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地理志》与东汉政区地理研究

《东汉政区地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东汉政区地理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此书不仅较为全面地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引入了断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方法，使得东汉政区地理的研究达到了较高水平。我们知道，《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在研究汉代政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而《东汉政区地理》一书在处理东汉始建之时的政区问题时，几乎全部都是追溯到《汉志》这一断面之上。诚然，新莽末年，不论是更始政权，还是刘秀政权，都是以复汉为己任，天然地具有恢复汉代制度的一面[①]，其中，也包括恢复汉代的行政区划。

  然而，《汉志》反映的是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九月的郡国县邑名目[②]，而至始建国元年新莽代汉，西汉正式灭亡，中间相差有年，这一时期的郡县变迁一直在延续不断。由此则提出一个问题，即东汉始建之时，继承的是元延三年九月的《汉志》断限，还是西汉灭亡之时的行政区划？由于《东汉政区地理》一书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笔者在此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相关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东汉始建之时承袭的政区断限

《汉书·王子侯表》载，平帝元始元年二月，封楚思王子誉为梧安侯，八年免[③]。《后汉书·马严传》注引《东观记》云：

（马）余卒时，严七岁，依姊婿父九江连率平阿侯王述。明年，母复终，会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孙右扶风曹贡为梧安侯相，迎严归，养视之。至四年，叔父援从车驾东征，过梧安，乃将严兄弟西。严年十三至洛阳，留寄郎朱仲孙舍，大奴步护视之也[④]。

  据此可知，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年）仍然存在梧安侯国，只是由于《汉志》和《续汉书·郡国志》（以下简称《续汉志》）俱无梧安[⑤]，因而导致了这一县邑的湮没无闻，若不是《东观汉记》的记载，我们也很难看到这一珍贵的资料。历来研究汉代政区的基本都没有征引这条资料，其实，《东观汉记》所记载的梧安侯国，不仅印证了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复封宗室列侯诏书的可信性[⑥]，同时，由于梧安侯国为平帝元始元年（1年）所置，因而这一记载也侧面向我们传达了光武帝继承平帝时期行政区划的讯息。

除了上述梧安侯国的直接记载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两汉郡国县邑的变迁关系之中发现更多的例证。

《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载，殷绍嘉侯孔何齐，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二月封，后六月进爵为公，平帝元始二年（2年）更为宋公[⑦]。《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五年（29年）二月，“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建武十三年（37年）二月，“以殷绍嘉公孔安为宋公” [⑧]。光武帝的这一举措，愈发可以证实东汉始建之时，光武帝在恢复汉代政区之时，应当遵循了平帝时期的制度。

《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载，高安侯董贤，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八月封，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坐为大司马不合众心免，自杀；表注朱扶[⑨]。此处的朱扶与高安，向来无考，如清人全祖望即认为：“高安，本表曰朱扶，胡三省曰朱扶无可考。”[⑩]因而高安侯国的地望也无有确知，东汉刑徒砖文载：“永元四年九月十四日，无任陈留高安髡钳朱敬墓志。”[11]据此条砖文的记载可知，高安应属陈留郡，至和帝永元四年（92年）时犹存[12]。这一记载也表明朱扶县在西汉末年新置，为陈留郡的属县，并延续至东汉初期。

《汉书·王子侯表》记载，金乡侯不害，东平思王孙，平帝元始元年二月封，八年免；方城侯宣，广阳缪王子，平帝元始二年四月封，七年免[13]。依据汉代王子侯国分封原则，“王子侯国一旦建立，又必须脱离原诸侯王国，别属相邻的汉郡”[14]，由于《汉志》为成帝元延三年的行政版籍，并没有记载这一信息，幸运的是，我们在《续汉志》中的山阳郡与涿郡分别发现了金乡县[15]和方城县，这也证实了平帝时期所分封的这两个王子侯国应当别属邻郡[16]，从而为东汉所继承[17]。

《后汉书·马援传》载：“前披舆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有四乎？”[18]《汉志》载有百三郡国，《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夏四月，立代孝王玄孙之子如意为广宗王[19]，江都易王孙盱台侯宫为广川王，广川惠王曾孙伦为广德王。”[20]因而马援所见者只能是平帝元始二年之后的舆地图，马援此处乃建武六年（30年）左右规劝隗嚣部将杨广之言，更是明确指出了隗嚣以“二邦”当东汉之“百有四”，可见马援所见的舆地图极有可能即是东汉建武初年所用之舆地图。

此外，《东汉政区地理》一书在处理东汉始建之时的政区时，亦有区别于全书的几处例外：

1、《续汉志》梁国谷孰县，《汉志》不载。《后汉书·刘玄传》云，建武二年，光武帝封更始帝子歆为谷孰侯[21]。李晓杰据此怀疑谷孰县在西汉末年已置[22]。

2、《续汉志》魏郡曲梁县，不载于《汉志》魏郡之中。《续汉志》魏郡曲梁县下司马彪自注云：“故属广平。”《汉志》广平国确实辖有曲梁县。李晓杰认为：“《汉志》魏郡领县十八，乃西汉成帝元延、绥和之际的规模。平帝元始二年，广平郡为国，其原回属之王子侯国，此时依例复应别属。《汉志》广平国辖十六县，实应是成帝元延末年广平郡的领县状况。故《汉志》广平国下所辖的曲梁侯国，在元始二年时已不在广平国隶属之下。又因曲梁侯国在回属广平郡前别属于邻近之魏郡，故此时复应别属魏郡[23]。《续汉志》魏郡下有曲梁县即是明证。”[24]

3、《续汉志》所载零陵郡十三城，与《汉志》零陵郡十县相较，多出《汉志》所无的湘乡、昭阳、烝阳三县。据《汉书·王子侯表》载，建平四年五月，哀帝封长沙王子昌为湘乡侯。元始五年（5年）闰月，平帝封长沙王子赏为昭阳侯，景为承阳侯[25]。周振鹤认为《续汉志》零陵郡辖有湘乡、昭阳（分昭陵置）、烝阳（即西汉承阳）三县，王子侯封后别属汉郡，因而三个侯国应在分封之后由长沙别属零陵，一直延续到东汉[26]。李晓杰采用周振鹤的观点：“《续汉志》所载零陵郡之领域状况，其实早在西汉末年即已形成，东汉初年只不过将此状况重新正式肯定下来而已。”[27]

