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平：诗学的内在任务（原创）

  我建设性地说，诗学真正的界限，就是为诗歌不断生成一种原发的现实实有，提供前提性的理由来源和诠释的开放性方向，这本身就是重构一种更高理解性的哲学活动。诗学自身唯有在包容的无固定界限的思辨给予中，才会发生新的多样性，给我们思想感官带来一种文化天性那些实有的东西。决不要简单接受那些绝对固定的诗学史。诗学必然要保持它赖以立足的原发性，从另一方面看，诗学才可能从自降的天启中，引申出对某个理念在灵感上的助因。

试读解欧阳江河长诗《庚子记》：

“……
抽身不在者，对人鬼越界的种种迹像，
异常敏感，内视连接身外，内听静若深井。
……”

诗关切的眼界是时下诗学专题领域没有涉及的，这一悬空的诗学的视域本身，已经牢牢抓住我们猜那种猜不清楚的眼界，这就是思辨方式的诗学性那个最可能的方式。我指的“思辨的诗学性”这个意思，是通过对思想本身做出最高思辨的超越，来改变具有同一思想运动的生成，真正进入到诗性的自我发展中。我唯独预言：思辨是诗性的最高理性。这就是说，在诗性中最为先决性的思辨方式，原则上，可以对诗性的任何方面的内涵，作出一种思想感官的固有功能的构建。

1．关于思辨的诗学和文化诗学本缘关系的反思

我有必要说，比较的方式就是先天作为一种质和量统一的方式。如果说，任何拿来做比较的东西，就都要面对一个可比的事先设定，那么问，可比性，难道不是已经在比较区分中，被先于这一比较的前衡量，从中做出了内在的对立而不是对等吗？因为实际上，每一个可比性内部，客观上，都被设定的衡量掏空了，都只能在某个变化的质和量程度之内，达到一种对立性的对等。在《庚子记》长诗中，欧阳江河有很多别人不曾有过的诗句，都看不透意指的来源和方向：

“
1
……
抽身不在者，对人鬼越界的种种迹像，
异常敏感，内视连接身外，内听静若深井。
……
但此手非手：推的动作，始终是个延宕。
门把手在地球仪上转动一个囫囵，
（伽利略临终时说：地球也还在转动。）
这心智的转动，从风中摇曳的枝条，
到滴落的水滴，再到自转和公转的天体。
微物之美，未免弄丢一些指涉，
自由，便是待在这重重干预的指涉中。”

每一行诗都表现出从一种跳越，进入另一种跳越的赫尔墨斯之链，把我们带向眼前悬缺而又环面充盈的意义迷雾中……既不是对概念的演绎，也不是对事物的描述，只是按一个中间性的东西，在向我们表明它整体中的某个起点。关键在于，句子“抽身不在者”引导出来的思辨演绎和句子“对人鬼越界”那句故事叙述，都被欧阳江河事先某个前开端性的理解环节，决定了。这就让我们马上清楚，这种前开端性的理解环节，就“始终是个延宕”。

我抛开浅见地说，思辨对自己的可解状态，从来不在明处，这等于说，我们对思辨面前咋个获取它的正当领会，仅仅在于：我们自己能具备天生就可以带进思辨里面的先有之觉，它往往随着这个理解前，就已经预设到一个前导的东西之上了。那么“先有”所作的视域，有啥子前提，能够被预设成先有的呢？我的解答很简单，先有——这个预设着第一的定性，是从整一中获取的，“先有”只是对整一中那个因展开理解而自建出的先启性，无疑是，先有的前定，是在整一的历程性中的前定。但历程性，从来是整一的历程性的非整一化。我敢说，把思辨知觉的一个先有之觉作为一个前定的东西，往往是从内在上作为一个更先的内在层次上来思考的。更先的内在本身，经历了一个做出开端的对立但不是对抗的包容形式，在对立面之间，建立了一种一到一的关系。

