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敦愿丨鸡卣、貘尊和文物中的“食物链”

鸡卣与貘尊

商周鸟兽尊彝中的两件，究竟所象的何鸟与何兽，一直在引起我的注意，并为解开疑团而感到莫大的兴趣。

第一件是“鸟形卣”，又名“太保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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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鸡形卣

日本白鹤美术馆藏

这件铜器始见于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以下简称《通考》）的图版652，近年也收进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青铜器》上册（以下简称《全集》），图版198。据该书的《图版说明》，器高23.5厘米，有铭文“太保铸”三字，卣铭与传山东梁山出土的“太保方鼎”相同，时代为西周早期，此器早已流落海外，今藏日本白鹤美术馆。

此器的特征是“通体作鸟形，首顶有后垂的角，颔下有两胡”。这个鸟形很奇特，既非凤鸟，也不像是鸱鸮——前者头上有冠羽与华美的长尾（如《通考》图版691），此则短尾而戴长角；鸮尊往往也是短尾，与双爪鼎足而三，以便利放置，彼此相同，鸮尊偶尔也有戴角者（同上，687），但角短而作柱状，鸱鸮有毛角与眼盘，此则无眼盘而有胡。鸟形卣之角修长而后垂，铜器中绝未曾有，当出于想象，用以表示具有神圣的性质。

此卣之鸟形，除去抽象化了的三足（双爪与尾）与附加之双角而外，而双目之下的垂胡，与腹部的特别肥大，予人以深刻的印象。依我个人之见，这两点都是家鸡的特点。双目之下垂胡，就常见的家禽与鸟类而言，鸡最明显；鸟兽大腹，也是家畜与家禽共有的特点，这是久经驯养，并作为肉食对象长期培育汰选必然产生的结果。鸟形卣在处理动物形象与器物实用功能结合时，鸡冠被省略掉了，估计是为了不增加卣盖高度，以便利提梁的摆动，因此无以分辨雌雄，代以头上的长角；下冠部位的肉垂，雄者大而雌者小，现在特别加大加长，正显示这是一只姿态矫健的雄鸡，可作献奉于神祇的牺牲。鸟兽尊彝因实用方面的需要，腹部往往稍稍扩大，以便多所容纳，但这件鸟形卣却特加夸张，不同于一般。鸡腹较大，这在古代语言中是有证据的：“鸡”字隹从或从鸟，奚声。“奚”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大腹也”；又，“豨，生三月豚，腹奚奚貌也，从豕奚声”。既然猪仔大腹为豨，那么家禽之大腹者为鸡，也就有可能的了。由此也可显示古人观察事物的精密。

鸡形之可以装饰尊彝，也史有明文，如《礼记·明堂位》篇：“灌尊，夏后氏以鸡夷（彝），殷以，周以黄目”云云。夷即彝字，古代可以通用，“鸡彝”从字面上讲，应该就是作成鸡形的尊彝。《明堂位》篇详言礼乐器服的“三代”与“四代”异制，十分系统，并说“鲁兼用之”，这当然不能认为便是信史，还有待来日以历史、考古研究做科学地审核，严格地加以取舍，但鸟尊中确有鸡彝存在，并受到重视，则是事实。如果这件鸟形的卣，可以肯定为鸡彝的话，那就不仅是“夏后氏以鸡夷”，而且西周早期仍在制作与使用同类性质的器物了。

第二件是遽父己象尊。见于《通考》图版698，盖与器各铸铭文“遽父己”三字。时代可处于商周之际，今为谁人所藏不详，或已流落海外。此器名为“象尊”，实际上兽形却与象不类，究为何兽，也需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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遽父己象尊

传世的象尊，《通考》著录三件：一为此器，另两器为图版696的象尊与697的夔纹象尊，后者今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陈列馆，传说出土于湖南，事有可能。1975年湖南醴陵狮形山出土了一件商代晚期的象尊，为象尊第一次明确了出土的地点（《全集》图版115）。湖南于商周之际，多出形制特殊、制作精工而纹饰华美的青铜器；在中国古代，象以长江以南地区为多，这里常有象尊（也包括饰有象纹的青铜器）出土，也就事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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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尊 

