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市城区抗日地下烽火（二）：堪称噩梦的“吉林五七”事件

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1933年初，虽然日伪当局对吉林城反满抗日活动大肆镇压，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吉林城城区，吉林党组织还是卓见成效地发展着。当时，吉林城区党员已经增加到13人，团员增加到20多人。对工人、学生的宣传工作和支援吉林南部抗日武装，也可谓有声有色。然而由于当时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对东北地区革命情况的复杂性了解不足，在1932年6月24—26日于上海秘密召开的北方会议（全称中共“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上，与会临时中央的领导还是本着“左”倾教条主义的观点，对满洲、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区党的工作进行了否定。会上尤其指责东北地区党的工作“在新抗日民族革命高潮面前无能为力，丧失了促进革命发展的大好时机”。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式，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主持会议的临时中央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扩大抗日宣传鼓动，并积极建立苏维埃政权。

冯仲云

1933年4月20日，满洲省委为贯彻中央北方会议的指示，决定在东北几个中心城市举行“红五月运动”，号召群众以游行、示威等方式纪念5月9日“国耻日”（1915年5月9日，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21条）。1933年4月底，满洲省委冯仲云同志（解放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兼华东水利学院院长）去磐石传达中央1933年1月26日指示信，路经吉林城时，向吉林特支传达了省委的要求。在李维民的家中（李家园子）由满洲省委巡视员张弓召集吉林城的党、团员，具体部署这次行动任务。张弓亲自起草了题为《为“五七”“五九”国耻纪念告同胞书》的传单稿，责成吉林特支用64开三色油光纸油印成传单。计划5月6日晚由吉林特支党、团员在东关、西关、城内一起散发。然而在错误的冒进战略指导下，出现战术失误不过是时间问题。5月6日晚间行动当晚，纰漏便一个接一个开始出现了。

吉林城东莱门

首先是在1933年5月6日晚19时，负责在东关地区散发传单的吉林一中党、团员没有按规定行动，提前散发了传单。当时街道上行人较多，散发传单立刻引起了混乱。喧哗声也引起东莱门内伪警察四分所巡警的注意，伪巡警杨青山接到有学生装扮的人撒抗日传单的报告，马上带人在街道上搜寻嫌疑人。

伪吉林警务厅建于1932年，该建筑现在仍存

晚20时，在天主教堂附近的江沿胡同，杨青山等人与按计划到东关督导散发传单情况的吉林特支宣传委员金景、一中团员郭连郊（后改名郭锋，八十年代曾任辽宁省委书记）遭遇。由于金、郭二人是学生装扮，立刻被伪警当作嫌疑人带回分驻所盘查。由于疏忽，金景竟随身携带了尚未销毁的传单底稿，当场被伪警搜出。杨青山觉得事关重大，马上把金、郭二人转押到伪朝阳警察署，随即，又把金、郭二人转押至伪吉林警务厅。

伪吉林日本宪兵队位于新开门外路南

鉴于当晚吉林全城都发现了大量反日传单，伪吉林警务厅觉得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反日事件”，担心侦办过程中出现纰漏，又将金、郭二人送到日本宪兵队。随即，日伪军警开始全城大搜捕，重点是金、郭二人所在的吉林一中。

1933年，吉林一中位于新开门里旧崇文书院前院

在于保合（原国家三机部物资局顾问）的回忆文章《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作为当时大搜捕的亲历者，他回忆道：1933年5月6日晚，日本宪兵开始搜查吉林一中，由于床铺与金景、郭连郊相邻，拂晓时，于保合和于克（解放后担任过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被宪兵逮捕，关押在审讯金景的隔壁。5月7日，日伪开始审讯被捕学生。“起初金景不肯讲，日本人……重重打了金景两个耳光子。没骨气的金景……叛变了”。和金景不同，郭连郊虽遭受刑讯逼供，但始终没有招供。

不堪刑讯的金景不仅供出“红五月”行动方案，还供出了一部分党团员名单。5月7日，日伪军警在吉林城内大肆搜捕党团员。据《吉林市党史大事本末》记载，幸亏吉林特支及早发现情况有变，采取了果断措施，使得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巡视员张弓、付天飞等领导同志及吉林党、团特支的主要负责人李世超、关之忱、李维民、刘蛰、邓晓村等同志脱离虎口。但大多数在校就读的党、团员被逮捕。

这次虎口脱险中，付出最大的恐怕非李维民莫属。《中共吉林市党史人物第一卷》记载：1933年5月7日，日本宪兵在吉林大搜捕。李维民上午焚烧了文件，转移了油印机，送走了冯仲云，随后躲藏在亲属家。扑空的日本宪兵毒打了李维民的母亲，踢死了李维民六岁的儿子。李维民有家难回，只好化装成铁路工人，取道沈阳，再折返到达哈尔滨。

仔细阅读相关史料，关于金景的叛变，于保合的描述恐怕过于简单。从5月6日晚被捕开始，金景应该遭到多次刑讯，开始时金景应该没有招供，否则，6日当晚不会缺乏针对性地对学生搜捕，更不会使更大规模的搜捕拖延到第二天上午。另外，从金景只供出“一部分”党团员上看，也大致可以判断这名年轻的中学生还没有彻底疯狂。于保合听到的那两个耳光子，极有可能是击垮金景最后心理防线的临门一脚。然而无论怎样，历史就是历史，正是金景的招供，吉林特支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伪吉林地方检察厅

“五七事件”发生后，吉林各界反响强烈，整个社会舆论对被捕学生持同情态度。被捕吉林女中学生率先由该校校长出面保释，其他被捕学生和群众也陆续被保释。最终只有冯毓生等12人被移交伪吉林地方检察厅。9月伪吉林高等法院对12人分别进行了宣判。但大多数人不服判决，以各种理由上诉，最终又有6人被取保释放，另有3人被减刑。反倒是金景被维持了有期徒刑10年的判决，是12人中刑期最长的一个。至此，吉林党史上的“五七事件”告一段落。

伪吉林高等法院

作为吉林党史的一件大事，“五七事件”对吉林党组织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因该事件，导致大多数骨干党员离开了吉林城，被捕党、团员被营救出狱后，因身份暴露，也大多选择投奔异地。在1933年冬天中共满洲省委培训宋慎德和郑国忠二人，并委派他们回到吉林城重建党组织。重建的吉林特支一改过去“党团互通、人员互知、动辄要求集会游行的做法，采取了单线联系”（《吉林市发展史略》），但随着1934年郑国忠因事去了沈阳，吉林特支在吉林城的活动基本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