我说的要紧事，在于《庚子记》表现的思辨方式的诗性，更像宇宙内部某个企图的无限化身，让所有那些对实质性在现者的思考，都是对思想产生诗性尺度的必然创造。说得更清楚点，《庚子记》以思辨方式构建的诗学，既对应一种思想的感觉，也助推灵魂的反思。这种思辨性质的诗学是一个自助灵魂成分的空体，它在外在上,表现出一种哲学观照。但这种诗学总能够把自己逻各斯植根的那些原始前提，带到离哲学的努斯最近的胚芽处。相当于，思想决断诗学性的肉身，可以凭自己的灵力，来连接别的理念的灵魂。说得再透一些，这种思辨诗学应该只是在和神思的一种默会和对话中，生长出来的，把一种不是自己的新的发生，带到自己的轮换中，把不该来的东西抛在身后。

思辨化为一种叙事，就成为叙事在本性上，被思辨赋予了另一种创造性。让字面诗性带向的境地，随着思维方式超出更多思虑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那些对某个至高演绎和某个意指可以对照的东西。诗句“在这重重干预的指涉中”让我愿意想：一旦我们对诗性那种沉浸式的体验和提升式的体验，统一结合在一起，就像室内舞穿透一片声音的瀑布，让感官的现实从思想的幕后，把思辨怒放的鸟之花，变成感性经验漂浮的鸟之云。这有可能成了借助一种思想诗学来蕴涵一种文化诗学的指向范围。

“
2
诗可群可怨，惟精神带有更中立的透入。
（布勒东：然后他按照自己的形象，
要使这些手稿也也充斥着污物。）
君不见天上流水的细碎齿轮，
构成了总体性的咬合与悬停。”

“中立”就是互为对立的过渡者，过渡必然借助“透入”的多面本质性，才能让一种极端性归属到“总体性的咬合”中间状态。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者，必然会是引导原初两者超出两者的更高的东西。同样，中间者本身也变成了它超越自身根基来源的条件——这种超越性，形成了“总体性”/ 自己的形象”。 “总体性”是一种生成新的超越的那个被包容性，因此才是永恒地运化一种关联物。它就像一种确定性，被“悬停”在认知的一个固定范维度中。即使是时间这个“流水”，成为每一个特殊的“细碎齿轮”，也要被其他“天上”普遍的“总体”包含而“咬合”。我可以预言：我们能在诗句“精神带有更中立的透入”这种不可推测、不可模仿的新颖性中，非常深入地看清——不可思的成为可思的，没有说的成为正在说的——这种思辨主义诗学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思辨预设了一种诗性对心灵的预先决定，思辨的无限可能，只是通过有限诗性的无限开放，才唯独彼此接近一种等同。诗歌的表现形式从原先阶段，向某个转变阶段提升的那种对立面，是必然存在的。这个对立，又被对立面本身自带的互否能力，带有一种向各自对方做出改变的自律性。普遍的看，诗歌创造活动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渐进转换的自律，表面上，是时间的外部变化对诗人的体验方式和体验内容，做出的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更高阶段的改变。但实质上，完全是由诗人自己意识运思中自建出来的一种差异面在层次上的变换，也就是说，是用一种运思自我否定的暂定方式带来的更替状态。比如，欧阳江河这样写到：

“
3
……

死者为大，不比生前的一粒灰尘大，
微物之小，足以概括天下之小。
登黄鹤楼的人，没听见白骨下雪。
雪落在茫茫白肺上如银矿在消融，
一个银匠，穿着雪人的生化服，
在干上帝的事：用雪花造币，
手心手背都是肺泡和矿渣。”
……

“
4
……

所有人都在疯狂摇奖，转经筒也在摇，
……
零，是神的本质。
如果极善为零，善也不会大于一。
……”

“
5

……
相鼠有皮，试着揭下光的鬼魅之脸吧，
试着在负压之下换一口气，
试着偷洒花的露水而不为春风吹遍。
……

文章一哭，如此轻盈地哭出鸟群，
而词的眼里，没一滴泪重于武器。
……”

“
6
行李在移动，这随身带的手提监狱，
随身码当众一扫，竟不知此脸何人。
……
字的手迹，超前于写下它的时间，
……”

语言字面产生的诗意冲动，是一种极端状态的语感现象，它首先要求我们要把这些字面的感觉来源，看成是多样化表象的整体。而语言中得到的各种表象，不过是从其它外在实体性内容中变到内在中的多样化方式。比如说，从上述诗句展开论说和叙事结构的表层来看，体现了欧阳江河对一种文化诗学抱的崭新认知。我创造性地认为：文化诗学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唯思的思想生产方式，它也包括人类一切实体的发展状态。但首先是因为要实现思想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当然也不能疏忽一种多变的正在现出美的开放性。主流机构的诗学流派，只是做到了诗学现成印象层次上的解说，而缺乏从诗学思想源生空间发生的含义上，开启种种文化思辨的可揣摩视域。

