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匪首提八项投降条件，王震拒绝，毛主席却拍板：全部同意

新疆是和平解放的。1949年9月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包尔汉先后通电起义。

从10月10日开始，我第1兵团司令员王震率领第2、6两军进军新疆。进军新疆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空兵力大投送。

陆路共1100多辆汽车，是军委从全军抽调的；运输机共45架，是从苏联航空公司租用的。

6军第16师46团1营的战士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村，第一次坐飞机，一个个异常兴奋，望着舷窗下的荒漠戈壁和美丽草原，官兵一路高声谈笑。可他们在哈密一下飞机就要平叛。

起义的原国民党整编第78师178旅533团发动叛乱，抢劫银行、商店和城乡居民家庭，把哈密变成了一片火海。

民国初期的哈密城

因1营坐飞机及时赶到，新疆军区参谋长张希钦随后亲率重兵赶来，将叛军缴械。新疆剿匪斗争由此拉开序幕。

哈密叛乱的幕后策划者是尧乐博斯。尧乐博斯原名马木提吾守，字景福，哈萨克族，是年已60多岁，是个老官僚。

抗战胜利后，他任哈密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新疆保安副司令。

他的汉族小老婆周妍，是个年轻貌美的神秘人物。1947年尧乐博斯到南京受训，返回新疆前，军统把她作为“礼物”相送。

周妍除受军统指挥外，还与美国驻迪化（今乌鲁木齐）副领事马克南关系暧昧。

就是这个马克南把新疆的几股土匪撮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疆最大的土匪集团——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股匪。

马克南

我进疆前夕，马克南从迪化撤到哈密，准备经甘、青入藏，借道印度回国。他带给周妍的礼物是一支崭新的白朗宁手枪。

在密谈中，周妍告诉他：“老头子”（尧乐博斯）被共产党按起义人员对待，已被任命为哈密专员，何去何从，摇摆不定。

“不！”马克南咬牙切齿地说，“不能让共产党就这么容易把新疆拿走”。他诡秘地一笑，接着说：“我有办法让他铁心跟共产党对着干。”

他的办法是啥？开会。

在镇西（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草原的一顶帐篷里，马克南召集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等数十名匪首开会，鼓吹说：

“现在蒋介石已经没有力量来管新疆，而共产党在新疆没有根基，只要你们团结起来，把共产党赶出去，新疆就是你们的了。”

“你们需要的武器弹药，美国可以给你们空投，美国支持你们。我在大洋彼岸等你们的好消息，到时候我还会回来的。”

听了他这一番鬼话，匪首们仿佛找到了救世主，一个个热血沸腾。

匪首中，尧乐博斯是贵族，是长者，他骨子里厌恶那些惯匪，但独霸新疆的虚幻希望让他顾不了尊卑贵贱了。

巴里坤草原是他的领地，是不容他人染指的，现在他也欢迎乌斯满带着1000余顶帐篷来放牧。

乌斯满是阿山（阿勒泰）富蕴县人，与哈密一个在西，一个在东，相距遥远。他出身卑贱，从小给牧主放羊，但生性蛮横，人称“草原上的野孩子”。

18岁时，他投靠哈萨克惯匪祖汗诺哈吉，开始了土匪生涯。

抗战时期，他曾三次参与反对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战争，因作战勇敢而名声大振，当上了首领，自诩为“哈萨克王”。

他也曾参加过我党领导的三区革命，但不久就被招安，当上了阿山专员，成为国民党鹰犬。就在他任专员期间，与马克南勾结上了。

另一大匪首贾尼木汗是阿山承化人，与只会打打杀杀的乌斯满不同，从小饱读经书，本可以当一个神职人员，但他用钱从千户手里买来一个名曰“台吉”的官。

盛世才统治新疆时，他参与了镇压哈萨克民众的反抗，靠同胞的鲜血染红了顶子，当上了阿山副专员。后来，他又因处理伊犁事件有功，当上了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