美国弗利尔美术陈列馆藏

象尊少有，而象纹的运用则甚普遍，中原地区的商周青铜器上也很常见，尽管至少西周以来，北方已不复有象生存，而象纹还是相当盛行，甚至西周中期还偶有象尊的铸造（如《全集》图版25）。这显然是来自南方的文化影响。象纹一般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全同于象尊，象鼻外卷而上扬；一种则为下垂而内卷（《通考》上编，125～127页介绍数种）。前者写实，后者则已图案化了。但无论是象尊与象纹，还是象纹的哪一种形式，共同的特点都是：①长鼻利齿；②头部与背平齐，双耳外张；③四足均作柱状（图案化了的自然例外），等等。依此标准来考察遽父己象尊，名之为“象尊”就很牵强了：首先，此尊的兽形虽然也有突出之鼻，异于一般的畜兽，但与象相较，则又甚短，况且口中无牙外伸（虽说亚洲象之雌者牙不发达，然而也有）；其次，头颈较象为长，耳向后，形状与象不同，在塑造上，头部高过其背，象尊与象纹绝不见此种表现方法；第三，四肢短细而弯曲；第四，尾部特长而且结构特殊，等等。这些都与象尊、象纹全然不类，但过去所以被称之为象者，大约由于此兽也有较长之鼻，同时身短而体高，躯干显得庞大厚重，如此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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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象尊

湖南省博物馆藏

遽父己象尊兽形既然与象无干，所本又应为何种动物？依我个人之见，自然界唯有貘可与之相近。貘是生长在热带密林多水地方的一种食草类动物，其形体略近于犀而较矮小；体长1.8～2.5米，肩高0.75～1.2米，体重在225～300公斤。最突出的特征在鼻：鼻端没有角，向前突出很长，还能自由伸缩，对照“遽父己象尊”兽形也正是如此，但是以貘来作解释，又遇到下列的几个问题：一是貘的身体修长，体长与肩高的比例超过2：1，而此器之兽则显得粗短，大体约为1.7或1.5：1；二是此器兽尾特长，而貘尾恰恰奇短，长仅5～10厘米；另外，貘的眼与耳都较小，此器都显得稍大，等等。第一个问题，可能由于实用的需要，有意识地使器体圆浑，以扩大液体容积，史前陶制的与后世铜铸的鸟兽尊彝，都有类似的例子；第三个也属于表现方法的问题，商周铜器中的鸟兽尊彝与动物纹样，都特重双目的描写，后者还一律高突于器表，犀、豕等动物也都是小目，既以之装饰尊彝，便也都适当加大，目既如此，耳也就不能过小，此器貘形之不能完全写实，原因应该在此。第二个问题有些令人困惑，因为这种圆浑而修长的兽尾，仅见之于虎豹，不仅貘不能有，象也不能有，所有食草兽与大部分的食肉兽也不能有，然而此器所见，又非神话动物之掺有想象的成分。因此，我认为这条长尾应该是此器的器鋬，为便利倾注酒醴而设，真正的兽尾，安置在器鋬的上端，兽之尻部，图像上的尖状突起即是，如果确是真尾，可谓极短，也正与貘之形态特征吻合。

在论证这个“象尊”是否可以称之作“貘尊”的同时，还需考虑中国古代是否有貘生存的问题，因为貘类分布区域狭窄，西半球限中南美洲，东半球则限于东南亚（马来西亚、苏门答腊与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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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貘

中国古代是有貘的，殷墟发掘所得哺乳动物骨骼中，曾发现有象、犀与貘这三种今天只生存于热带的动物，古生物学家认为很可能从外地输入。中国古代气候较后世温润，自然生态还未遭到破坏，因此生物种类众多，许多动物的分布区域，也比想象的远为广大。以象、犀两种动物而论，晚商时期黄河流域是否有象难于肯定，但存活于长江以南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犀在商代是一种很普通的动物，西周春秋时期，江淮地区还为数很多。貘与犀、象应属共生的动物群落，虽然三者的分布并非绝对一致，估计也不会相差太远，因此，东半球以东南亚为中心的貘的分布，在商周时期可能远达长江以南，根据日常生活所见，在艺术上有所表现，也就有了现实的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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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马来貘