急需要分清的是，任何一种人为含义上发生的诗学的创造活动，在其思想方面不断展现出来的原发形式，必然有这个思想范围自身种种的差异面自建出来的新内涵。也就是说，诗学的语境构思和诗学的语境体验一样，一直都存在着某种意识运作自建出来的互为变动性，它直接促成了某个诗学方式，不断向新的阶段提升的序列。假如更接近本质地反思，就会发现，真正发生在某种诗学之前的一种思辨方式，唯独才是诗学向前发展的本源动力。这正是一个——思想在接近新的地方但又不可完全接近的立足之地。因为它总是在产生一个最高程度的未定点，借一种主观的自发的秩序，不断地连接各种可能性变化的边界。事实上，这种诗性的空间，必然与主观意识的不断延绵有关，延绵中不断渗透的每一个新的向度，都是不可重合的。诗性的空间性不是感觉到一种外部物体的位置空间性，而是感知到一种思辨话语和文化语境之间的界限转换性。

《庚子记》诗中几节写道：
“
7
……
（海德格尔：坐在存在之谜上作诗。）
2020年，古代的我跟丢了今我，
一己之身的双身之隔，构成大自在。
……”

“
11
……
起雾的现代性，如消毒水朝人群喷洒，
双肺灵肉合掌，构成影像学的见证。
……”

“
13
……
如果你像禁止自己死亡一样
禁止他人死亡，那么每一次面对死亡，
都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

“
14
……
唯必死，方可看到这活生生的垂死。
唯大寂灭，方可坦白这赤露的无辜。
唯神的不朽之身，方可乞求自身的速朽。
……”

诗句以玄思-反思的方式显示一种诗意。这样的话，我有理由把思辨的东西，看成是一种在思的过程中得到启思的根基——那种审美性的展现。越是把思想的发展阶段展开成自己必定可思的或然过程，就越能让思想去给予思想自身的立足之地。从这点来说，思辨的诗性空间从不显现在任何地方，它只能显示在思想自身可能开放的美的变化。这就是我定义的句法结构、思辨结构、文化结构、审美结构四者之间能能相互决断的关系。确切说，这四者的关系必然成为思辨诗学独属的建设性条件。从任何程度比起来，思辨的方式总是比文化的其他方式，更能体现人的理性那种先天或超验的本质，也更能体现文化的本质到底是不是理性的。从这一点说，只有思辨存在，文化立足的精神前提才存在。我构建的思想主旨有三个方面：

（1）思辨创造思辨。通过思辨主体来创造思辨对象的相互同一性，通过在思辨中思辨被思辨者。思辨的诗学可以体现文化精神的言说方式和存在维度，诗性的思辨和文化的诗性，两者都是一种理性可能性的存在本质。

（2）思辨决定变化的尺度。思辨对同一的超越成为可能，完成本质结构上的变与不变。思辨的超越性可以决定文化精神的超越方式成为一种发展性。

（3）思辨结构决断美学结构。思辨以另一种开放方式引导对美的理解，美是在思辨中才显现出来的超验的心灵之物。思想思考自身并与对象分离时，美才可以存在。美，并不是语言的一个结果。

2．创造性地设定一种思辨诗学的衡量标准

人们很少关心这种主张的必要性，决不是偶然的。那是因为人们把诗和诗歌性，唯一看成是最容易想象的、最不花感官资本的语文科学。这对诗和诗歌性据以成立的本质根基来说，不过是一种有碍的成见。我因此努力去探索一种关于诗的思维方式的诗学。因为事实是，在任何创造性的理解中，思辨的实体都有可能带向与语言有关的某个存在者（诗），但这个实体性的东西，只有通过具有感知其存在的思想感官（思）才可以显示出来，而不是靠我们的耳朵、眼睛和嘴。显示，首先指的是思想感官决定有形和无形，指的是空置这一前提条件的某个玄机。让思想的眼睛不妨看看欧阳江河长诗《庚子记》中由无数强力组成的特别刺激的光辉：

