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爷”——旧时吉林旗人从北京学来的特殊敬称

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最初的旗人源自东北的女真族系各部。因所处当时文明中心的边缘，日常称呼虽不乏长幼尊卑的概念，但相较关内，所谓敬称的形式还显得比较淳朴随性。待到后金建立，统治者施以八旗军事化管理，等级日趋森严，“旗人”愈发重视官职、权位等因素，敬称也开始出现变化。入关后，受先进的汉文化影响，旗人，尤其是北京的旗人，在一些生活细节中逐步吸纳汉族习惯。在与旧有习惯融合后，形成了新的民族风俗。因处在统治核心，北京旗人养成的一些习惯往往被其他地区的旗人当作“时尚”样板效仿，一如今天要探讨的称“爷”，就属于此类新习惯。

电影《茶馆》中汉人秦二爷和旗人常四爷

新习惯由北京旗人引领

进入北京后，或许是胜利者心态作祟，旗人需要寻找一个普通民众通用的敬称，以表达身份。他们发现明朝遗民使用的“老爷”这个词含义丰富，借用过来颇为适宜。“爷”在北方古汉语里最初有父亲的意思，如《木兰辞》中就有“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的表述。后来因“父母官”一说的深入人心，一些官吏、士绅、权贵、豪强通通被尊称为“老爷”。同时，一些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神明，如山神、土地、城隍，也被民众刻意拉近距离，被尊称为“老爷”，或干脆简称为“爷”。而这种称呼中的“爷”，也开始脱离辈分概念，只表尊卑的含义。在入关之初，旗人社会还留有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残余。社会生活中，阿哈、包衣（满语：处于奴仆地位的旗人）在旗人家庭十分普遍。旗人们发现在汉族语言习惯中，仆人常称呼主人为“老爷”，其所表达的敬畏且不乏亲近之情，与旗人社会状况十分契合——在潜移默化的汉化过程中，正身旗人对“老爷”就是主人的概念接受起来，毫无违和感。由于旗人有“称名不举姓”的传统，本身的军人底色又在意个人英雄主义，“老爷”这种缺乏个性的泛称并没有被旗人全盘接受，而是结合旗人内部的称呼习惯略加改造，以名字中的某个字加排行再加“爷”作为敬称。几经磨合，竟形成了具有旗人自身特色的敬称。如《茶馆》里的松二爷、常四爷，松和常是二人名字的首字（不是姓氏，与汉族人秦二爷不同），数字是当事人在家中，或者在某个特定团体中的排行，“老爷”中的“老”字被舍去，只保留了一个“爷”字。

一般来说，社会生活中，关系不大紧密的人，尊称会采用标准的“某几爷”方式。如果关系熟络一点，为了在称呼时不和其他人造成混淆，也会省略了排行，仅称呼“某爷”；再亲密一些，则只留下排行数字和“爷”。比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出身作为汉军旗人，在小说中的敬称就带有旗人习惯：贾宝玉在外基本都被称为“宝二爷”，在家则被周围仆从简称为“二爷”。这种省略字的称呼看着简单，却内含深意，称呼时要恰到好处，即便是为了套近乎，也得让被称呼者觉得舒服又不诧异。

总之，从清初开始，“某爷”的敬称在北京的旗人中间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并逐步以各种方式传播到其他旗人聚居的地区。

《皇清职贡图》中以渔猎为生的东北人

吉林旗人曾经被鄙视为愚鲁、无礼的“乌拉齐”

吉林城旗人的来源构成比较复杂，既有后金时期入籍的佛满洲，又有后来加入的伊彻满洲。此外还有大量的蒙古族、汉族、锡伯族等民族陆续加入。即便是最早的佛满洲，内部也有建州、扈伦、东海等差异。由于各族源社会发展水平不均衡，即便到了乾隆时期，一些吉林旗人还保留了许多旧氏族时期的“落后”习惯。《清实录》记载，乾隆帝就曾转述祖父康熙对东北一些习惯“甚恶”，东巡时“曾将阖省官员俱行罢斥”。上行下效，在清代甚至出现“京旗目吉林、黑龙江诸部人为乌拉齐，鄙之不与为伍”（《清史稿》）的现象。

其实所谓落后习惯的核心是文化水平较低，对相对庄重的汉家礼仪所知甚少。由于清代统治者为保持满洲尚武精神与兵源，宣布在吉林地方实行文化封禁，禁止设立学校，导致吉林旗人中文盲极为普遍。乾隆帝就曾被新满洲官员努三“文义繁琐，览之多不可解”的奏折弄崩溃，吉林满洲正白旗人那桑阿也以“不识文字，惧难胜任”为由，主动请辞因功授予的高官。

然而作为强调荣誉的军人，被最高领导贬斥，总是伤自尊的丢脸行径。学习先进文化，特别是礼仪文化，成为旗人家庭教育的重中之重——宁可被繁文缛节所累，也不可不懂规矩、说道。由于全民重视，直至解放前，“规矩大”始终是吉林民间对旗人的基本共识。待到嘉庆年间，清代统治者同意在吉林设立旗人学校后，旗人马上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努力证明乾隆皇帝放言“如禽兽之愚鲁乌拉齐”是多么的不公正。