在这次匪首会议上，决定以巴里坤草原为根据地，定于1950年3月发动暴乱，先占领哈密全境和迪化以北各县，然后攻下迪化。

暴动前夕，匪首们在乌斯满的营地塔尔苏杀马饮血盟誓，史称“塔尔苏会议”，决定将土匪编为5个团，任命了各团团长，匪众共2万余人。

新疆塔尔苏

“塔尔苏会议”后，乌鲁木齐以北、以西的15个县有11个遭到土匪袭击骚扰，有的县城一度失守。我军损失人员355人，枪200余支，群众的财产损失难以数计。

暴乱发生时，新疆军区的部队大多在开荒生产。进疆前，毛泽东对王震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新疆兵多了养不起，兵少了不够用。怎么办？还得走南泥湾的路，自己动手解决困难，减轻各族人民负担。

因此，我军进疆伊始，除控制部分机动部队外，其余部队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开始军垦。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初，5个月几乎没开一枪。

暴乱发生时，我驻北疆的6军部队分布在东起哈密，西至伊犁河畔的千里边塞军垦生产。

新疆的和平局面被土匪打破了，新疆军区被迫成立剿匪指挥部（简称剿指），以王震为总指挥，赛福鼎为副总指挥，张希钦为参谋长；

成立北疆前线指挥部（简称前指），以6军军长罗元发为总指挥。

投入北疆剿匪的兵力有6军、5军、9军、2军各一部，共2个师、9个团，15900余人。罗元发决定把前指设在奇台县。

奇台距乌鲁木齐200公里，是天山北麓的重镇，东面是宽阔的巴里坤大草原，北面是著名的准噶尔盆地之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处丝绸之路的天山北路之要冲，自古为兵家所必争。

奇台又正好处于此次匪乱区的中心点，以西之阜康、米泉、吉木萨尔等县，以东之木垒、巴里坤、伊吾等县匪患最重，威胁着迪化的安全。

按前指部署，剿匪部队分东、西两路，东路由16师及配属部队负责剿灭以巴里坤为中心的股匪；西路由17师及配属部队负责剿灭奇台以西股匪。

3月24日，在罗元发正调兵遣将时，驻阜康的骑7师特务营叛变。

罗元发

骑7师是由“青马”骑5军改编的，是“青马”唯一起义的部队。

改编后，师长韩有文表现尚好，但反动军官马占林、冶生林策动特务营叛变，准备与乌斯满会合，一起进攻迪化。

29日早晨，我17师部队在甘河子将叛军围歼，生俘马占林，击毙冶生林，残部欲逃往巴里坤，路上被16师部队一网打尽。

甘河子之战是我北疆部队剿匪第一仗，取得完胜，可两天后，传来了16师副师长罗少伟被土匪杀害的噩耗。

4月1日上午11时50分左右，十六师副师长罗少伟率步兵一连（卡车连）、参谋1、机要员1、警卫员1、报务员1，由哈密出发往吐鲁番附近某垭口布防。

罗少伟一行乘吉普行驶至七角井以东附近约30华里处，于一沙梁子上突遭土匪袭击不幸牺牲。

罗少伟烈士

待后面其所率载兵卡车赶至该沙梁子时，罗少伟及所有遇难者衣物尽被土匪剥光，弃尸于车四周。

罗随身所带该一连布防计划及我军进剿乌斯满股匪有关计划及电台、密码、枪支弹药等，亦全部落入土匪手中……

罗少伟时年32岁，陕北红军战士，参加过平型关、中原突围、保卫延安等著名战役，战争中七处负伤。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都认识他，还因为他也许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仪仗队队长。

抗战胜利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到延安调停国共内战。为迎送马歇尔，临时组训了一支仪仗队接受检阅。

罗少伟（时任营长）在短期内将这支队伍训练得像模像样，给毛泽东等留下深刻印象。

见到王震电报后，毛泽东感到十分惋惜，委托周恩来代表他给16师发了唁电。

唁电称：“罗少伟同志是我党一位忠诚的战士，是我党我军一位久经战争考验的优秀指挥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悼念罗少伟的哀乐未绝，又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驻守伊吾县城的16师46团1营2连被土匪消灭了！

伊吾紧靠巴里坤，东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2连是由副营长胡青山带领最先坐飞机赶到哈密平叛，又由他带队去驻守伊吾的。