由以上例证可知，虽然《东汉政区地理》全书在考证政区变迁时，基本都追溯至《汉志》这一断限，但是也存在上述的几处例外。其中除梁国谷孰县建置于西汉末年，确年不详外，曲梁别属魏郡的时间在平帝元始二年，湘乡别属零陵郡的时间在哀平建平四年，昭阳、烝阳别属零陵郡的时间在平帝元始五年，由此可见《东汉政区地理》在处理某些县邑的变迁时，采用了西汉末年哀帝、平帝时期的区划信息。

由此我们发现，光武复汉之后，在政区建置方面，并不仅仅是采用《汉志》这一区划信息而已，同时，也采用了《汉志》之后变化了的政区信息，虽说成帝元延三年之后的政区变迁较小，但是也有诸多为光武帝继承之处。尤其是光武帝采纳了平帝元始五年的郡县变迁，因而光武帝复汉之时，应当采用的是平帝时期的政区建置，即李晓杰所言之“重新正式肯定下来”。

  此外，光武帝在祭祀制度上亦采纳了平帝元始之制，似乎也透露出其复汉之初沿袭平帝时期规制的痕迹。《续汉书·祭祀志》中保留了光武帝时期的祭祀制度，《续汉书·祭祀志上》云：“建武元年（25年），光武即位于鄗，为坛营于鄗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建武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甲午，禅，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山川群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28]

  《续汉书·祭祀志中》亦云：“北郊在洛阳城北四里，为方坛四陛。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别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坛上，地理群神从食，皆在坛下，如元始中故事。”[29]

由以上考证过程不难发现，虽然现今保留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材料较少，但是通过这些蛛丝马迹，我们依然可以捕捉到光武帝在复汉之时，恢复的应该是平帝元始时期的行政区划，而非《汉志》记载的成帝元延三年的行政版籍。

二 《汉志》之后的沿革变迁

  由上述研究可知，光武帝复汉之初承继的是平帝时期的行政区划，那么《汉志》以后出现的郡国县邑变迁究竟如何？新出《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西汉部分，已经对哀平时期的政区变迁进行了相关考辨，但是其中仍然存在一些疏误之处，在此，仅就相关资料进行增补考订，以期可以促进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的《秦汉卷》东汉部分，虽然对个别问题进行了修订，但是大部分观点依然沿袭了原来的思路，并没有与西汉政区地理进行衔接。下面则对西汉哀平时期的行政区划进行相关的考证。

（一）郡国沿革变迁

  首先是这一时期郡国的变迁，平帝时期增加了广德、广宗、广世三国，其余郡国只是郡国属性的转换，并没有其他增置郡国的存在。这一时期政区变化较多的郡国为梁国、定陶国、信都国、广平国、中山国，及其围绕五个王国变化而导致的邻郡变迁，下面即分别考述。

1、梁国

《汉志》梁国辖砀、甾、杼秋、蒙、己氏、虞、下邑、睢阳八县，《汉书·文三王传》载，元延年间“削（梁王）立五县”[30]，马孟龙认为梁国削县时间在元延三年九月之后，睢阳为梁国都城，而砀县乃历代梁王陵园所在，不可能削除，因而梁国若要同时辖有睢阳及砀县，必然辖有虞县[31]。又《汉书·翟义传》载，居摄二年（7年），“诸将东至陈留菑，与（翟）义会战”[32]，因而马氏据此推测，甾、蒙二县当入陈留，己氏、下邑当入山阳郡，杼秋当入沛郡[33]。

  严耕望认为《汉志》梁国首县为砀，应是由睢阳徙都砀县之故，并推测元延年间所削五县为梁国西部县邑：蒙、己氏、虞、睢阳、甾[34]，《秦汉卷》认同严氏的观点，并推测甾县别属陈留郡，己氏、虞别属山阳郡，睢阳、蒙别属陈留或山阳[35]。

  《后汉书·刘般传》载，建武九年（33年），封菑丘侯，后以国属楚王，徙封杼秋。永平元年（58年），以国属沛，徙封居巢侯[36]。据此可知，东汉初期，杼秋隶属沛国，而非梁国，这证明了西汉元延年间所削之县应当有杼秋，因而《秦汉卷》的观点有所疏误，这里暂依从马孟龙关于削县的观点。

  又，梁国在平帝时旋废旋复，《汉书·平帝纪》载，平帝元始四年（4年），梁王立有罪自杀。元始五年闰月，立梁孝王玄孙之耳孙音为王[37]。马孟龙没有对这一时期梁国的领域进行论证，笔者以为居摄二年陈留辖菑县，建武初年杼秋属沛国，因而二县不可能还属梁国，《后汉书·梁节王畅传》载，建初四年（79年），“以陈留之郾、宁陵，济阴之薄、单父、己氏、成武，凡六县，益梁国”[38]。据此可知《汉志》梁国之己氏县已经别属济阴，也不可能还属梁国，因而梁国在平帝元始五年复置之时，至多辖有砀、蒙、虞、下邑、睢阳五县之地。

  2、定陶国

  《汉志》济阴郡（实为定陶国）辖定陶、冤句、吕都、葭密、成阳、鄄城、句阳、秺、乘氏九县。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定陶王徙封信都，定陶国恢复为济阴郡[39]。

由于《汉志》记载元始二年济阴郡有户二十九万二十五，口百三十八万六千二百七十八；山阳郡则有户十七万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万一千二百八十八。然而济阴郡只有九县，而山阳郡却有二十三县，二者相差悬殊，因而这一特殊现象一直引起学者的怀疑。

