可引以为慰，而不必厌倦幕僚生活”，他回答。他不理解我已决心离开国民党，还想把我拴在蒋、顾的战车上替他们卖命。

“我参加革命，原来是想实现三民主义，今天政府所作所为都违背三民主义，我实在无心残杀同胞。”我回答。

“现在事情迫切，委员长不久可望在政治上来一个大转变。”他做出痛苦而又同情的表情，然后空空洞洞地敷衍我。

4月1日，何应钦到达上海，国防部人事更迭就更甚嚣尘上了。

5月3日陈诚与顾祝同通电话，告诉他辞职照准，总长一职由顾继任。顾得电话后，欣然约我与他一同去南京任职。我厌恶打内战，当即表示，不愿任实职，只愿作高级参谋，保留一个吃饭的职务。他反问：“就不可以任参谋次长吗？”

“资望不够。”我回答。

他微笑未再多说，我判断陈、顾电话可能谈到了刘为章（刘斐）和我，当然必定谈了何应钦任国防部长。

7日顾祝同客气地约我谈话，讨论他去国防部负责军事后如何做法。我告诉他：“今天全国局势很不好，军事上责任尤其艰巨，你出任总长后，第一要协和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度此危局，不可再蹈辞公（陈诚）“好搅事’、“不容众’、增加阻力的覆辙。此外，须注意办事效率，不宜注意人的更换；南京开会会客占的时间很多，去后宜尽量减少开会会客；并宜移住部内，每日寻求较多的时间，以冷静考虑作战、整军诸事；为求事无遗算，还宜组织一个智囊团，协助你处理事务，如整训部队、计划作战等。”

他边听边频频点头，似乎颇有好感。

11日顾祝同飞往南京，我送他去机场，同乘一辆汽车，我对他说：“国民党现在已走下坡路，你这去责任太大呀！”

“就是嘛，他（指蒋）叫我干，明知是火坑，也得跳进去呀！”他回答。似乎表示无可奈何才担任参谋总长。

“战争失败要负责任呀！”我进一步再提醒他。

“我负什么责任呀？大小战役，都是请示他，由他定下决心，下令实施。别人谁负得了责呢？”他平静地回答。

我们汽车上短短的谈话，就见得蒋军大势已去，一般人都唯恐负责，事事向蒋介石身上推，蒋也事无大小，一手包办，坐在南京，凭这时的情报，在图上指挥，干涉小到一个师的细部行动。至于下级呢？明知错了，也遵令执行，以免负责。这种瘫痪的指挥机构，再加上腐败的政治，当然除失败是没有第二条出路的。

所以23日，韩德勤（副总司令）转达顾祝同意旨，要我担任第三厅厅长时，我就严词拒绝。我说：“我深感政府无道，人民涂炭，一切军事上的决策、准备等，均由主席直接处理，我恐怕在这样的政治环境、这样的官僚机构中作官僚，于国于民无补，只会更增加罪过，所以我决不担任此职，请转告顾先生另选高明。由于我备受顾先生的青睐，为报私人的恩惠，我愿作一个高级参谋，随时为顾先生研究问题，出些主意，这是我受恩深重，唯一报簪的途径。”

韩德勤当然一再代顾表示邀请的城意，劝我勉为其难，但毕竟得不到我的同意。及到我28日到南京，呈出徐州“剿总”的作成计划讨论后，顾又邀我到他家午餐。饭后他又请我出任第三厅厅长。我说；“我愿任高级参谋，在你身边出谋划策，这样没有厅内日常事务的糾缠，头脑还清醒些。”

“任厅长权作'待次’。”他误会我不干是嫌官小了，所以这样回答，表示第三厅厅长有过渡性质。

“那么，允许我出去带兵吧！我未任过军长，历练不足。黄焕然（伯韬）约我去二十五军，我去耽搁一年左右，再回来就是，如果二十五军不行，你为我另寻一带兵的机会也可以。”我又借故推牌。

“不任军长也可以，肖毅肃任次长，不是就没有担任过军长吗？”他话说得越加露骨了。

“他不是黄埔学生，不受论资排辈的影响。”我回答。

“没有什么关系。”他总一心要我任第三厅长，所以这样回答。

29日的傍晚第三厅副厅长许明轩来我家告诉我：

“主席决定以罗泽闿调西安绥署副主任兼参谋长，并决定以你继任第三厅厅长。”

顾祝同不得我的同意，已报请蒋介石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但我还是不肯到职。友好的上级和朋友如郭忏、方天、刘云瀚、陈春霖、傅秉勋等都劝我暂时担任。郭忏还说；担任到好，将来决定战斗序列，可以发生作用。意思是好照顾陈派将领。30目顾又约我午餐，劝我早日到职，7月2日又当面劝我。我都说；

“请稍缓数日，待我从长考顾。”

由于任廉儒同志劝我不离开，所以我在7月3日的日记上写了如下段话：

“尔考虑甚久，不愿作第三厅厅长，宁哪不什成败为大多数人民看生，从 新踏上革命征途。陈，顾二人之情感拟概不顾虑。似计划结果，目们家人生的 亦成间，投无路，在光明之路未探得之前，只好暂时鬼混，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从’，不胜感慨！”

就这样我终于1948年7月7日到职再任第三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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