对这个消息，军长罗元发和师长吴宗先、政委关盛志都表示怀疑，一个137人的红军连队，怎么可能就这么全军覆灭？

这个消息出自48团参谋长王谡录之口。16师与伊吾的联系中断后，派他带7个排去营救。

民国时的伊吾

救援队伍进至离伊吾7公里的白杨沟，两个哈萨克向导（后查明系土匪）故意把部队带进土匪的伏击圈，部队突围而出。

已经吃了向导的大亏，王谡录却轻信向导的谎言：“2连已被打散，撤到草原上去了。”

他不再继续前进，命令部队返回，结果再次遭土匪伏击。连遭两次伏击，我伤亡30余人，被俘20多人，2门迫击炮及10多挺轻重机枪全部损失。

王谡录打了败仗回来，报称“2连已不存在”。后被严肃处理，西北军区首长斥之为“可耻”。

不去说他。只说土匪利用我对哈萨克群众的友好与信任，引诱我上当，在伊吾的2连也吃了这个亏。

2连进驻伊吾后，在淖毛湖和下马崖建了两个生产点，派去27人，由连长赵富贵负责。

官兵与附近的哈萨克群众关系密切。3月30日，牧民那满跑来对连长赵富贵讲：“外蒙古来了几个人，要商量一下修水渠的事。”请他到沙力家中研究。

因淖毛湖靠近蒙古人民共和国、用水问题涉及国际关系，赵富贵不知有诈，便欣然前往。

赵富贵刚进沙力家就被一个土匪死死抱住，其他土匪一拥而上，下了他的枪，将他捆起来，关进房间。

他挣脱绳索，从屋顶天窗翻上房顶，跳下房屋，向生产点飞奔，被土匪合力阿不都的老婆发现，拼命喊叫，土匪从后猛追，迎而又碰到骑匪买买提·尼牙孜，被他开枪杀害。

接着泥牙孜等10名土匪跑到生产点，对2班班长李玉坤说：“现在水渠有水了，连长让你带人去浇地。”

李玉坤脑子没转弯，带着8名战士就跟他们走了，走到路上，突然从红柳丛中窜出一大群土匪，战士没带武器，徒手搏斗，最后全部被土匪捆绑。

李玉坤等人走后不久，十几名土匪冲进生产点，1排副排长何文年等或被打死或被俘虏。淖毛湖生产点被俘的14名官兵，一个个大义凛然，全部牺牲在土匪的乱棍之下。

下马崖生产点上的6班正在地里劳动，把枪架在地头。16个装扮成老百姓的土匪以帮助部队搞生产为名，与战士闲扯，埋伏在红柳林里的土匪，突然跑出来抢走了枪支。

战士们用铁锹与土匪搏斗，当场牺牲4人，剩下的被押到一个杏园里杀害。

两个生产点上的27名官兵全部牺牲，他们牺牲的经过，是后来从被俘土匪的口供中得到的。

副营长胡青山头天刚去生产点检查工作，在回城的路上遭到土匪袭击，他快马加鞭侥幸冲出。

回到县城，胡青山预感士匪将有大动作，立即部署城防。

随2连进驻伊吾接管政权的工作队也感到情况异常。当时，由于我人民政府尚未建立，工作队吸收旧政权的官员一起工作。

国民党的伊吾县县长艾拜都拉、副县长李树贤、警察局长伊建中，县参议长拉孜尔、县参议员兼伊吾镇镇长拉孜尔巴等均被留用。

警察局长伊建中应尧乐博斯之召，以看病为名，带着拉孜尔等人跑出去与尧乐博斯联系，领取了“塔尔苏会议”的旨意，回到伊吾，即秘密召开了策划暴乱的会议。

会后，他们分头组织暴乱队伍。其阴谋被工作队察觉，将艾拜都拉、伊建中等临时看管起来，但艾拜都拉借口要上厕所，在伪自卫团副团长马木提的接应下逃走了。

胡青山命令2连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加修工事。此时，电话线已被土匪破坏，与上级联系不上。全城的老百姓都跑光了，只剩下一个皮匠的老婆。

