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江山：近代化与中国大航海》出版 ：生动讲述千余年波澜壮阔的航海活动，呈现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大航海景象

书    名：文化的江山：近代化与中国大航海

作    者：刘刚、李冬君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3年3月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我国自先秦至明朝不同历史时期的沿海文化、航海活动以及海权思想的演进。

在古代中国里，以耕战和耕读为代表的江河农耕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以军马同体及牧战合一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与之互动交替，而沿海文化则处于边缘，未入传统史学的主流。作者摆脱了传统史观，从陆地出发，放眼海洋，跳出旧观念的束缚，从农耕文化转向海洋文化。

本书梳理了2000余年18000千米海岸线上的历史变迁，描绘了史诗般波澜壮阔的航海活动，呈现出生机勃勃的航海景象。自先秦以来，中国的航海活动大致分为东、南两路，以东夷、百越为海洋文化的主体。从秦皇到汉武，赵佗在汉武通西域之前，率先从海路通了西域。海路通西域，重在贸易，不以战争为目的。而汉武帝为古代中国出海开辟了一个大航海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卫温、诸葛直的航海远征为中国留下了第一部航海史料。到了唐代，杜环成为大唐航海第一人，他的《经行记》记下了地中海沿岸的诸多城市。宋代王安石从海洋看到了国家财富的增长，看到了比大运河还广阔的市场。而元代的汪大渊则被人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到了明清时代，郑和下西洋开辟了中国海权时代。随着欧洲人西来，西学东渐，沿海一带海洋文化入主，造就了新的中国文化。

作者胸怀世界格局，深挖史料，结合考古成果，对比了东西方两个截然不同的大航海时代，探究“海权”思想对统一不同经济体、整合跨海域的超级经济世界，以及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推动作用，展现出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大航海景象。

作者简介

刘刚，自由写作者，独立学术人，以市场经济安身，在文化江山立命。主要著作：《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自由的款式》《中国近代的财与兵》《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近代卷）》《回到古典世界》（以上均与李冬君合著），《中国史诗》。

李冬君，历史学博士，独立学者，主要著作：《走进宋画》《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乡愁的天际线》《思想者的产业》（合著）《载舟覆舟：中国古代治乱的经济史考察》（合著），译著：《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叶隐闻书》。《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国家人文历史》《新京报》等媒体专栏作家。

目    录

引言·发现文化的江山

第一章  古越中国海通

引子：海角苏东坡

一、夷越海通时代

1、沿海夷越文化——《轻重篇》与计然术

2、古越海权分布——内越与外越

3、古越王权变迁

二、汉越海通时代

1、汉越海权抱负

2、汉越海派文化（上）——游仙的海权意识

3、汉越海派文化（下）——琅琊方士的转化

三、吴越海通时代

1、桃源水浒亦山越

2、文化中国在金陵

3、莫道金陵帝王州

4、立个海权到广州

5、中国航海第一书

6、结义的政治转型

第二章  王朝中国海通

一、海通唐人时代

1、大唐海通与海权——市舶使的由来

2、两个帝国握手了——大唐与大食失落的一段往事

3、大唐重商主义的一次挫折——从怛逻斯之战谈起

4、一位大唐战俘的西海游历——重读杜环《经行记》

5、一位阿拉伯商人的大唐见闻——苏莱曼东游记

6、大唐盛世传奇的终结

二、海通举国体制

1、帝都的选择——向运河靠拢

2、王安石的国富论（上）——构造举国体制

3、王安石的国富论（中）——成就孔孟之道

4、王安石的国富论（下）——使帝国现代化

5、拟把温州做杭州

6、货币经济是险滩

7、汪大渊的遗憾

8、郑和的失落（上）——思想上少了个地圆说

9、郑和的失落（中）——西风带上的天时地利

10、郑和的失落（下）——国家蓝图的缺失

文摘：

一位大唐战俘的西海游历——重读杜环《经行记》

大唐航海第一人，应该就是杜环吧。他不仅到过南海，还到过西海——地中海，他的书，就是那本《经行记》，其中所记录的国家，有许多就在地中海沿岸。

可《通典》引《经行记》仅有1511字，杜佑何以未将全书收入？他只节选了这千余字，致使近人岑仲勉阅之喟然而叹曰：杜君卿与环既同族，不将《经行记》全部纳入《西戎典》，而使人莫窥全豹，是亦天壤间一恨事！

那杜君卿，也就是杜佑。杜佑介绍杜环是这样说的：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商贾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寥寥数语，才三十余字，对杜环参与“西征”后发生的一切，杜佑一概不提，仅以“至西海”三字统言之，致使其本人记事亦如其书《经行记》之“原书已佚”，亦可谓“本末皆失”。

杜环失落大食国十余年，这十余年，杜佑只字未提，怎么说呢？一个战俘有什么好说的。如果还为大食所用，做了叛徒，那就更没什么可说的了。至于他为什么回来，回来以后又去哪儿了，何以销声匿迹，且不知所终，这些问题，都是应该问一问的。