至于貘之作为兽名，最早于《尔雅·释兽》：“貘，白豹。”《说文解字·豸部》：“貘，似熊而黄黑色，出蜀中。” 历代都有关于貘的记载，但都很笼统并带有神秘色彩，如传说它是一种舐食铜铁的动物之类，但文献所说的，是否就是动物学上名为Tapi-rus的貘，却大有可商。近年在西安市汉代陵墓区陪葬坑出土的兽骨中，曾有熊猫骨架的发现，有的学者认为这就是文献所谓之貘，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根据文献记载寻找古代之貘，困难很大，现在只好舍而不论。如果上述“遽父己象尊”可以确认是貘的话，倒为中国古代貘的研究提供了形象性的资料，以此为基础，再结合多方面的资料，继续进行探索，也就方便多了。

原载《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

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

文物中的“食物链”

云南江川李家山滇文化墓群中的早期墓，时代约从战国末期到西汉武帝以前，其中的第13号墓，出土了一件完整的、满刻动物形象的青铜臂甲，这件标本既是研究中国古代兵器史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滇族绘画艺术的珍贵作品，而且对于研究中国生物学史前史，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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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兽纹臂甲

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件臂甲作圆筒形，上端较粗，下端收细。背面开口，边缘有对称的小圆孔。通长21.7、下端直径6.6、铜片厚0.5厘米。在这片展开后作不规则“凹”字形上，线刻了大小十七个动物，计大虎二、小虎三、野狸或豹一、野猪一、鹿二、猴一、公鸡二、晰赐一、鱼一、虾一、昆虫二，线条流畅，形象写实生动。

这些动物大多画作侧面的形象，在画面中没有统一的排列，而是以这个凹字形画幅上、左、右三面的边框作为立足的基线，而背部拱向画面的中心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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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江川李家山滇文化早期墓出土青铜臂甲线图

这群动物分为两组，在构图上彼此呼应，但又各自具有独特的含义，艺术表现手法相当卓越。

第一组，位于臂甲的中、右两方，大小十三个动物，占有整个画幅四分之三的面积。此组以双虎及其三个幼儿形成整个画幅的主体，这可能也是如中原地区那样，以虎象征威猛，所以特别用做臂甲图像的主题。

两只大虎，应是一雄一雌，其一正与一只野猪作殊死的搏斗，咬住了对方的背脊，而野猪也咬住老虎的尾巴不放。野猪长头、小耳、尖吻，四足矫健，形象逼真；虎形为猪形所掩，但头尾四足外露，鸷猛性格的刻画也很成功。另一只虎扑向右方的双鹿，双鹿惊惶逃窜，不断回首顾盼。右角画一猿猴，从姿态与表情来看，它准备攀升树木来逃避灾难了。双虎身后的是三只幼虎，作有秩序的排列，都在摇尾回顾，姿态大同小异，可能表示它们嗷嗷待哺，心情焦灼不安。群虎间的空隙，画有两个昆虫，一个是蛾子，一个是作伪死状态的甲虫，六足蜷缩不见；双鹿脚边画有鱼、虾各一。这些无关紧要的鱼虫，一方面是填充空白，使得画面紧凑，另一方面，可能用来显示出山林川泽这个特定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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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虫 2.蛾 3.鸡啄蜥蜴 4.野狸食鸡

第二组，位于臂甲的左方与左上方，只有四个动物，大体作曲尺形排列，占有很小的一块面积。在这组中，两只硕大的雄鸡构成画面的主体。左上方的那只，昂首举尾，距趾粗壮有力，神态安详，啄起一只体型不小的晰赐（在比例上显然过于夸张了），完全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左方的那只，则情况完全相反，它已成为一只猫科动物的猎获物，鸡颈已被咬住，目瞪口张，还保持着方才惊叫的刹那情景，它的身体已被悬起，尾羽与双脚下垂，完全没有了挣扎的力气，这回的胜利者该是那只猫科动物了，它衔着猎物，弓起矫健灵活的躯干，高举着有力的长尾，得意极了。