保卫伊吾部分同志合影

次日（3月30日）清晨，2连照常出早操，突然一阵机枪子弹从北山扫来，伊吾保卫战就此开始。

这中间出现了无数次险情，最危险的一次是唯一留在城里的皮匠老婆把土匪秘密引进城里，差点抢成了国民党边防营留下的军火库。

在胡青山的带领下，2连先后打退了1000多名土匪7次大规模进攻和无数次的偷袭，伤亡近半，一直坚守了40 余天，直至援军到来，全歼了围城的马占林股匪。

彭德怀给胡青山和2连发来嘉奖电，胡青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2连被命名为“钢铁二连”。

马占林叛军被全歼，一下打乱了乌斯满联合作战的计划。他立即召集各路匪首在巴里坤以北的红柳峡开会，研究对策。

前指得到这一情报，命令16师兵分两路，直捣红柳峡。

16师车队穿越红柳峡

部队4月14日傍晚出发，夜间突遭暴风雪，积雪达1尺多厚，因部队缺乏经验，为轻装前进，都穿着薄衣单鞋，戴着单帽，被冻伤70多人。

配属行动的5军14师40团3 营（骑兵）维吾尔族官兵带了毡筒、皮靴等防寒用品，营长司马义诺夫·买买提带头将防寒用品送给汉族战士。

次日天刚亮，发现土匪的帐篷就在山脚下，便突然发起进攻。土匪未料到我军会在风雪夜赶至，丢下帐篷、牛羊，骑马狂逃。

照说，这是一次突然袭击，本该将土匪大部歼灭甚至全歼，可此战一个匪首未获，只打死土匪10多名，俘虏30 余名，其余都骑马逃走了。

这是我军第一次剿游牧部落土匪，有点不知所措。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受骗牧民，即使他骑马经过你面前，只要他不开枪，你就不敢打他，更不敢向帐篷里开枪了。

土匪丢下的3万多头牲畜，数百顶帐篷，你不能当战利品，还得好生保管，一件东西一头牛羊也不敢动。

红柳峡战斗结束后，罗元发军长在巴里坤县城召开连以上干部会总结经验教训。

对付乌斯满这号游牧部落土匪，不把群众和部落首领争取过来是很难捉到匪首的，而争取群众比在汉族地区难上百倍。

此战抓到的30多名俘虏，一个个都把乌斯满看成英雄，将其神化。说他善骑马，打枪百发百中，有主保佑，子弹打不住他。这就是哈萨克牧民宁愿丢下一切跟他跑的原因。

因此，剿乌斯满，如果不注意民族政策，弄得不好，就可能搞成民族对立。怎么办呢？

第一个措施是让哈萨克牧民来认领自家的牛羊（牲畜都烙有印记）。

开始没人理茬，渐渐地有胆大的来了，最后3万多头牛羊全部被领走。

在领取牛羊的过程中，牧民认识了解放军。不仅牛羊一头不少，连刚生的小羊也存活下来。战士担心小羊冻毙，把它暖在怀里。

同时，部队发现有许多“不计户口”的贫苦牧民，其实是奴隶，除了一顶破帐篷和一口锅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所放的牛羊都是牧主的。部队便给他们以适当救济。

后来，他们中有不少人主动给部队送情报，有的加入了我军垦兵团。

这些人虽然是我们的依靠对象，但在部落中，奴隶是没有号召力的，还得做部落首领的工作才行。

乌斯满等匪首每人都控制着十几个到数十个部落，一个首领就是一个小匪首。而只有把这些部落分别争取过来，才能最后剿灭乌斯满股匪。

乌斯满从红柳峡脱身后逃到了中蒙边界的北塔山，在我追击下，他又向南回窜到北沙窝，企图在天格尔大坂下与匪首乌拉孜拜会合。

剿匪部队历尽艰险穿越沙漠，越过冰峰，发起天格尔大坂围歼战，接着在腾格尔沙漠的三个泉子（地名）打伏击，终于重创乌斯满主力。

此战，我军俘获著名匪首阿哈拉巴依（乌斯满的代表，乌拉孜拜的军师）、胡赛音（秘书）等。

只有乌斯满使出“杀马逃身”之绝技（将匕首插进马的臀部，马疼痛难忍便拼命奔跑，直到跑死，然后再换一匹预备马），仅以身免，逃到哈密地区与贾尼木汗会合。

乌斯满和贾尼木汗又计划在大柳峡集结匪部，准备窜往甘肃、青海，继续为匪。我16师46团奉命进攻大柳峡。

这时，我前面所做的群众工作开始见效，有牧民主动向部队报告了乌斯满匪部的具体位置。

7月1日，部队冒着大雨行军，在即将形成包围圈时，一名新战士听见狗叫，盲目开了一枪。部分土匪慌忙向北山逃窜，大部被堵在帐篷里。

于是我军一面派兵追击，一面用哈萨克语喊话：“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来保护哈萨克牧民的，只抓乌斯满、贾尼木汗，胁从的一个不问。”