  马孟龙认为建平二年定陶国除后，原属济阴郡的都关、成武、单父、薄四县，爰戚、邛成、成都、黄、甾乡五侯国皆回属，另有曲乡侯国、己氏县也于同时划入济阴郡，故建平二年以后济阴郡辖十四县、六侯国，山阳郡则余有八县、六侯国。[40]《秦汉卷》认为建平二年之后，哀帝建平二年，定陶国除，地入汉为济阴郡，山阳郡之黄、甾乡等侯国及己氏、虞、单父、薄等县遂改隶济阴郡[41]。

  《后汉书·马武传》载，建武四年（28年），马武别击济阴，下成武、楚丘[42]。可见光武帝建武四年，成武县应隶属济阴郡，又《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CWJ1ƒ：314载：“入书事，具簿。掾棠书言：作徒济阴成武髡钳庞绥等百六十八人刑竟，谨以本郡致书校计，应诏书，岁刑遣归田里。范、朗、崇叩头死罪。即日书谨到，辄实占：均所居高迁里。”[43]这一简文亦记载了东汉时期成武隶属济阴的事实，因而马孟龙对《后汉书·梁节王畅传》的分析是比较可信的。但是，实际上成都、邛成侯国分别在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8年）与哀帝建平二年国除，由于山阳成武，以至己氏县别属济阴，结合《中国历史地图集》成都的定位[44]，可知成都应当在绥和二年国除之后回属济阴郡，因而笔者推测邛成侯国应当亦在建平二年国除之后回属济阴。

3、信都国

  《汉志》信都国（实为信都郡）辖信都、历、扶柳、辟阳、南宫、下博、武邑、观津、高隄、广川、乐乡、平堤、桃、西梁、昌成、东昌、修十七县，户数六万五千五百五十六，口数三十万四千三百八十四。

  哀帝建平二年，复置信都国，《西汉政区地理》认为：“《汉志》信都属县十七，应表示元延绥和间信都郡（而不是信都国之领域）……哀帝建平二年复置信都国之后，《汉志》十七县中有六个王子侯国当别属汉郡，故实际上元始二年之信都国之多只应有十一县之地。”[45]《秦汉卷》则认为建平二年信都国，当仅有6—7县地而已，疑即为信都、扶柳、下博、辟阳、高隄、武邑、观津。观信都邻郡，河间为国，钜鹿二十县不过十五万户，其中尚包括得自广平郡之县，唯清河十四县有户二十万，故疑信都余地皆入清河郡[46]。按其文中县邑表述，实则为桃、乐乡、平隄、昌成、西梁等别属巨鹿郡，历、南宫、广川、修、东昌等别属清河郡[47]。马孟龙根据侯国的表注认为建平二年，乐乡、平堤、桃、西梁、昌成、东昌六个侯国别属巨鹿郡，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昌成侯国除，回属信都[48]。

  除了历、南宫、广川、修昌等县邑外，《秦汉卷》与马孟龙的歧义之处主要在于昌成、东昌二侯国。昌成侯国虽然在哀帝建平二年国除，但是在平帝元始元年二年再次建立侯国[49]，《后汉书·刘植传》载：“刘植字伯先，巨鹿昌城人也。”[50]刘植乃光武帝时期的将领，由此可知，在建平二年信都为国之后，应当别属巨鹿，并且一直隶属巨鹿，不曾回属信都。

  关于东昌侯国，马孟龙认为《中国历史地图集》[51]关于东昌侯国的定点有误，应在清河、信都之间[52]，因而建平二年信都为国时，东昌侯国不可能别属巨鹿郡，应当别属清河郡为是。

  至于《秦汉卷》考订的历、南宫、广川、修昌等县邑是否一并别属清河郡，目前并没有太多的证据，暂从。

4、广平国

  《汉志》广平国（实为广平郡）辖广平、张、朝平、南和、列人、斥章、任、曲周、南曲、曲梁、广乡、平利、平乡、阳台、广年、城乡十六个县邑侯国，户数二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口数十九万八千五百五十八。

  哀帝建平三年，立广德夷王弟广汉为广平王[53]，《西汉政区地理》认为平帝元始二年广平为国，至多只宜有八县之地，即广平、南和、列人、斥章、任、广年、曲周、朝平[54]。《秦汉卷》则认为：“广平国仅得三县（广平、斥章、曲周）之地，广平余县疑皆属魏郡”。[55]不过巨鹿郡却云“（建平）三年，南曲侯国来属”[56]，乃疏误所致。

  《后汉书·吴汉传》载，建武二年，“帝使使者玺书定封汉为广平侯，食广平、斥漳、曲周、广年，凡四县”[57]。光武帝初年，曾经多次分封食邑多县的侯国，但是这些县邑全部都统属于同一个郡[58]，因而此处广平、斥漳、曲周、广年等四县应当同在广平郡，这里承袭的应该也是西汉末年广平国的区域，因而《秦汉卷》的推论应当有误，结合广平国的户口数量，笔者怀疑建平三年广平国或只辖有广平、斥章、曲周、广年四县之地。

5、中山国

  《汉书·成帝纪》载，成帝绥和元年，益中山国三万户[59]。《西汉政区地理》提出所益封的三万户应为北新成、安险、安国、陆成、薪处五县[60]。马孟龙则倾向于认为绥和元年的益封三万户应当在宣元之世中山国绝而复封之时[61]。

  《汉志》篇末总论十二国分域云：“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62]《汉书·外戚传》云，平帝时，“其以中山故安户七千益中山后汤沐邑” [63]。《汉志》北新城属中山国，故安属涿郡，因而《汉志》篇末所记载的时间应当在《汉志》断限之前，故而《秦汉卷》认为：“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成帝复置中山国，信都王徙为中山孝王，此乃元帝建昭五年后中山最大之变迁，疑即以此年因中山地狭户少，遂取涿郡北新成、安险、安国、陆成、新处益中山。”[64]结合《汉书·外戚传》“中山故安”的记载，因而故安县应当在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益封的三万户之中，《秦汉卷》进而推测范阳、蠡吾、谷丘亦是益封之地[65]，则颇有危险之处。