“
17
……
在二分法的合一之上，众人交待各自的一。
词的手感从语感分离出来，与口罩相混，

……”

“在二分法的合一之上，众人交待各自的一”

诗句使我们预兆到一种对象的消失。这些变形的物像在头脑中神奇地开辟着道路，使所有思想世界增加了本身之谜的失踪，忍受一种理智范围内的巨大强力。也许我们都想把这种强力暂时地移转向某个对象中去。或者，被不断袭向我们的光芒盖住，使我们窒息而又需要它的某种压力。

思想的本质就是分化成另一方面的、对立的、普遍不限制的过程（即存在）关系。这个隐藏的过程关系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整一。

“词的手感从语感分离出来”

对这句诗，唯一准确的诠释只有通过句子语境不可代替的本源意指才能完成。“词的手感”和“语感”这些存在者的表象，只是语言字面实体音节的脱落音、音律起伏、语流音变的感觉，但它存在着我们自己带进语感里面的先有之觉。语感的先有之觉必然是衡量语言手感的尺度。我觉得，心灵需要一个内在感知来做出对自己对象的内生的感性表象，这个内生的感性表象，成了心灵对象和心灵感知对象之间的一种识别媒介。否则，心灵将无法区分出对象为何物。这是心灵产生感性改造的先验能力。

思辨诗学的意义并没有隐藏在迷雾中，我凭事实说，正因为我们现在的诗学面向是审美的，文化的，所以才会有纯直观的思辨的诗学。真正的诗学整体，是能够包括全部特殊的发展方向在自身的自我开启之中的。一方面，思辨诗学表达的是一种特殊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整体中的可机动环节的发展方向，必然包含在整体诗学体系的可机动原则之内。一个引起其他启迪的视角是，真正的思辨诗学总是先行于精神性图像层面起一种直接的作用，它最本质的事情就在于，去找出一种意识自行发展的创造性。我因此完全可以说，思辨让思维的灵魂首先成为内在地向外超出的形体，也就是说，从思想事物自身中另外建立一个内在性要达到的领域，它把内在性变成了差别和差别自己之间的一种运动。以下我从两个方面说：

1.我对思辨诗学最正面定义的思考点是，思考一种思想是怎样被这一思考本身进一步改变的诗学。我的意思是，思辨显现思维的本质的唯独性，——正是借助这种唯独中的可机动整体，抽象的思辨才可能接近某种具体对应的表象，做到诗意的感知与思想的形象化那种颖悟。深入点说，思辨诗学构建的是思辨主体和诗性主体之间可以相互通达彼此的一种体系，是内在的机动体系上的统一，不是外在次序的重叠。从这一点讲，思辨诗学其领会的必要点在于：思想自主地思考思想可能的尚未方式，事实上是，思想被思想改变成了一种异己性对象的反思。这等于，思想在自身的被思中展开自身的尚未被思。一个思想体通过运思自身内在的显现维度，本身就凭附在不定限的维度中，用内在呈现出新的内在机动源，让前者变成后者的外在环境或层次。进一步说，心灵的内在中占有一个维度，就能够让内在变成一个人心灵感知到的形体环境，这种内在的形体不是眼见的物象投射在心灵的视野中，而是思想体预设在思想体本身中的开端-终点这一运思所开启出来的边界维度。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运思方式中的特定性就是运思从一个开端开启出来的节点，但这个节点，是包含了不是这个节点内容的自足的对立性质的内在部分。

思辨这个生命短促而无穷的东西，在阴暗的墙角下发出幽光，穿越自我时间的屏障，最后抵达到远处。它没有与时间共存于我们的期望之中。让我们来看欧阳江河在句诗中展开的思辨视野——

“……
在透明性里，只剩下全体，没了个别。
只剩下过期的营养添加，没了先天自然。”