约半小时后，终于有牧民走出帐篷，高举帽子或手帕，用生硬的汉语说：“解放军，加克斯（好）！”

部队逐个帐篷搜索。在一个高级帐篷里，厚厚的地毯上放着留声机、大皮箱、绸缎被子、布匹和元宝等，连帐壁上挂着的4支手枪也没有动；

紧邻的一个帐篷里，一个女人抱着女孩儿在哭泣。一名自称是贾尼木汗卫士的人说，她是贾尼木汗的老婆。乌斯满和贾尼木汗听见枪响后，连衣服也顾不上穿，便骑马逃走了。

在大柳峡，我军缴获机枪7挺，步枪80支、子弹1万余发。1万多头牛羊，500多匹马，全部让牧民领走。

部队饿了一整天，就地埋锅做饭，没杀牧民的一只羊。这些哈萨克牧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了解放军，对乌斯满的谣言开始怀疑。

再说追击分队追到次日凌晨，突然一个战士滑倒，仔细一看是踩到了新鲜马粪，向导抓起马粪一闻，说，这粪还有气味，说明他们没有跑远。

又往前追了几公里，果然发现乌斯满匪部在一道山沟里。

乌斯满发觉我追击而来，命令匪徒架起机枪扫射，于是展开一场激战，我打死匪徒80余人，俘虏百余人，但其中没有乌斯满和贾尼木汗。

俘虏中有一个衣着漂亮的女人，一问，她是贾尼木汗的女儿。据她说，她父亲就藏在附近有个山洞里，经耐心说服，由她将贾尼木汗劝出来。

贾尼木汗见大势已去，也放弃了抵抗，孤身从山洞里举手投降。而狡猾的乌斯满再次逃走了。

另一大匪首尧乐博斯因不愿与乌斯满在一起，带着他的代号为PPA的王牌匪队去参加围攻伊吾县城。

我16师副师长任书田带领部队在解伊吾之围后，乘胜追击，尧乐博斯退入八大石（地名）凭险抵抗，结果其匪队被歼，尧乐博斯带着小老婆和儿子出逃。

其小老婆周妍不会骑马，是用半匹白布裹绑在一匹枣红马上逃走的。

他们沿着马克南的撤走路线经印度逃到台湾，尧乐博斯不久病死。

乌斯满逃到了新、甘、青三省交界地区。海子地区的8个部落把他当英雄来欢迎。

尧乐博斯

同时，在天格尔大坂被俘的匪首胡赛音被我宽大后，带着4个部落2500余人也来到这里。

这里的部落主要以抢劫为生，乌斯满等匪首一来，抢劫更加频繁，严重威胁着兰新公路的安全。

1950年12月7日，西北军区命令新疆2军、青海1军、甘肃3 军各组500人左右的骑兵，统由3军军长黄新廷指挥，三省会剿，剿灭乌斯满等匪部。

黄新廷是一野著名的智将，屡屡出奇制胜，深受彭德怀赏识。会剿前，他派侦察科长李文彭带骑兵将各匪部的盘踞地和活动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

慢工出细活，他在仔细研究了匪部情况后才开始布兵摆阵，形成包围态势但引而不发，先打攻心战。

他把指挥所设在敦煌，邀请匪首前来谈判；允许各匪部在敦煌设办事处，派常驻代表；允许哈萨克带枪出入敦煌通商；让商业部门收购哈萨克的皮毛，供应其日用品；

黄新廷

他还派人送茶砖、粮食到部落救济牧民。

当时大雪封山，各部落生活艰难，看解放军如此仁义，牧民和一些部落头人百感交集。

这些部落虽是以抢劫为生的土匪，但其经历着实令人心酸。

他们开始并不是匪，只因为反抗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压迫，被追杀到新、甘、青边区，又遭胡宗南、马步芳的围剿，被杀得十不存三。