（二）县邑变化

  关于《汉志》中记载的侯国数量，马孟龙已经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了其中缺注、误注的侯国，因而《汉志》中的侯国总计应该为225个[66]。其中有209个侯国延续至新莽代汉，东郡乐昌[67]，汝南郡成阳、定陵，山阳郡黄、邛成、成都，涿郡成，勃海郡童乡，平原合阳，千乘郡高昌，北海郡上乡，琅邪郡高阳、伊乡，东海郚乡，临淮郡乐陵，信都郡昌成等16个侯国则在此之前国除[68]。

  成帝元延三年以后新置、复置的侯国，总计136个，其中表注信息明确，或者县邑属郡明确可考者，总计为51个[69]，见下表1：

表1

注：据《汉书》相关侯表绘制。

  关于表1中的侯国，依据《秦汉卷》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其缺释、误释的一些问题说明如下：

  1、河东平阳侯国，哀帝元寿二年绍封，《秦汉卷》河东平阳，虽然依据这一记载，但是却将平阳侯国复置的年代定为公元元年[70]，实际应为公元前一年，应为笔误。

  2、陈留高安侯国，参前述考证结果，不再赘述。

  3、颍川舞阳侯国，平帝元始二年绍封，《秦汉卷》遗漏，当补。

  4、汝南承阳侯国，平帝元始元年三月封，表注汝南，《秦汉卷》遗漏，当补。

  5、汝南长平侯国，哀帝元寿二年五月封，表注济南，《秦汉卷》以为当是汝南之误[71]，可从。

  6、沛郡殷绍嘉，成帝绥和元年二月封，表注沛，《秦汉卷》遗漏，当补。

  7、济阴秺侯国，平帝元始四年绍封，《秦汉卷》在元始二年，误[72]。

  8、山阳成都侯国，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绍封，《秦汉卷》遗漏，当补。

  9、山阳杨乡侯国，哀帝建平二年四月封，《秦汉卷》遗漏，当补。

  10、山阳金乡侯国，平帝元始元年二月封，由东平国来属，《秦汉卷》无，可补。

  11、山阳褒鲁侯国，平帝元始元年六月封，表注南阳平，应是《汉志》山阳郡南平阳之误，《秦汉卷》遗漏，当补。

  12、山阳褒成侯国，平帝元始元年六月封，表注瑕丘，《秦汉卷》遗漏，当补。

  13、泰山德侯国，哀帝元寿二年五月绍封，《秦汉卷》误以为公元元年，误[73]。

  14、济南营平侯国，平帝元始中绍封，《秦汉卷》遗漏，当补。

  15、琅邪汜乡侯国，成帝绥和元年始封，《汉书·何武传》载，绥和元年，“（何）武更为大司空，封汜乡侯，食邑千户。汜乡在琅邪不其，哀帝初即位，褒赏大臣，更以南阳犫之博望乡为汜乡侯国，增邑千户” [74]。《秦汉卷》认为成帝绥和元年始封时即在南阳[75]，误，应当是哀帝建平元年之后徙封南阳。

  16、琅邪扶德侯国，平帝元始元年二月封，表注赣榆，《秦汉卷》遗漏，当补。

  17、临淮扶平侯国，平帝元始元年二月封，表注临淮，元始四年国除，《秦汉卷》遗漏，当补。

  18、勃海童乡侯国，平帝元始五年绍封，《秦汉卷》无绍封[76]，误。

表1中的51个侯国，河东平阳、绛，颍川舞阳，汝南阳安、长平、赏都（即宜禄），南阳博山，山阳成都、邛成，济阴秺，勃海童乡，平原合阳，临淮乐陵，零陵昭阳（即昭陵）、承阳等15个侯国，皆为《汉志》所载，山阳成都、邛成，勃海童乡，平原合阳，临淮乐陵等5个侯国在《汉志》中亦为侯国，其余10个县邑则发生了县邑性质的改变。在剩余的35个侯国中，南阳之平周、新成、高乐、阳新、宜陵，沛郡孔乡、方阳，山阳之杨乡，东莱之堂乡，临淮扶平等10个侯国在平帝元始五年之前国除[77]，因而至新莽代汉，相比《汉志》增加25个新的县邑，35个新的侯国。

  在剩余的85个侯国中，严乡、武平、汝昌、武安在此期间曾经复置，实际只有81个新的侯国。按照其侯国属性，大体可以分为王子侯国与非王子侯国两类。为了论述方便，分别绘制表2、表3如下，其中“《汉志》”一列表示侯国名目在《汉志》中存在的情况，“备注”一列主要是为了记录该侯国是否存在重名侯国，若是，则相应标示√，并在其后的括号内注明这些侯国的最终属郡。

表2：王子侯表

注：据《汉书》相关侯表绘制。

  我们知道，王子侯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分封之后一般应当别属邻郡。《秦汉卷》则认为：“平帝元始元年广置侯国封东平、楚、淮阳王子，乃施恩于此数国，非以推恩令而置，故其地皆在汉郡中。”[78]

  《汉书·平帝纪》载，元始元年，“封宣帝耳孙信等三十六人皆为列侯”、“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者，复其属，其为吏举廉佐史，补四百石” [79]。王莽秉政之初，持续采取优待刘姓宗室的做法，《汉书·王子侯表》亦载：“元始之际，王莽擅朝，伪褒宗室，侯及王之孙焉；居摄而愈多，非其正，故弗录。旋踵亦绝，悲夫！”[80]于此愈加可见平帝元始元年封置的特殊性，即“侯及王之孙”，西汉时期的王子侯国基本都是封予诸侯王之子，平帝元始元年则扩大到诸侯王之孙，尤为殊异。另外，楚、淮阳、东平等三国领域较为狭小局促，确实不足以封置36个王子侯国，因此汉廷完全有可能将此36个侯国封置于汉郡。

  《秦汉卷》大胆打破这一成例，并进而据此考证出了20个侯国的属郡，分别为陈留外黄、平陆，汝南成阳，南阳新城、高乐，江夏安陆，沛郡釐乡、陵阳，魏郡成陵，涿郡阳兴，平原平纂，泰山平邑，齐郡西安，琅邪伊乡、胶乡，东海郚乡、承乡、合昌、就乡，临淮乐安。通过表2可以发现，以上20个侯国，除了陈留外黄、江夏安陆、齐郡西安乃《汉志》的县目外，其余17个侯国皆是之前封置的侯国。

