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西哥的幻觉《新观察家》记者采访马尔克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自1975年出版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后，经过五年的沉默，又于1981年出版《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作者自称这是他最成功的作品，压倒了他曾认为自己最好的另一个中篇《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小说出版后在欧美引起了强烈反响，作者因此而再次成为西方文坛注目的拉美作家。1982年2月，法国颇有影响的《新观察家》杂志记者特地采访了他。访谈录刊登在1982年2月21日哥伦比亚著名的《时代报》上，标题是《在墨西哥的幻觉》，其中谈到马尔克斯的创作经验、写作方式和对形象的看法等。摘译如下。

记：是什么激起你的写作愿望的呢？是一种形象还是一种韵律？ 马：是一种形象。起初，常常遇到这样的形象，它似乎与作品的故事毫不相干。所谓形象，首先是一个有生命的细胞。这个细胞有时会莫名其妙地繁殖起来。它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它可以阻碍一切事物的成长，也可以变成某种惊人的故事。在某些情况下，除了我，它对谁都毫无意义。抽象不是我之所好，我不喜欢理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不妨举个例子。在墨西哥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想叫一辆出租汽车。不久我看见一辆汽车朝我开来。但是当我向它打手势的时候，我却发现有一个人坐在司机旁边。随后，我蹭过去一问，才知道车上没乘客。于是我上了车。在车上我对司机讲了我的视力的错觉。他听后严肃地对我说：“别的顾客也对我讲过这样的事情。有时，整个通宵都没有一个人叫我的车。”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布纽埃尔（西班牙著名电影导演）。他对我说，这件事肯定会成为某种非常重要的事物的开端。这使我想到它对我的文学创作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样的形象也许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但是这使我着了迷，我经常去想它。我应该说明，在我家，我有一座保存形象的真正的“仓库”。只要我想写作，我就打开那个盒子（里面存着一大堆资料），作上一首十言诗，描绘一个人物形象。于是我意识到，以此为基础酝酿一个故事的时刻到了。过了很久我才明白，不是我选择所需要的形象和故事，而是它们选择了我。我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我根据什么理由选择它们而不选择其他。有一回，我认识了一位青年。他爱上了一位姑娘，但是那位姑娘却不喜欢他，弄得他没有办法向她求婚。于是他几天几夜站在姑娘家的窗外期待。可是姑娘还是不理他，不许他进门。青年不甘心，仍然站在那里等待。姑娘好几次把尿泼在他身上，他回家去洗了脸，换了衣服，又回来坚守岗位。有一次甚至被浇了一头屎。但他毫不泄气，照样回家去洗刷，干干净净地回到原处，继续等待。有情人终成眷属，姑娘终于成了他的妻子，双双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一些故事就是这样产生的。我想早晚我得写一本书，题为《怎样写小说》。拒绝写作是办不到的。尽管我们想方设法去逃避，但是永远也未能如愿以偿。 记：如此说来，主要是形象了。可是，不管怎么说，你的散文的韵律是显而易见的，甚至让人一读就想朗诵...... 马：这一点我想象得到......当然，对我来讲，韵律是最基本的。我认为，韵律的变化非常重要（我应该承认，为了满足一种韵律的需要，有时我就加上一个字，并且不得不附加解释......）。每当我回顾早期的创作，我都得承认其中的韵律是不成熟的，应该让它成熟和完美。我从西班牙十九世纪的诗歌中汲取营养。但是那时的诗人，如努涅斯·德·阿尔塞、埃斯普龙塞达等，写的诗却不算好。不过，为什么要读那些不算好的诗呢？因为那些诗有完美无缺的韵律。这些韵律给了他们力量，甚至使他们成了真正的诗人。我还应该说，在西班牙语浪漫主义诗人中，我也读过贝克尔的诗。贝克尔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可以和音乐史上的大音乐家肖邦比美。 记：我觉得你的《家长的没落》似乎受到尼加拉瓜诗人鲁本·达里奥的影响…… 马：当然喽！这本小说就是为了纪念鲁本·达里奥而写的。十九世纪末，达里奥从雨果和高蹈派诗人那里得到营养，对西班牙文学进行了伟大革新。