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注一掷争意气，姜瓖的大同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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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瓖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典型人物：一生如墙头草，左右摇摆不定。

明朝对姜氏不薄。姜家一门人才济济，兄弟三个皆是明军高级将领。姜瓖之兄姜让是陕西榆林总兵；姜瓖本人是大同总兵；姜瓖之弟姜瑄是山西阳和副总兵。军侯世家，一门三将，应该尽忠报国才对，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

当初，李自成汹汹而来，见明朝天下大势已去，姜氏兄弟中的姜瓖首先在陕西向李自成投降。为表“忠心”，他潜至大同，为大顺军向弟弟劝降。哥儿俩一拍即合，但大同还有一个文官——巡抚卫景瑗。他一心事明，忠心不二。姜瓖于是四处放风，散布说卫景瑗是李自成的米脂老乡，一直想降贼，同时他把自己打扮成忠于明朝的义士，于是，大同守卫尽归姜瓖。当大顺军兵临城下之时，他不敢怠慢，立即大开城门迎接李自成。

大同坚城如此易得，大出李自成的意料，他不喜反怒，责骂姜瓖说：“朝廷以如此要害重镇委付于你，为什么你连抵抗都不做，立即投降？”怒恼之下，李自成拔剑要杀他。多亏大顺的“制将军”张天琳劝说，好歹让闯王消了怒气，依旧以姜瓖留守大同，并留张天琳为主将，率小部分大顺军监军。

明朝的大同巡抚卫景瑗虽为文臣，却是铮铮铁汉，任凭老乡李自成低声下气地相劝，就是不降。最后，李自成叹气：“卫先生既然不归于我，我也不杀你，送你回老家养老吧。”卫景瑗趁看守的人松懈，上吊自杀，明白无误地为大明死节。由此，更反衬出姜瓖骑墙派的不义。

后来，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消息传至山西，姜瓖立刻行动。他联合早先和他一起归降大顺军的弟弟、阳和守将姜瑄，出其不意攻入大同，杀掉了大顺军将领张天琳和为数不多的大顺士兵，占据大同，并攻下代州、宁武等地。

但降清之前，他行了一步臭棋：推立明朝的枣强王为主，“奉明宗社”。当时，他以为清军是“为明报仇”，迟早要退回山海关外的老窝。

多尔衮大怒，“切责之”，吓得姜瓖心神不定。切责归切责，当时大顺军未灭，南明势力方炽，清廷还需要这些投降的鹰犬，多尔衮仍旧让姜瓖主持大同军务。姜瓖送子入京为质后，以为自己已经和大清穿了连裆裤，上疏要求在山西“练兵十万”。他的初衷是为清朝效犬马之劳，殊不料此举让多尔衮更加生疑——当时“大清”总兵力才十多万，你姜瓖在山西要“练兵十万”，意欲何为？

姜瓖不知情，傻乎乎在山西、陕西卖死力为清军打仗，招抚诸邑之余，与清军一起合击大顺军高一功部，斩获无算，为清廷立下殊功。

进京入觐时，姜瓖志骄意满，以为多尔衮肯定要好好表扬他。为了保险起见，他事先还给多尔衮的亲信、降臣冯铨送去大批珍宝。不料，冯铨出人意料地扮起了“清官”，把珍宝立刻上交清廷，以摆脱私交前明旧将的干系。

结果，多尔衮没见着，姜瓖在北京遭到了清廷内院大学士刚林的“质讯”，责问他擅立明朝枣强王等“不法”事情，吓得这位降将叩头如捣蒜，唯恐被清廷立时“正法”。还好，多尔衮只想给他个“下马威”，并无杀他禁他之心，最后由刚林传旨，让姜瓖“洗心革面，功罪相抵，戴罪立功”，放他回大同。愤懑难当，还要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姜瓖皮笑肉不笑地一直绷着，终于回到大同。自此，他对清朝既疑又恨，重新骑上墙头观风向。

顺治五年接连发生的金声桓、李成栋的反正，让姜瓖十分心动。

当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一部入边骚扰，清廷紧张，多尔衮派英亲王阿济格、博洛等率大军趋大同，意在戍守要镇。听到此讯，姜瓖惊疑，认定清廷是要拿自己开刀。与其任人宰割，不如造反。姜瓖趁清廷的宣大总督出城之际，命人紧闭城门，宣布反正，反叛清朝。

行进中的阿济格等人快马加鞭，仅用两天多时间已经兵临大同城下。说句实话，清朝数王齐来大同，实无取代姜瓖之意。

姜瓖自己心虚，见清廷南方多事，想博取更大的富贵。割辫复衣冠后，他派人急奔南方，向永历朝表明心迹。山西诸地奋起响应，朔州、浑源、宁武、代州、繁峙等地皆叛清复明，太原告急。不仅如此，一波成浪，陕西等地也掀起反清浪潮，连榆林重镇也起兵反清。