  据表2可以发现，平帝元始元年封置的王子侯国中，具有这种属性的侯国，还有宜陵、高阳、平通、昌城等，因而总计为24个此种属性的侯国，平帝元始元年总计封置37个王子侯国[81]，所占比例相当之高，因而笔者认为《秦汉卷》的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可取性，至于剩余12个此种类型的侯国是否具有一致性，还有待进一步的证明。其中，见于《汉志》记载的有东海郚乡、承乡、合乡，汝南成阳，江夏安陆，陈留外黄，琅邪高阳、伊乡、胶乡，齐郡西安，信都昌城等11个县邑，因而应当增加了25个新的县邑。由于其中的东海郚乡，琅邪高阳、伊乡，信都昌城等4个侯国为《汉志》所载，因而增加的侯国应为32个。

  此外，表2中的杏山侯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据《汉书·王子侯表》载，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封楚安王子成为杏山侯，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国除，同时还封置楚安王子不害为浮丘侯，亦在元鼎五年国除[82]。《秦汉卷》认为平帝元始五年封置的杏山侯国，应当是封置于沛郡之中[83]，实际上，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元鼎五年杏山、浮丘国除之后还属楚国，至平帝元始五年再次别属沛郡，笔者怀疑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哀帝建平二年，封置东平王子侯国严乡、武平，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父大逆，免。元始元年复封，居摄二年，东郡太守翟义立严乡侯信为天子，败死[84]。《秦汉卷》没有考证其侯国所在。《汉书·翟义传》载，居摄二年，“（翟）义与东郡都尉刘宇、严乡侯刘信、信弟武平侯刘璜结谋。……而（刘）信子匡复立为（东平）王，故义举兵并东平，立信为天子” [85]。东平国与东郡相邻，东郡太守翟义起兵之后之所以与严乡、武平侯联合，并能够很快“并东平”，应是二侯国在东郡境内之故，因而笔者推测建平二年封置的严乡、武平侯国，应当分封之后别属于东郡。

  此外，成帝绥和元年六月封广阳王子常得为方乡侯[86]，王恢认为即《汉志》广阳国之方城[87]。其实，从上文的考述可知，方城侯国于平帝元始二年封广阳王子，因而此处的方乡，不应为方城，或是方城之乡邑，封侯后应当别属涿郡。

  由于以上60个王子侯国中，皆存续至平帝时期，因而新增加的县邑总计为49个，新增加的侯国为56个。

表3：非王子侯表

注：据《汉书》相关侯表绘制。

  表3中的非王子侯国总计21个，卢乡、成武见载于《汉志》，因而《秦汉卷》认为二侯国分别隶属东莱、山阳郡，可从。宣平侯国在平帝元始二年绍封，秦汉卷》无[88]，可补。此外，宜乡、汝昌侯国分别在哀帝建平元年与元寿二年国除，因而至新莽代汉之时，表3中新增加的县邑为17个，新增加的侯国为19个。此外，汝昌侯国，表注阳谷，显然阳谷为县邑，应是汉末增，《秦汉卷》无，可补。

  汉成帝元延三年郡国103个，县道侯国1578个，其中侯国225个，至新莽代汉之时，《汉志》中的侯国国除16个，因而侯国减至209个，县邑总量则减至1562个。

  汉成帝元延三年之后，新置王国三个，郡国数量增加至106个。封置侯国136个，有5个侯国重复封置，计有131个新置的侯国，除去侯国国除省并以及一些侯国与《汉志》县目一致以外，同时，需要考虑新置的朱扶、阳谷、谷孰、安民[89]四县，因而新增加的县邑为95个，新增加的侯国为110个，因而至新莽代汉时，总计应有县邑1657个，其中侯国数量为319个。

 三 东汉光武帝初年的政区

  结合上面的研究可以发现，在汉成帝元延三年之后，至新莽代汉之前，郡国县邑的变迁并没有停止，相反有诸多郡国及县邑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新莽代汉之后，将西汉的王国及侯国几乎全部废除，那么光武复汉之时，是否完全恢复了西汉平帝时期的王国及侯国呢？

 首先是郡国建置方面，西汉平帝时期的王国计有赵、广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间、广阳、胶东、高密、城阳、淮阳、梁、东平、鲁、楚、泗水、广陵、六安、长沙、广宗、广川、广德等22个王国，光武帝虽然使用了平帝时期的百六郡国，但是并没全部恢复这些诸侯王国，建武初年光武帝封置的刘姓王国如下表4：

表4：光武时期宗室封王表

注：据《后汉书》相关资料绘制。

  以上是对光武帝年间宗室封王的统计，首先对以上宗室诸王稍加说明。中山国封建较早，亦是光武帝统一较早的区域。据《后汉书·郭伋传》载：“建武四年，（郭伋）出为中山太守。明年，彭宠灭，转为渔阳太守。”[90]《邓晨传》载：“（建武）四年，从幸寿春，留镇九江。晨好乐郡职，由是复拜为中山太守。”[91]严耕望认为邓晨盖继郭伋任，逾八年迁汝南[92]。由此可见中山虽封为国，在建武四年以后其国并非国相治理，而是太守管辖。

  建武元年正月，故“真定王杨、临邑侯让谋反，遣前将军耿纯诛之”；五月，“故真定王杨子得为真定王”[93]。真定国的叛乱无常，肯定会引起光武帝的警觉，虽史籍不可考，真定国或与中山国相类，由太守治理。

  淮阳郡在建武元年九月至建武元年十二月封建为国，然而淮阳王刘玄未就国即被赤眉所害，此封国徒具虚名而已，并且此时淮阳非光武所有，建武二年，贾复“引东击更始淮阳太守暴汜，汜降，属县悉定” [94]。可见建武元年的淮阳郡应当还是为更始所有，光武帝所封只是拉拢更始人心而已。