这只猫科动物，应该是只什么动物呢？发掘报告认为是豹，这是可能的，尽管它体型与那只公鸡相差不多，综观整个画面，夸张或缩小动物比例的例子还是很多的，也许由于空间的限制，不得不把这只猛兽的体型大大缩小了。不过，我认为这只猫科动物不如解释是只野猫为好，尽管它的形态、斑纹与豹几乎没有区别。理由有两点：第一，第一组中双虎，以至它们的幼儿，体态都雄伟硕大，用以表示它们是强者，而第二组的强者，却把比例画得比幼虎还小了，似乎不大合乎情理；第二，根据宋元明清的文献记载来看，南方，甚至就是云南一带，确实是有那种斑纹与豹相同的狸类生存的。宋代范成大的《桂海兽志》“火狸”条说，“狸之类不一，邕（今广西南宁）别有一种，其毛色如金钱豹，但其钱差大耳。彼人云，岁久则化为豹，其文先似之矣”。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猫”部认为“有文如豹而作麝香气者为香狸，即灵猫也”，于“灵猫”条又引杨慎《丹铅录》云，“予在大理府，见香猫如狸，其文如金钱豹”，杨慎在云南做过官，述亲身所见，更无疑问。清李元《蠕范》也说“火猫，豹猫也，似豹文，岁久化豹”。诸此种种，可证这种豹纹的野猫，在我国西南曾长期存在，并且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动物，战国秦汉时期想更是普遍，因此在艺术描写中有所反映，也就是理所必然的了。

从以上的介绍来看，第一组所描写的是山林川泽地带的自然生态，所以动物种类众多，斗争剧烈，而第二组，因有家禽存在，而且居于主要地位，场所与气氛也就大不相同，应该说，所描写的是田园乡居的一个“边角小景”。虽然两组描写的都是动物图像，实际上，彼此的性质却是很不相同的。

这个第二组的图像，粗看起来是个统一的整体，好像鸡群在庭间寻食，而其中的一只雄鸡，突然被窥伺已久的一只野猫跳出来衔走了。实际不然，这一组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包含着两个互相区别，而又有联系的画面，因为如果说是个鸡群，应有大小、形态、性别的分别，而图像中的这两只公鸡形态、大小全同。因此，作画者的意图，不是说鸡群都由等大的雄鸡所组成，而是表示的一只雄鸡前后遭遇的不同——对于蜥蜴之类的小动物，它是个胜利者，它把别人做了食物；但是对于野猫，它又是一个失败者，自己也成了别人的食物，这个关系是非常清楚的。由于古代艺术家深入细致的观察与卓越的表现手法，不仅表现出了山林川泽间，动物界的弱肉强食，也从人类生活环境里的平凡小事中，看出了动物界的这种天敌关系，于是蜥蜴——雄鸡——野狸，这样一条“食物链”（food chain），也就明白无疑地勾画出来了。如果说，填充在两虎之间空白的两个昆虫，也是这一组图像的组成部分的话，蜥蜴之以昆虫为食，也应是人们常识所熟悉的，那么这根链条更要延长了，可惜在图像中未曾做到更进一步的描写。

即使只是这样，也能使人不期而然地联想起古代著名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寓言，它所揭示的是，蝉——螳螂——黄雀这种天敌关系，这根食物链条。这个寓言，始见于《庄子·山木》篇，记的是“雕陵异鹊”，后来汉代写的《韩诗外传》、《说苑》、《吴越春秋》等书，舍弃掉庄子那套玄奥曲折的哲理，将寓言改造得浅显明白，用做了一般的譬喻。云南江川出土青铜臂甲动物图像的这种天敌关系，与之两相对照，可以说不谋而合，异曲同工，都是通过对于自然界的精密观察，揭示出了生物界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奥秘。“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见之文字，因而今天已是家喻户晓，而“蜥蜴——雄鸡——野狸”这个公式，则由于刻画于图像之上，因而长期涅没于西南的荒烟蔓草之中，如果不借助于现代考古学这一重要的科学手段，恐怕这个卓越的见解，也就永远不能为人所知了。

原载《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文章排版转引自甲骨文强刊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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