多尔衮吓了一大跳。他在催促更多军队奔向大同的同时，写亲笔信给姜瓖，劝诱他“投降”:“前因有事蒙古（喀尔喀部落），故命诸王来大同。如果尔真有罪当诛，安用此等诡计？此必有奸人煽惑离间。尔如能悔罪归诚，大清定当宥有恩养。”

姜瓖不傻，当然不听。山西、陕西联动，榆林的故明将军王永强已经杀至西安附近。

骇异之余，多尔衮不断调兵遣将，先后派出亲王尼堪、镇国公喀尔楚浑率兵前往。即便如此，仍旧放心不下，多尔衮在顺治六年三月统兵出居庸关，亲征大同。

这位“皇父摄政王”兵强马壮，一出马就攻克浑源等地，直抵大同城下，与先前诸军一起，共围大同。见大同城坚，难以一时攻下，多尔衮仍旧宣谕城内，表示说允许姜瓖“自新”。

毕竟先前与清军“共事”了好一阵子，无数次参与屠城杀人，姜瓖当然不信这套，固城死守。

没待多久，听说弟弟豫王多铎得天花病死，多尔衮只得回京奔丧。

这时，有五千多明军从山西其他地方来援，建立两大营，与清军对阵。姜瓖不失时机，自率一千多精骑出城搏击，准备给清军来个反包围。

由于明朝援军太少，清军并不畏惧。博洛指挥统领鳌拜及其他诸将，分兵相击，不仅杀败了明朝援军，而且把姜瓖重新打回城内。与此同时，清军在潼关击败陕西的王永强部明军，延绥诸路渐平。这样一来，姜瓖再也指望不上陕西方面的支援。但在山西全境，诸县诸州反清蜂起，特别是因受贿事发被贬回老家曲沃的前明大学士李健泰四处发布文告，召集了不少人马，在太平等地与姜瓖遥相呼应。

清军主力当时不敢放松对大同的围困，只能由多尔衮不断抽调各路人马，赶往山西各地去“扑火”。情急之时，连人在陕西的“平西王”吴三桂也被命令率军助战。当是时也，清廷所有的名王良将，百分之九十全部集中在山西战场。

可悲的是，南明永历朝廷对山西大势一无所知，金声桓、王得仁、何腾蛟、李成栋相继败死，进取锐志顿失，小朝廷内“吴党”“楚党”为争名利，内讧不已，根本没注意到清军济尔哈朗等部为何忽然舍两广不攻而北还的情况。大好时机没有抓住，南明小朝廷在南方得过且过，苟延残喘。

华北方面，清将佟养量一部能战，在代州等地大败刘迁部明军，最终把这支生力军消灭于五台山区的黄香寨，刘迁父子阵亡。由此，大同城下再无腹背受敌之虑，清军虎视眈眈，准备一举消灭大同城内反叛的姜瓖。

顺治六年六月，内乏粮草，外无救兵，大同城内出现人吃人的现象。穷蹙如此，姜瓖仍不投降。于他而言，这倒不是什么“时穷节乃见”，而是绝望、畏惧、惊惶到极点的反应。他深知，降亦死，不降亦死。反正逃不出一个死字。

没想到的是，姜瓖最终没死于清军屠刀下，反死于自己人之手。其手下总兵杨振武变节，为取富贵，率部下数百人忽然冲入姜宅，当场杀掉姜瓖兄弟三人。然后，这些人用高竿挑着三个血淋淋的首级，开门向清军投降。

良可浩叹的是，清军并未轻饶大同军民，除杨振武部几百官兵以外，清军把大同城内十余万军民官吏尽数屠杀。人在北京的多尔衮得知大同被攻陷的消息，高兴之余咬牙切齿，急令清军把大同城墙毁掉五尺，以泄久攻不下之愤。

大同一失，山西各地出现连锁效应，诸城不守，汾州、运城、太谷等地相继沦陷。清军每攻一城，皆把当地人杀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年年遭丧乱，人民死锋镞。”这就是清朝初期中国各地的真实写照。

固守太平的李建泰坚持近一个月，清军势猛，不得不投降。由于他在前明和清朝均当过“大学士”，属于朝廷要犯，没有被立即处决，押往北京。顺治七年夏，李大学士与整族家人，被清廷于北京闹市凌迟。

人终有一死。这位大学士不死于大明国亡之时以全忠烈，却一直反复多端，最终落个碎剐，真让人替他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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