他们恨汉族军阀，也恨马步芳，把解放军看成是汉族军阀的军队。

黄新廷的攻心战起到了作用，有3个部落头人准备脱离乌斯满，靠拢解放军，可惜被乌斯满察觉，惨遭暗杀。

乌斯满每隔三五天就派两三个小头目到敦煌，名曰联系，实则探我虚实。

我派懂哈萨克语的维吾尔人赖托夫和汉族李万祥作为谈判代表，多次去海子找乌斯满，表示只要他放下武器投降，仍可以既往不咎，把他当哈萨克上层人士对待。

这个待遇是汉族匪首怎么也不可能有的。

然而，乌斯满与我虚与委蛇，想着解冻后逃西藏。这是西北军区和中央军委最担心的，一旦他逃到西藏，就会把匪患带到西藏，就会给18军进藏增加麻烦。

所以，中央军委在电报中反复强调，决不可让乌斯满逃到西藏。

1951年2月12日，剿匪部队分路向预定目标秘密开进，黄新廷却还在敦煌与乌斯满的代表周旋。

直到16日，他客客气气地送走了乌斯满的3名代表，给他们两驮子生活日用品作为礼物。

黄新廷夫妇

17日，他带着一个精干的指挥所，穿过无路的隔壁秘密向前开进。

次日翻越海拔5000米的当金山口，在一拐弯处，汽车轮子打滑，撞在一块大石头上。

黄新廷的头部撞上挡风玻璃，血流如注，左眼下被划出一寸多长的口子，右眼眼窝也被玻璃碎片扎伤。总指挥成了此次进剿第一个挂彩的伤员。

医生通过参谋人员给西北军区发电、建议后送到兰州治疗，否则有失明危险。但黄新廷坚持，不抓到乌斯满，决不去后方治疗。

在黄新廷的周密部署和攻心攻势下，此役打的几乎完美无缺。19日拂晓，部队包围了乌斯满的营地，击毙其副司令、匪“战斗英雄”加拿白，俘虏其参谋长哈巴斯。

一伙土匪骑马逃跑，哈巴斯说，前面那个骑白马的就是乌斯满。3军骑兵大队3连一阵扫射，匪徒纷纷落马，但乌斯满仍一路狂奔，并不时回头射击。

3连文化教员孔庆云是刚从张掖入伍不久的中学生，策马死死咬住乌斯满不放，在接近乌斯满的坐骑时，他飞身跃到他的马上抱住了他，两人一起坠地，厮打起来。

乌斯满身高马大，力壮如牛，几番搏斗下来，乌斯满占了上风，他抽出一把尖刀，正要扎下，飞马赶来的侦察连炊事员刘华林对着他的头就是一枪托。

被击昏的乌斯满当了俘虏。胡赛音匪部企图翻越昆仑冰大坂逃往西藏，被我堵在了昆仑山口，1、2、3军的骑兵部队在昆仑山下会师，将土匪缴械。

乌斯满3月14日被押解到迪化（今乌鲁木齐），4月4日新疆军区召开公审大会，宣布判处其死刑，当天下午乌斯满即被枪决。

新疆最大的匪首乌斯满被镇压了，但匪患却没有因此而结束。其子谢尔德曼继承了他的衣钵。

谢尔德曼等一行5人是在我新、甘、青边区会剿之前，奉乌斯满之命脱离匪部回窜东疆的。目的是在东疆再次发动叛乱，以分散我兵力。

但此时东疆各部落的头人不愿再跟他们走了。无奈，他只好联络惯匪，直到乌斯满被镇压时，其匪队还不到100人。

但在我镇反时，一些降匪因害怕被镇压而复叛，使其队伍扩充到300余人。

1951年9月7 日，谢尔德曼偷袭我在奇台以北芨芨湖生产的49团7连（67人）。

7连因机枪枪管被沙子堵塞而陷入被动，牺牲44人，损失六零炮2门、机枪6挺、其他枪28支，只有23人（伤员11）生还。从此，谢尔德曼在部族中“威名大振”。

因惧我围歼，他窜回家乡阿勒泰富蕴县。

为剿灭谢尔德曼股匪，新疆军区是下了大工夫的，从6军、5军、9军调集了8个骑兵支队（含1个骑兵团），战马5422匹，骆驼1230峰，战车24辆，汽车72辆。

参与剿匪的总兵力达4658人（不算临时配合的部队），统由17师师长程悦长指挥。

可这300多人的股匪怎么就剿不灭呢？到了该再次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

事实已经证明，仅凭军事手段不能解决问题，一般的政治争取也不能解决问题。按照则匪的一般规律，乌斯满被镇压后，土匪该销声匿迹了。

谢尔德曼奉命到东疆组织匪队，开始也拉不到人。可剿着剿着，他就从孤立无援到如鱼得水了。