  广阳郡在建武二年至建武五年封建为国，广阳王于建武五年“徙为赵王，始就国”[95]。太原王刘章，鲁王刘兴皆在建武二十七年（51年）始就国，并且在此之前都担任了地方县令及太守的职务[96]，虽为一国之王，亦不得其实。

  城阳国及淄川国在建武六年之前，一直被张步所占领；泗水国在建武六年之前，应当在刘永势力范围之内。长沙国相隔悬远，建武五年“于是（邓）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常、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97]。

  虽然这一时期光武帝分封了不少的诸侯王，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国家处于战乱状态，这些王国都是名不副实的。《续汉书·百官志》记载：

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王国之相亦如之[98]。

  根据《百官志》的记载，王国应当由国相治理，汉郡由郡守治理，但是经过考证可知，中山国的情况却是相反的。更有甚者，淮阳、淄川、城阳、泗水等国根本没有处于光武帝的管辖之下，这样的分封只能是徒有虚名。

  光武帝建武十三年，“省并西京十三国：广平属钜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99]。钱大昕认为应当是省并十国，其中的“淄川属高密”衍一“属”字，应当是淄川、高密、胶东属北海郡[100]。

  建武十三年省并“西京十三国”，时间在刘姓宗室诸王降爵之后，其实既然“西京十三国”，也意味着这些诸侯王国在东汉已经不复存在，六安国的例子更加鲜明，《后汉书·成武孝侯顺传》载：“（建武）八年，使击破六安贼，因拜为六安太守。数年，帝欲征之，吏人上书请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丧，亲自临吊。”[101]由此可知，六安虽说在东汉初年为王国，但是和中山国一样，由太守治理。

  由此可见，光武帝复汉之时，虽然沿用了平帝时期的百六郡国[102]，但是并没有恢复其旧有的王国建置，而是按照新的形势重新封置了东汉时期的诸侯王。那么东汉初年对于平帝时期县邑的继承情形如何呢？

  光武帝在复汉的过程中一直不间断地封置侯国。《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二年春，“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其显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鸿胪趣上，朕将差而录之” [103]。至建武十三年，《后汉书·光武帝纪》云，二月，“其宗室及绝国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夏四月，大司马吴汉自蜀还京师。于是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104]。光武帝在统一战争中最终分封侯国547个，数量之庞大，已经是两汉时期的最高峰。因而光武复汉之初不可能完全恢复西汉平帝时期的330个侯国，不然东汉将有一半以上的县邑成为侯国。那么，光武帝复汉之初，到底复置了多少平帝时期的侯国呢？

  前揭光武帝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诏书：“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愍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殁，属所上其子孙见名尚书，封拜。”《后汉书·张纯传》载：“建武初年，先来诣阙，故得复国。……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105]由此可见光武复汉之初，应该复置了一定数量的刘姓宗室侯国，前面讨论的梧安侯国即是其中一例。由于东汉并没有留下侯表，我们只能从一些残存的记载中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首先是刘姓宗室列侯的复置问题。《汉书·王子侯表》载，安众侯刘崇，居摄元年（6年）举兵，为王莽所灭。建武二年以崇从父弟宠绍封，建武十三年，侯松嗣。今见[106]。《汉书·王子侯表》载，海昏侯刘会邑免，建武后封[107]。海昏侯的复置应当亦在建武二年。宗室列侯复置的条件是为“王莽所废”，《汉书·王子侯表》载，新乡侯刘佟，元始元年上书言王莽宜居摄，莽篡位，赐姓王[108]。因而诸如新乡侯这样的侯国，是不会被复置的，然而史书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较少，目前较为肯定在东汉初年复置的宗室列侯只有安众、梧安、海昏等三个侯国。

  虽然《后汉书·张纯传》载“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但是我们从相关记载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西汉时期封置的功臣及外戚恩泽侯，在东汉初年复置的资料，谨据相关记载绘制表5：

表5：

注：据《汉书》相关侯表绘制。

  由此可见，光武帝初年复置了至少13个西汉时期的非王子侯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侯国多数在光武帝建武二年复置，其中长罗、富平、平阿虽然复封时间不详，但是由其国除或更封时间，亦可推知三个侯国应当亦在建武二年复封。此外，建平、爰戚由于在光武帝统一战争中，曾经投降了梁王，因而不久之后即国除，这也透露出光武帝在复置非王子侯国时，也是存在一定的约束条件的。《后汉书·张纯传》载：“建武初年，先来诣阙，故得复国。……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光武曰：'张纯宿卫十余年，其勿废，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109]由于“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的限制，张纯只能由富平改封武始，并且减少了食邑数量。

  因此，笔者虽然认为东汉初建之时，恢复的是平帝时期的县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完全恢复其时的侯国，而是以刘姓宗室列侯为重点进行绍封，对于非王子侯国的绍封则有更多的条件限制，但是目前资料展示的东汉初年绍封的非王子侯国的数量却多于王子侯国。《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六年）六月辛卯，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110]由于建武六年省并了400多个县邑，这里面有大量的西汉时期的侯国，尤其是王子侯国，而东汉绍封宗室列侯的时间在建武二年，因而导致了诸多王子侯国的省并。

  虽然前揭光武帝建武十三年二月时“其宗室及绝国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这里的宗室列侯以及绝国封侯者，应当主要是指西汉时期的侯国而言，但是前面考证的东汉初年复置的王子侯国与非王子侯国，多数并没有延续至这一时期。相反，《后汉书·光武帝纪》既云，建武十三年二月，“长沙王兴、真定王得、河间王邵、中山王茂，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其以兴为临湘侯，得为真定侯，邵为乐成侯，茂为单父侯”。[111]这里的临湘、真定、乐成、单父显然都属于宗室列侯一类，但是这些侯国已经不是西汉时期的王子侯了。

  故而，虽然光武帝复汉之初承袭的是西汉平帝元始年间的政区，但是由上述考证可以发现，光武帝沿袭的更多只是郡国及县邑的名目，而非丝毫不差地沿用平帝时期的郡国县邑建置。由于光武帝复置西汉侯国的时间多在建武二年，而建武六年却省并了四百余县邑[112]，这也导致了诸多侯国的湮没无闻，增加了这一问题研究的难度，我们只能从《汉书》的相关侯表中窥视其中的一些残存记载。