在对上述诗句出现观念性较多的字面读解中，柏拉图说的诗歌和哲学之争，触动我构建一个新的思辨-诗性关系的强力思景。

诗句“只剩下全体，没了个别”，以思想本身的话语，表达出一种显现思辨精神的诗歌性。在尊重真理的眼界中，这种诗歌性充满一种反思所浸透的特殊情绪，它让“全体”的东西超出自己，而发展成它自身产生自身的这一新阶段——“个别”。诗句要决断的在于：真正的全体，必然是在“个别”中就是在“全体”中，全体只能是“个别”的全体，而不是“全体”的全体，“全体”不可能唯独成立于单一循环式的无限后延中。诗句“构成了总体性的咬合与悬停”不是借助历史上曾有过的构思方式,也不是以实证为根据，而是思辨自己给自己反思——那种诗性直观和理性直观结合的方式。在欧阳江河更多诗句中，还可以继续伴随上述思辨-诗性关系的形影：

“
死者为大，不比生前的一粒灰尘大，
微物之小，足以概括天下之小。
……”

这种真理运化出的诗意，在即兴中开始挣脱诗意本身的约束，似乎已经预示了它与思辨之间，梦境般结合的宿命。但这种结合让人迷惘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具备真实的极端。我觉得，海德格尔说的“此在身上的不完整性随着死亡告终”，纯属于未死的生者对曾已死、将会死的我思。而我思本身的纯思自体，也属于一种主体的我思，正如我说此在不以死为界限一样，也属于一种主体的我思。死亡的纯思只有在一个被开放的我思上，才能获得这个开放自身。

诗性直观中显示的“死者为大”那种境地，说明了死亡是对虚无的存在。——这一虚有的存在，与人的现身机体实有的此在之外，都是存在。但句子“不比生前的一粒灰尘大”否定性的表明：死亡也同时是对主观我思的虚无的终止。意以至于“不比生前的一粒灰尘大”。主观终止性就是对主观无规定的规定，这个，死亡是解决不了的。

2.我的构思是，思辨用思想机动的某个变化作为中介，来创造一种自觉超出了的某个思想维度，而不只是用思想来认识思想。这是因为，思想对自身的变化做出了它自身开启的思辨。不过，需要区分的是，这种思辨的机动性和偶然性，可以与一定范围的诗性本质的表象相关联。比如说，直觉、想象、直观……这些感性的抽象体中，包含有先天逻辑的抽象机动性。因此，问题的根源在于，身体感官的感性世界的存在者，让思想感官的理性世界，变成了另一种存在。由此我可以自启式地想到，诗性本质的表象与思想事物的变化，不过都是借助于某个意识来构建一个对象。在这儿，不一样的对象形式，成了同一个内容的可能性。我换句话说，诗性本质的表象与思想事物的变化，本质上是思想感官中那种先天的心智直观，对感性感官中那种先天的诗性直观——做出互为奠基的转换。从显现的意义上说，思辨的精神性和诗性的感觉性必然是互为依赖的。不过要注意的是，思辨的诗学性和审美的诗学性必然有特殊认识方式上的区分。思辨的诗学性只是立足于提升纯思和玄思特有的自足的某种运动形式，让思想借助思辨形成自身独自产生出的心智尺度。比起来，思辨诗学性和审美诗学性彼此之间，对应性地具有互为条件的奠基性。因为思辨诗学总是能够把审美诗学的表象形式，用来改造思辨自身的某部分内容，但同时又有区分。因为狭义的实体表象，毕竟不是思辨所需要的表象。思辨性的内容本身，是不是先天就有感性外貌的形式或形象的某个助因在奠基？如果思辨性内容本身先天就有感性外貌的形式作为前提助因或成因，那思辨性运思的内在过程，就可以看成是对感性外在物的主观性选择和自发地改变，这包括意识对自身做出的另一个意识在内。意识对自己的意识，是意识本身内在赁借一种直觉展开、深入这种直觉、让意识显得不能展现出直觉既超感性又超理性的状态。让我们思想的眼界停留在这样的诗句面前：

“字的手迹，超前于写下它的时间，
难道天外人不为眼前人找亡灵？”

诗句让我们带着思想历险者式的好奇心探查这个无边无际的场景。这个场景也许就是思想为思辨预设的，但并不是每个思考都能领略它的尚未终极领域，只有完整的参与它，才能感受它是一种其他东西无法代替的思托邦。对“手迹”和“超前”关系的思辨，既做到了理性直观，又做到了诗性直观。“超前”存在着某种带进“手迹”里面的先有之觉。因为先有之觉那种天产的引导性是自给的，是一个心灵运思自生的、一个自己内在之中包含无数个内在做出更内在的变化——多域性，或者说，它以一种内在的结构作为展开自身内在边界的居间。它可以决定，对直观从起源的意义上，完成对任何一个中间阶段的解体。