在许多部族群众的心目中，乌斯满父子还是英雄。三省会剿时被安置好的部落也继续为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出在牧区镇反上。

1952年7月，新疆第二次党代会在西北局指导下，确定了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上只做防御的剿匪方针，明确规定：

对哈萨克土匪一律不算老账，不收枪，归来即定予妥善安置的具体政策。

上报中央后，毛泽东批示：“这个报告很好。”

按照第二次党代会的政策，谢尔德曼只要投降，不仅可以赦免其罪，而且还要妥善安置。

而他是否能投降，又取决于整个哈萨克牧区的政策落实。

跟乌斯满最紧的哈萨克部落，一部分在新、甘、青边区，一部分在阿勒泰，是工作的重点。

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在敦煌成立了三省边界哈萨克部落安置委员会，拨救济款30亿元（旧币）。

解放初的敦煌

对各部落的谈判代表待若上宾，对部落及其牧民本着自愿的原则，愿留本地的留下来，政府帮他们把在新疆的家属接来团聚（后在当金山下设立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愿意返回新疆原籍的，政府帮助迁回。

经4个月耐心工作，边界部落大都得到妥善安置。对哈萨克牧民每户准许留一支枪用于自卫。

在阿勒泰，我进剿的17个连队停止进攻，围而不打，争取谢尔德曼。

7月21日，首批派出的8名哈萨克代表来到其驻地沙尔布拉克，竟被他作为哈萨克叛徒，遭毒打后被撵回。

这时，很多官兵都沉不住气了，要求武装解决。有人说，他杀了那么多人，一概不追究，还有安排工作，怎么对得起牺牲的烈士？

阿山（阿勒泰）军分区组织部队反复学习上级精神，弄清在民族地区剿匪的目的，不是要杀匪报仇，而是要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安居乐业。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谢尔德曼等特别宽大。

8月初，我再次派出5名代表去找谢尔德曼。这一次，他客气多了。

为啥呢？那些跟他们跑的部落，早已经厌倦了东跑西颠的生活，已经到了要啥没啥的地步：

牛羊在颠沛流离中大批死亡，大人小孩儿生病没处治，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死人。他再一意孤行，将是孤家寡人。

经过上10天的劝说，他表示愿意投降，但因犯下不少血债，怕被我军杀头，对我党的政策也心存疑虑。

13日，谈判代表带回他的意见后，我第三次派人去找他。这一次他提出了投降的8 个条件，一个不满足，他就不投降。

这8个条件，有些是能够当即答复的，如免其不死，发给他一顶蒙古包；

但有些是需要请示才能答复的，如暂不交武器（不交武器算什么投降？），要求找到他父亲乌斯满的尸骨，运回承化（今阿勒泰市）归葬，投降后不参加会议等；

还有一些是不好答应的，如要求他的队伍不解散，要求把在历次进剿中他损失的马匹、牛羊都归还给他。

这就办不到。他的马匹、牛羊多是从牧民手中抢来的，则匪部队都让牧民领走了，怎么可能再要回来给他呢？

还有要求帮他找到遗失在各地的财物，这也是办不到的。

谈判代表带回了他的8个条件，层层研究请示，一直请示到新疆军区。

王震表态：坚决不同意，赦免你死罪已经够宽大了，怎么还提那么多条件？他认为，谢尔德曼要么无条件投降，要么新疆军区调集大军继续进剿。

不过，由于此事涉及的问题比较敏感，出于谨慎起见，王震把谢尔德曼八项投降条件和新疆军区的意见上报给西北局和西北军区。

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收到王震发来的电文后，也感觉事关重大，又转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