 结论

  结合上述考证的结果，现将结论归纳如下：汉成帝元延三年九月之后，西汉的政区仍然在持续变化，并且这些变化被后来新建立的东汉王朝所继承下来，东汉初年始建之时，所沿用的政区建置应当是平帝时期的，而非《汉志》元延三年九月的行政区划。这里所指的沿用应是在郡国县邑数量方面的承袭，并非一成不变地完全照搬平帝时期的政区建置，而是根据东汉面临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毋庸置疑，《汉志》仍然是我们研究东汉政区地理的基础性文献，但是我们在利用《汉志》这一资料时，应当批判性地看待，尤其是在研究东汉政区地理时，不能简单地直接承袭《汉志》的记载，将《汉志》作为研究的起点。实际上，《汉志》记载的一些侯国在西汉末年已经省并国除，而《汉志》之后新置的一些县邑侯国反而在东汉时期保留了下来，缘此，我们需要对东汉时期的政区地理问题，尤其是东汉初期的政区地理，展开进一步的探究，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行撰文探讨。

注释：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及更始至洛阳，乃遣光武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十月，持节北度河，镇慰州郡。所到部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页。

[②] 关于《汉志》行政区划的年代断限，马孟龙有详细考证。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9~84页。

[③]《汉书·王子侯表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22页。

[④]《后汉书·马严传》，第859页。

[⑤] 梧安侯国应是光武帝建武六年所省并的县邑之一。“（建武六年）六月辛卯，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后汉书·光武帝纪下》，第49页。

[⑥] 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诏曰：“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愍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殁，属所上其子孙见名尚书，封拜。”《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第31页。

[⑦] 《汉书·外戚恩泽侯表》，第709页。

[⑧]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第38页。《后汉书·光武帝纪下》，第61页。

[⑨] 《汉书·外戚恩泽表》，第713页。

[⑩] （清）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二十五史补编，上海：开明书局1936年影印本，第1285页。

[11] 黄士斌：《汉魏洛阳城刑徒坟场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第43页。

[12] 马孟龙认为《汉书》侯表所注的县邑在东汉和帝时期仍然存在。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第41页。

[13] 《汉书·王子侯表下》，第509、522页。

[14] 周振鹤：《 汉书·王子侯表 笺正》，《周振鹤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15] 《后汉书·范式传》载，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建武年间为荆州刺史、庐江太守。这条材料愈加可以证实金乡县在东汉初年被继承下来的事实。《后汉书·范式传》，第2676~2679页。

[16] 平帝元始元年封置的楚、淮阳、东平36个王子侯国，皆为宣帝之后，乃是王莽施恩刘姓宗室的举动，因而不排除金乡侯国直接分封于汉郡的可能，参见后文关于平帝元始元年王子侯国分封的相关论述。但是不论金乡侯国直接分封于汉郡，或者分封之后别属邻郡，都不影响金乡县为东汉初年继承的事实。

[17]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金乡、方城在西汉末年别属邻郡这一现象，参拙著：《 东汉政区地理 县级政区补考》，《南都学坛》2016年第2期，第2、4页。李晓杰根据《后汉书·范式传》认为金乡县至迟于建武初年已经设置，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广阳省并入上谷，广阳属县方城此时来属。参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110页。新出版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已经根据笔者的考证，修订了这两处的表述，同时认为与方城侯国同时分封的当阳、广城侯国亦在此时别属涿郡，暂从。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15、818页。为了与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相互区别，以下凡征引《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皆简称为《秦汉卷》。

[18] 《后汉书·马援传》，第833页。

[19] 钱大昕认为《续汉志》巨鹿郡广宗县即是其地，如此则平帝元始二年广宗县已经存在，东汉建立之时则予以继承。（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20] 《汉书·平帝纪》，第353页。

[21] 《后汉书·刘玄传》，第476页。

[22]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34页。

[23] 周振鹤亦曾指出，平帝元始二年广平为国，至多只宜有八县之地，即广平、南和、列人、斥章、任、广年、曲周、朝平。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

[24]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84页。

[25] 《汉书·王子侯表下》，第519、523页。

[26] 周振鹤：《 汉书·王子侯表 笺正》，《周振鹤自选集》，第214~215页。

[27]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209页。

[28] 《后汉书·祭祀志上》，第3157、3159、3170页。

[29] 《后汉书·祭祀志中》，第3181页。

[30] 《汉书·文三王传》，第2218页。

[31] 相关论述参马孟龙：《西汉梁国封域变迁研究（附济阴郡）》，《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第35页。

[32] 《汉书·翟义传》，第3435页。

[33] 关于其中详细的论证，参马孟龙：《西汉梁国封域变迁研究（附济阴郡）》，《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第35页。

[34] 严耕望：《汉书地理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600页。

[35]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73、274、280页。

[36] 《后汉书·刘般传》，第1304页。

[37] 《汉书·平帝纪》，第357、360页。

[38] 《后汉书·梁节王畅传》，第1675页。钱大昕认为此段记载有讹误，马孟龙已经进行了相应的考辨，认为这一记载反应的是哀帝建平二年之后的政区面貌。参马孟龙：《西汉梁国封域变迁研究（附济阴郡）》，《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第36~37页。

[39] 《汉书·定陶共王康传》，第3327页。

[40] 马孟龙认为爰戚、邛成、黄、甾乡、曲乡五侯国《汉志》属山阳郡，而《侯表》皆注为“济阴”，反应的是哀帝建平二年之后的情况，同时依据《后汉书·梁节王畅传》的记载，建初四年，“以陈留之郾、宁陵，济阴之薄、单父、己氏、成武，凡六县，益梁国”，认为建平二年由山阳郡回属济阴郡之侯国县邑为11个。马孟龙：《西汉梁国封域变迁研究（附济阴郡）》，《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第37页。

[41]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95页。

[42] 《后汉书·马武传》，第785页。

[43]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45~146页。需要说明的是，《后汉书·马武传》与《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CWJ1ƒ：314关于东汉时期济阴成武的记载，也能证明西汉时期山阳成武回属济阴的事实，即东汉初年继承了这一现象，也能说明东汉初年恢复的政区乃《汉志》之后的政区。

