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为魏末晋初七位贤士的合称，他们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以及阮籍的侄儿阮咸。他们共倡老庄之学，同尚虚无清谈，常聚于一起，开怀畅饮，高谈阔论，悠游于竹林，故称"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生活于魏末晋初，时曹氏与司马氏之争尖锐，甚至发生高平陵事变，皇权旁落于司马氏之手，遂有司马氏大肆杀戮正始名士。

竹林之游，自与躲避政治风险相关，然亦属高朗而不降志之表现。清高傲世，阳狂远人，流风余韵，传为佳话。七贤著忘言之契，优游酣畅于一时。但由于他们在志趣、人品、行为等方面相距甚远，其后则各有结局，而受不同之臧贬。

竹林七贤在思想上对后来清谈的影响，亦以嵇康、阮籍为主，虽然向秀已著《庄子注》，然而《庄子注》的流传和发生影响是在西晋惠帝时，即经过郭象述而广之以后。

嵇康、阮籍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元气构成的。他们认为名教和自然是对立的；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他们两人崇尚自然，就是主张不溺于名利，不为琐碎礼法所束缚，顺应自然，逍遥自在。他们认为名教是违反人性的，礼教是破坏人们之间和谐关系的，因此他们"非汤武"（商周的开国君主，即成汤和周武王）、"薄周孔"（周公、孔子），以"六经"为糟粕。他们认为当权的门阀贵族口头上维护"名教"，实际上都是一些无耻之徒。阮籍把称道礼法的人比做裤中的虱子，遇火烤便难逃一死。这些君子在世上正如虱处裤中。嵇康、阮籍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名教，实际上是对当权的司马氏不满，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借老庄的放达和老庄的社会政治学说以抨击当权的虚伪的名教政治。实际上，他们也不是要否定封建礼教，而是主张"尊卑有分，上下有等"的。他们虽齐名，且主张相同，但在处理与外界社会的关系时方式不同。

嵇康博学多才，但一直隐居不仕，主张"越名教而自然"，并批评儒家六经。司马氏专权后，山涛荐其为官。嵇康拒绝，并愤然写下《与山涛绝交书》，公开反对司马氏。

后来嵇康得罪于司马氏集团的心腹谋士钟会，又因好友吕安之事受到牵连，被钟会以"负才乱群惑众"的罪名，把嵇康和吕安一同处以死刑。临刑的这一天，洛阳东门外的马市人山人海。其中有与嵇康永别的兄弟族人，还有几千名来为嵇康请命的太学生。嵇康神色自如，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影子，又抬头望了望来送别的人们，随后便向他哥哥要了一张琴来。回想起聂政除奸的义举，他后悔自己没能像聂政那样除掉弄权的奸臣，今天被奸臣所害。只见他拨动琴弦，弹了最后一曲《广陵散》。那激昂、悲壮的琴音，感动得围观的人们泣不成声。嵇康收住琴，仰天长叹道：

"我死了倒没什么可惜。《广陵散》，只恨你要从此失传了！"

嵇康死时，年仅40岁。后人评断，嵇康的思想，为七贤之中最为深刻、最有代表性的一家，嵇康的人品也是七贤之中最高一人。阮籍在思想上与嵇康齐名，著述颇丰。生在乱世，如履薄冰，阮籍蔑视礼法，旷达不羁，也曾作文讥讽钻营利禄之人。

阮籍的代表作是《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这两篇著作都是以自设主客问答的形式发挥其思想的。阮籍借这两篇著作以发挥其胸怀本趣，亦为他反对礼法提出理论根据。在这两篇著作中，阮籍均以方外之士自居，而予世俗礼法以严厉的批评。但他又没有勇气脱离官场，一生曾官从事中郎、散骑常侍，后又改任为东平相、步兵校尉等等。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阮籍遂以酩酊大醉来应对人生，司马昭曾为司马炎求阮籍之女，阮籍故意大醉六十日来拒婚。

七贤之中刘伶与阮咸纵欲玩世，放浪形骸。刘伶一味沉醉于酒中，甚至裸体纵酒，有客来家竟不穿衣服，伤风败俗，荒诞至极。阮咸比刘伶更有甚，他一生沉湎于酒，曾以大盆盛酒，甚至与群猪共饮，但他们在思想上是不够深刻的。

山涛、王戎、向秀虽口尚虚无，但不反对礼法，他们热衷名利，苟全禄位。山涛官至尚书右仆射，居选职十余年，选用官吏，皆作评论，283年卒，享年79岁。王戎生性吝啬，贪财好利。家有好李，恐买者得其良种，竟钻核而后卖。向秀也在胆怯、恐惧中做了很多年的官，曾官至散骑常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