毛主席看过后，亲笔批复了几条：

1.暂不交武器这条可以同意，即使他交也暂时不收，要等他安定下来后，慢慢再收：

2.要求将乌斯满归葬是合理的，可以同意；

3.投降后不参加会议这一条，先同意再说，到时候你不请他，他就会自动来开会；

4.队伍解散不解散的问题，答复他要根据各人的意愿，然后对其手下分别做工作，工作做好了，就不会有人再跟着他；

5.至于归还其马匹、牛羊。如果确有证据（所烙臀记）可归还他，没有证据的不能满足他；

6.关于遗失的财产，可先允许他自己去找，但不能采取报复和犯罪手段。

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复，8个问题终于全部有了明确答复。

9月5日，阿山军分区司令员何家产陪同行署副专员阿不都热合满、公安处长桑斯拜等前去与谢尔德曼谈判。

何家产

阿不都热合满是一位银须过胸的哈萨克学者，有很高的威望，他召集土匪开会，发表演说，批评他们为匪为盗是逆潮流而动。

他说：“现在全国解放，解放军仁义之师，无敌于天下，是你们几个坏孩子能抵挡的吗？哈萨克人以游牧为生，你们要回到自己的部落去放牧，回到亲人的怀抱里。”

一席话让土匪茅塞顿开。

我在给他们劝降书的同时，送其面、茶、烟、糖等物质，有的土匪感动得流下眼泪。

胡沙音是谢尔德曼手下的骨干、满含热泪地对我劝降人员说：

“政府和共产党是我的父亲，我是一个既做坏事又调皮的儿子，父亲能够耐心派人到深山找到做了坏事的儿子回来，使得我对党和政府既感激，又惭愧万分。”

“今后，我要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对我的宽大。”

另一匪首季奎曾屡降屡叛，这次由迪化公安处夏副处长劝降，他感动得与夏副处长抱头痛哭，彻底投降了。

然而，谢尔德曼和他的几个铁哥们儿仍然疑心重重。跟随劝降团来的哈萨克阿肯（歌手）斯玛古力，弹起冬不拉，即兴唱道：

阿勒泰的月亮多么明朗，阿勒泰是你们的故乡父亲在这里割下你的脐带，母亲用奶水将你喂养。

你把人民带到遥远的地方，妻离子散多么凄凉……过去的日子我不能多唱，国家的宽大政策是我们的希望，做错事的孩子只要知错就改，慈爱的父母会把你原谅。

哈萨克的阿肯颇似古希腊的行吟诗人，张口就来，他的歌声发挥出一曲楚歌败项羽的作用。谢尔德曼和他的铁哥们儿也都投降了。

哈萨克牧民弹冬不拉

10月3日，他派其三弟那比送8支步枪1支手枪来到承化交给政府，发誓说：

“为了表示低头认罪，信任党和政府，故将与生命同样看待的武器交出一批，剩下一批还在手中，待家属接到阿山之后，一定全部交出。”

那时，为解除土匪疑虑，一律暂不收枪，从敦煌到巴里坤接家属的部落土匪都带着枪。

谢尔德曼交枪全是自愿，其家属从三省边界接回后，他履行诺言，把剩下的枪也交了。

后来，谢尔德曼被上级安排担任阿山专员公署畜牧科副科长，后调任伊犁州畜牧局副局长。他的妹妹被安排在富蕴县妇联工作。

新疆土匪投降后，安置工作中所提出的问题有些是我们今天想都想不到的。

有人提出，他未当土匪前与某姑娘恋爱，为匪后姑娘与别人结了婚，现在投降了，政府必须帮我把姑娘要回来。

按婚姻法，这是违法要求，但按民族婚姻习惯，这事还有商量的余地、所以还得帮助调解。

国家拨款1.7亿元，用于救济阿山哈萨克部落，帮助发展畜牧生产。当时，部落中病号很多，尤以性病危害最大。

卫生部门派出医疗队，拿出了当时十分珍贵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当时需进口）为他们治疗。

如此细心的关怀感化了包括昔日土匪在内的人，新疆的匪患到此结束。

王震在晚年仍然称赞：“毛主席的指示真是太高明了，一举消除了新疆多年匪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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