[44]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秦·西汉·东汉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0页。

[45]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90页。

[46]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396页。又清河郡云“哀帝建平二年（前5），信都为国，广川、修、历、南宫等县及东昌侯国复来属清河郡”，巨鹿郡云“哀帝建平二年，平隄等五侯国复来属”，则前后叙述矛盾。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390、405页。

[47]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397、398、399页。

[48] 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第51页。

[49] 《汉书·王子侯表下》，第514页。

[50] 《后汉书·刘植传》，第760页。

[51]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秦·西汉·东汉时期）》，第26页。

[52] 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第482页。

[53] 《汉书·哀帝纪》，第341页。

[54]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84页。

[55]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400页。

[56]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405页。

[57] 《后汉书·吴汉传》，第678页。

[58] 如高密侯邓禹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皆在北海；冠军侯贾复，食冠军、穰、朝阳，皆在南阳，胶东侯贾复食郁秩、壮武、下密、即墨、梃、观阳，皆在北海；安丰侯窦融食安丰、阳泉、蓼安、安风，皆在六安。《后汉书·邓禹传》，第605页；《后汉书·贾复传》，第666、667页；《后汉书·窦融传》，第806页。

[59] 《汉书·成帝纪》，第328页。

[60]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96页。

[61] 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第83~84页。钱大昕亦有类似的观点，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第152~153页。

[62] 《汉书·地理志下》，第1657页。

[63] 《汉书·外戚传下》，第4008页。

[64]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405页。

[65]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405页。

[66] 临淮郡开陵侯国，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六月绍封，王莽败绝。《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侯表》，第662页。临淮郡乐陵侯国，河平二年无后国除，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六月绍封，王莽败绝。《汉书·外戚恩泽侯表》，第698页。马孟龙没有指出其国除复置的情况，今增补于此，由于二侯国皆在《汉志》断限之前复置，因而并不影响《汉志》侯国的总数。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第96页。

[67] 周振鹤认为乐昌属汝南郡，《汉志》遗漏，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239页。马孟龙认为乐昌侯国始封在东郡，元延三年之后徙封汝南，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第94~95页。

[68] 马孟龙认为邛成、合阳等皆在新莽国绝，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第489、491页。实际上两个侯国中间有过绍封的情况，《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载：“右孝平二十二人，邛成、博陆、宣平、红、舞阳、秺、乐陵、都成、新甫、爰氏、合阳、义阳、章乡、信成、随桃、褒新、赏都十七人随父继世。”《汉书·外戚恩泽侯表》，第719页。

[69] 需要说明的是，南阳郡汜乡侯国乃由琅邪徙封，应减去1个；南阳新甫侯国，建平元年始封，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国除，元始四年绍封，应增加1个，所以表1中的侯国数量仍为51个。

[70]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51页。

[71]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65页。

[72]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93页。

[73]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304页。

[74] 《汉书·何武传》，第3484~3485页。

[75]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422页。

[76]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501页。

[77] 陈留高安侯国，虽然在哀帝元寿二年国除，但是据砖文所载，应当延续至东汉时期，故暂不将其作为国除之后省并的侯国。

[78]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90页。

[79]《汉书·平帝纪》，第349页。

[80]《汉书·王子侯表下》，第483页。

[81] 平帝元始元年封置的37个王子侯国，只有宰乡侯为鲁王子，其余皆楚、淮阳、东平王子，皆是宣帝之后，这里只将剩余的36个侯国作为考察对象。

[82] 《汉书·王子侯表上》，第436、437页。

[83]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69页。

[84] 《汉书·王子侯表下》，第518~519页。

[85] 《汉书·翟义传》，第3426页。

[86] 《汉书·王子侯表下》，第517页。

[87] 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年版，第326页。马孟龙的观点与之相同，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第519页。

[88]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1052页。

[89] 平帝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据此，安定郡在平帝元始二年应当增加安民一县。《汉书·平帝纪》，第353页。

[90] 《后汉书·郭伋传》，第1091页。

[91] 《后汉书·邓晨传》，第584页。

[92] 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

[93]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第28、29页。

[94] 《后汉书·贾复传》，第666页。

[95] 《后汉书·赵孝王良传》，第558页。

[96] 《后汉书·齐武王縯传》，第553页；《后汉书·北海靖王兴传》，第556页。

[97] 《后汉书·岑彭传》，第659页。

[98] 《后汉书·百官志五》，第3621页。

[99]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第61页。此处没有提及平帝时期封置的广宗、广川、广德三王国，应当是在此之前省并的缘故。

[100]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第187页。

[101] 《后汉书·成武孝侯顺传》，第566页。

[102] 《汉书·平帝纪》载，平帝元始四年，“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分京师置前煇光、后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国所属，罢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纪”。《汉书·平帝纪》，第357~358页。需要说明的是，平帝元始四年的这一举措，不仅不符合《马援传》百六郡国的记载，同时也不符合东汉初年的西北形势，西海郡应当在新莽末年已经废弃，至于“前辉光、后丞烈”二郡名，实属王莽时代的特有产物，并没有为东汉光武帝所承袭。

[103]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第26页。

[104]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第61、62页。

[105] 《后汉书·张纯传》，第1193页。

[106] 《汉书·王子侯表上》，第459~460页。

[107] 《汉书·王子侯表下》，第493页。

[108] 《汉书·王子侯表下》，第488页。

[109] 《后汉书·张纯传》，第1193页。

[110]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第49页。

[111]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第61页。

[112] 居摄元年，琅邪高陵，东郡严乡、武平，南昌侯国；更始元年，东郡阳平，汝南弋阳、宜春、安昌，东海武阳，临淮西平，南阳义阳等侯国皆国除，而其中的高陵、严乡、武平、南昌、安昌、武阳、西平，皆不见于《续汉志》的记载，应皆在国除之年省并，非建武六年省并也。

作者赵海龙， 原刊于《史学月刊》2018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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