吉林城文庙魁星楼

由于儒家文化的不断浸润，一些读过书的旗人甚至喜欢按汉家习惯取表字、别号，更有甚者会用名、字、堂号混搭的方式：如曾任吉林旗务工厂厂长，满洲镶红旗协领申五春，姓瓜尔佳氏（汉姓关），名春福，字申五，以申五春作为他的敬称；再如号称东北三才子之一，曾参与起草过伪满《建国大纲》的荣孟枚，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姓胡苏哈拉氏（汉姓胡），名荣选，字叔右，号孟枚，别署佛桑馆主，以荣孟枚作为他的敬称。

除了那些上层旗人文雅的敬称，吉林中下层旗人还借用了汉语“大人”这个词汇，用以对尊长（绝大多数旗人为职业军人）的敬称。这种称呼的结构与北京称“爷”的方式类似，由名字中的首字加排行，加大人组成。这种例子在吉林有很多，如曾在朝中做官，退隐吉林后参股福源馆的“俊六大人”；如曾在将军衙门做官，死后葬在今天儿童公园吴家坟的“庆四大人”；如在将军衙门做主事，家住莲花泡外依兰岗的“常三大人”……

随着关内移民在居民中的比例不断攀升，吉林城逐步由木城军寨变成边外都市、水旱码头。旗人对上级“某某大人”的称呼，已经不能涵盖工商业日益繁盛的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外交流的频繁，让北京旗人称“爷”的习惯在吉林城具备了普及的基础。

乌拉街房屋齐整的市街旧影

吉林旗人对“爷”的理解

作为清代柳条边外第一重镇，松花江全流域直到黑龙江下游广袤地区的中心城市，加之城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直接隶属京城内务府的特殊关系，使得吉林城与北京的各种交流非常频繁。另外，清代关内遇有大型战事，常调遣吉林驻防旗人入关作战，因功留在京城任职者众多，其中一些退职者选择荣归故里，带回了不少北京旗人文化。嘉庆年间，又有数千北京旗人被安置到吉林北部的双城堡（现归黑龙江省管辖）屯垦，吉林旗人与北京旗人的文化距离无疑拉得更近了。

在与北京旗人的文化交流中，称“爷”的习惯也被带到了吉林城。和北京旗人的习惯一样，“爷”的称谓跟辈分没有一毛钱关系——吉林旗人称呼爷爷为“玛法”（mafa），奶奶是“纳纳”（nene）。有人说满语外祖父为“爷爷”，这与吉林地区存在差异。吉林地区外祖父的称呼用穆麟德记法写作goromafa，并不是yeye。“爷”只是一种在旗人社会里被普遍使用的尊称。

清代中后期开始，吉林旗人受汉文化影响越来越深，许多旗人取名也大多采用汉字名，首字多为吉、祥、喜、庆之类的文字。旗人们会以首字代姓使用，于是旗汉杂处的吉林城内外，手有权柄的为官者还是被称为庆四大人、俊六大人，而与“权贵”沾亲带故的苏拉（满语闲人），或者恃勇称霸的旗丁马甲（八旗底层士兵）则被普通百姓称为祥三爷、桂五爷，以示敬畏。

直到晚清时期，吉林地区仍有不少旗人以满语取名，或杂糅满汉双语取名。他们如何称“爷”，我了解得不多。有人说是以表字（表字基本上是汉语词汇）中的首字取名，可没有找到确实的例证。不过我听闻一位生于晚清叫富明阿的旗人，并没有按照大排行被尊称为富八爷，而是被尊称明八爷。且其家族同辈大排行里，并没有人用“富”为冠字取名。由于不清楚这种称呼的使用渊源、具体语言环境，因而还不能确认这种“随机”从名字里选字“称爷”的方式是否具有普遍性。

电影《神鞭》中的地痞“玻璃花”自称三爷

和北京旗人一样，如果关系熟络，在“街面儿”上晃荡的吉林旗人会以“某爷”作为亲密的称谓。然而再怎么熟络，爷还是爷，就如同立在吉林城庙堂内的关老爷、土地爷、城隍爷一样，少不得一份威严。因为这份气势，吉林方言里甚至派生出一个词汇“爷态”（“态”在口语里无声调），用以表示厉害、凶悍、不好招惹。这些做派爷态的人和球子不一样，球子有勇力没势力，关键时可与之一搏；那些“某某爷”则有着或明或暗的势力撑腰，对他们最好敬而远之（我童年听长辈说过解放前的河南街有许多横掐文明棍的家伙，特别爷态，碰面时要离得远些）。久而久之，“某某爷”在吉林口语里也由敬畏感十足的泛称，不知不觉多了一丝江湖味。

电影《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江湖人称“三爷”

对于称呼某人为“某爷”在吉林旗人中得以普及，还有一种吉林本地的说法。据吉林市满语学者胡彦春先生说，“小檩子”在满语里读作ye。檩是房屋构件中挑起椽子的“横”木，虽然没有栋梁、立柱那么重要，但作用也不容小觑。旗人称呼某人为“某爷”时，包容了某人在某个空间，是具有挑起椽子的檩子的意味，“某爷”的称呼也因此顺畅地被吉林旗人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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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感谢胡彦春先生（网名：乌拉人）对我撰写此文提供的无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