此外还有另一个理由促使我写《家长的没落》。这便是达里奥生活在拉丁美洲独裁者多如牛毛、横行霸道的时代。达里奥是个革命者，不过，他不是以普通人而是以大诗人的面目出现的。不久前，墨西哥的《1+1》日报出版了一期桑地诺诗人增刊。在这些诗人中，有许多国会议员和尼加拉瓜政府领导人，他们恢复了达里奥的名誉。这使我喜出望外，这是自由和重视人才的标志。在此之前，达里奥是受到怀疑的，就像肖邦一样，得到的评价是不公正的。 记：其实，你所说的“风格”一词，也是受到怀疑的…… 马：风格，当然喽。还有形式、文学……这一切的含义几乎是相同的。文学是一种肉体可以感觉到的东西，一种不可估量的、难以形容的、但是需要不停地工作的东西。当前，常常听见人们说，作家应该用现有的方法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应该用自然的方式写作。至于我，我如果说我是用词典工作，需要查同义词典，人们会感到吃惊。可是，要知道，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形容词，是形容词的运用。比如说，我要描写一个村子，一个尘土飞扬、荒凉凄楚的村子，午休时刻烈日当头，仿佛荒无人烟。我要写的人物是一位妇女，穿着黑衣服，在街上或荒寂的广场上走。在描写时我要是不注意写法，我就可以给尘土、太阳、村子加上个形容词了事；但是，如果我仅仅列数种种事物，最后写一个女人的衣服的黑色，把上面的一切：太阳、村子、荒寂、酷暑等等概括一下，形式就令人惊讶了，全文就有力了。对我来说，文学就是如此，就是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一个形容词），就是最细小的细节，就是一个形容词，一个韵律。 记：奥斯卡·王尔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我们的笔下就只有形容词了。 马：他的话不错。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在对人类的本性分析方面，人们还能补充什么吗？还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怕谈翻译作品。只要有一个词，一个形容词没有译出，作品就完蛋了。应该知道，形容词是区别一个作家同另一个作家的标志，是他们观察现实的方式，是他们的力量和声音。 记：也许由此可以看出，你不仅是一位文体家，而且是一位叙事家。 马：可以这么说。不过，如果故事是平铺直叙的，就像我听到或想象的那样，那么照我看来，它们就不过是些摘录。我酷爱词语，喜欢不同作家使用的不同语言。我特别喜欢那种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形式， 法语叫“nou-velle”。我想，肯定是米格尔·德·乌纳穆诺（1864-1936，西班牙作家，代表作是《雾》）提议把“nouvelle”、“short stories”称为“noveletas”（西班牙文）的。这个名称实在不美。如果非得这样称呼的话，我宁愿这种形式不存在。 记：请坦率地说，你想过为什么你的作品在全世界拥有如此广大的读者吗？是不是因为其中充满了幻想或者因为富有诗意呢？ 马：我不清楚。不过，要是必须回答的话，我倾向于后者，因为写小说时，我总想让作品带上一点诗味儿。我非常喜欢诗一般的小说。我之所以爱看维吉尼亚·沃尔芙的小说，原因就在于此。 记：沃尔芙一类的作家是不多的…… 马：为什么？你说得对，不过为什么呢？她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记：因为她不善于创造人物，人物形象不鲜明…… 马：她的人物形象虽然不鲜明，例如她的小说《达洛威夫人》中那个从印度回来的人，但是我认为她的人物写得很生动。她很清楚她所做的事情和想达到的目的，所以我记得她的一句格言。她说：“生活不是整整齐齐排列好的路灯；生活是一个明亮的光环，一个半透明的襁褓，从我们懂事一直到死，一直被包裹在里面……”这就是诗，但也是生活本身，当然也是小说！ 记：当在法国看到南美文学…… 马：南美文学的提法是近乎荒唐的……因为南美洲有好几种文学，不是吗？ 记：为了划分南美洲的文学，人们使用过种种术语，现在只使用“巴罗克”（欧洲十六、十七世纪的一种艺术风格，具有奇特、复杂、浮饰过多的倾向）这个词了。这个词再俗气不过了。请问，加西亚·马尔克斯，你是一位巴罗克作家吗？ 马：有一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尔赫斯穿过大街时，有人拦住他说道：“你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却回答说：“有时候是。”回答得多妙！不是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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