接下来的诗句，继续向心灵视觉展开它时有时无的疆界，然后把你无形间引入海德格尔视角中的悬空处，让每一个词语活着的样子，都带有思辨和演绎相互缠绕的痕迹：

“（海德格尔：坐在存在之谜上作诗。）
2020年，古代的我跟丢了今我，
一己之身的双身之隔，构成大自在。”

诗句的形、声、义互为一种镜面，彼此映照又彼此融合，每一个情结都像戏剧冲突，像一个个物质浸入到思辨的身体内堆积起来，改变着思辨的气息，色彩和流量。使我们惊异有什么东西从匿踪的虚无中又重现出来。我不得不说，“存在”，没有它本身所必是的定身的由来，它是一个“谜”， 就像一个梦到了最混乱的境地而突然匿踪。但另一方面，“古代的我跟丢了今我”这种存在者，有它所必是的但必须是在过程显异中的由来。就像“一己之身”的人，可能是一种过程时间的样式，又可能是一种互生关系的 “双身之隔”那种空间样式。唯其在“构成大自在”的存在中，总是用思与言的方式，对自身有所确定而又不能全部确定的领受。

我敢说：思想行进在诗意的世界，等于是没有界限屏障的旅程，就像诗意的实体，等于是思想的主体回到了灵魂的形体。由此可以阐释：

1）在《《庚子记》》长诗中，与其说诗向文化反思的可能性发展，不如说诗向思辨运思多维度的文化方式发展。

原则上，多维度的思辨方式是活的，有完整感应功能的灵性体积，它的每一条线，都通往可能性的世界，使那些偶然处于这个部分的光泽和气息都带有生命的浓重氛围，由此超越诗歌内容题材方面的局限。从欧阳江河诗歌构思涉及的最普遍的特征看，其内容是思辨运思纳入的直觉材料本身，而且，这些直觉材料引起的思辨更多地带有敏感的东西，不同于其他艺术类型的普遍性想象。任何诗性直觉基础引起的思辨创造总是心灵的最高构思，它超越了一切表现方式外在化的限度。这样，《庚子记》的题材，只能是心灵自己建立起来内心事件的在世化，以及在世的一切事件变化。内心的在世性可以把外在感性对象通过心灵的主体引导功能，做出一种通向心智变化境地的行为方式。一旦这样做，感性对象本身的感性内容将会化身在心智的运思内容之中而失去原先的外在性。

2）如果没有思辨的改造和引导性的创造，诗学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特定方式的个别发展。

《庚子记》长诗做到了不是用智慧游戏来创造形式，而是用思辨的机动感觉和能动力量，来创造形式中自发的革命形式。对《庚子记》来说，思辨世界从来不在虚无的彼岸，它本身就在诗意的词语生活中。从作品内在结构上看，欧阳江河的长诗虽然是对音乐、书画综合性的发展，但本质上保留了心灵外化的东西只让心灵接受的原理，它保持了感官接受和心灵辨识二者的性质的确机动性和发展二者潜在可能性的能动性。从一种诗歌类型到另一种诗歌类型的阶段性演变，实际上是从一种专属表现构思内容和形式的性质的定性，结合到另一种专属表现构思内容和形式性质的定性。这两种性质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第三种超越性的转变性的定性，在性质的确定方面，有待心智引导本身的判别。

2021年4月90个小时

陈亚平，内空间意识哲学创始人，中国当代诗学-哲学派奠基人，语言空间美学理论家。主要论著有《意识内空间：显现方式之谜》、《意识的居间现象》、《语言空间美学-导论》、《过程文学论》等。主编《新世纪后先锋文学编年史》、《中国学者新世纪学术贡献》。

2013年与中国20所大学学者合作编撰《新世纪中国后先锋文学编年史》专著，2014年与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刘悦笛、北京大学王岳川合编《中国学者新世纪学术贡献》学术专著。2015年受邀于美国过程哲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美国克莱蒙大学“世界过程哲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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