荣新江在《记唐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一文中，提到了“杨良瑶之选择广州作为出发地，也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了解杜环在阿拉伯地区的见闻和他回程所经的海路情况”。怎么了解？是面谈吗？跟谁面谈？是跟杜环谈，还是跟杜佑谈？

杜环回到广州是在公元762年，杨良瑶出使大食是在785年，其间已过二十多年，如果杜环还在，那就证明他已定居广州了，可杜佑明明说杜环“自广州而回”，那个“回”字表明，杜环回原籍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时杜佑正在广州，任广州刺史和岭南节度使，如果两人见面，这种可能性极大，不见反而意外。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断定，杨良瑶出使有可能随身带着《经行记》，作为他下西洋的地理和地缘政治的指南。

大唐开疆拓土，有两本游记起了重要作用：一本是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为大唐定西域提供指南；另一本就是杜环的《经行记》，为大唐向西海做了参考。前者进取陆疆，为大唐盛世开光，后者开拓海洋，把东亚和西亚用政治和贸易联系起来。连汉唐盛世都没做到的，却被逆势的唐中期做到了，千军万马没做到的，被一本游记做到了。

杜环归来是个意外。怛逻斯之战后，他是死是活，已无人晓。也许杜佑会去高仙芝那里追问，高亦必是无可奉告。过了十来年，某一天，他突然回来了，除了给家人一个惊喜，也要给国家一个交代，将十来年的行迹说个明白，也许这就是《经行记》一书的由来。由于原书已佚，我们无法从杜佑引用的资料里确认其行迹，好在宋岘有一篇《杜环游历大食国之路线考》，用阿拉伯文献做参照，将《经行记》的行迹考述出来。

宋岘追寻杜环在大食国的历程，可他的目光却转向一位大食人。那人就是大食国东道使艾布·穆斯林。此人在推翻倭马亚王朝过程中立有殊功，阿拔斯王朝创立之初，他手握重兵，也就是那支打败高仙芝军团的呼罗珊大军。

战俘的命运跟着财宝的线索走，先是跟着艾布·穆斯林走，于是，艾布·穆斯林所在的位置就成了确认杜环行迹的坐标；然后跟着阿拔斯王朝走，从呼罗珊走向亚俱罗，走到巴格达去。在王朝的动向里，杜环的行迹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宋岘对杜环在大食国的历程所提供的线索吧。他一上来就提到末禄国，为什么？张一纯笺注曰：此地为呼罗珊首府，黑衣大食之发祥地，艾布·穆斯林的故里。对艾布·穆斯林来说，还有比这里更重要的地方吗？他本应将这批中国财宝和中国人才送到亚俱罗去，献给阿拔斯王，为王所用，可他没这么做，他觉得自己作为阿拔斯王朝的开创者，有权享用这些来自中国的人、财、物。于是，他把那些人、财、物，统统带到自己老家，留为己用。他的军队沿着阿姆河向西行，先从撒马尔罕即康居到达亚梅国，再从亚梅国到达末禄国。

杜环在末禄待了多久？据宋岘推算，大约待了六年。这六年中，阿拔斯王朝换了四任东道使，加强了对呼罗珊军队的控制。杜环被俘以后，加入呼罗珊军，适逢西边摩邻国动乱，阿拔斯王朝征调呼罗珊军前往讨伐，杜环就成了一名随军记者。

《经行记》就是对漫漫征途所做的记录。宋岘认为，“《经行记》所言之地，皆应是杜环亲自游历过的”。这样一说，就出了问题。拂菻国呢？他去过吗？应该没去过。因为拂菻国亦即拜占庭，“胜兵约有百万，常与大食相御”，为此，拂菻曾多次遣使大唐，从贞观到天宝的一百多年间，前后凡七次，其欲与大唐结盟，令大食两面受敌。

拂菻与大食“相御”，说明两国处于战争状态。杜环随军游历，不可能进入拂菻，故其关于拂菻的记载，除了“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一句，是无须进入其国内，仅从外部就可以确认的地理位置，其余就是“鬼市”与“女国”之类的传闻。

此外杜环所言各国都在大食势力范围内，应该是他亲历过的。杜环随呼罗珊大军从末禄往摩邻国去，他发现“从此至西海以来”，波斯人和大食人“参杂居止”。因为大军走的是呼罗珊大道，它不光是一条连接和平城——巴格达到呼罗珊的有邮传驿站的官道，还是一条连接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历史通道。

这一路行来，杜环涉猎了文明古国的两个源头：一个是亚俱罗所在地的西亚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源此；还有一个就是北非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源此。

在古巴比伦文明的遗址上，一个新的帝国正在冉冉升起，那就是大食国。在《经行记》“大食国”里，杜环如是说，“大食一名亚俱罗”。但“大食”又是什么？张一纯笺注，诸说之中有这样一说：“阿拉伯”的意思为“明哲”，而波斯语则将“明哲”称为“大食”，中国人因波斯而知有“阿拉伯”，故因袭波斯人的称谓。当然，这是从文明上来说的，把大食说成了一个“明哲”的国度，这样的国度要建立在做学问上、求知上，一如其国之圣训：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只此一句，便道出大食对中国的向往。

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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