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整理过往的一些东西，偶然看到一封30多年前的信，是我的大学同窗仕泽从四川寄来的，看了这封信，不由得回想起四年的大学岁月。
仕泽是四川眉山人，大我两岁，人长得黝黑，平时沉默寡言，遇到熟悉的人话就多了起来，也开始疯闹，他常挂嘴边的话是四川方言“你个龟儿子”。
我和他不在一个宿舍，也不同桌，忘了什么原因使我和他逐渐走近的，也许是我们都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具有农民所共有的纯朴、善良、节俭基因的缘故吧，后来我俩成了饭友，一起去饭堂打饭，一起吃饭、一起上课、一起游玩。
赶上周日，到了早饭时间我不爱起床，他来找我，见我闭着眼睛，就一个人拿饭盒打饭去了，等他回来时我还在躺着，他说了句“老黄，吃饭了”，把米粥、油条、绿豆芽小菜或腐乳放在桌上就走了。
同学看到这，就纷纷取笑他，叫他“老婆”，他并不生气，只是嘿嘿一笑，久而久之，“老婆”这个外号叫出去了，外班级的同学见到他也这么叫，他也不介意。
有次寒假后返校，他背着小布兜找我，偷偷告诉我从老家带的腌鸡腿、腊肉、花生，因为宿舍人多，东西很有限，我心里很感激他的这份情意，便买了一瓶果酒，俩人来到黑石礁，在傍晚的海风吹拂下，我们坐在礁石上，看着皎洁的月亮和繁星点点，喝着果酒，品尝着他从家里带来的美味，他聊起家乡的一些陈年旧事，带着些许伤感和无奈。
许多年后，我仍然忘不了腌鸡腿的味道。
那时的大学生活，还是挺清贫的，我们俩因为是农村来的，享受每月15元的一等助学金，外加每人都有的歺票形式的伙食津贴22元，这些加一起基本够我一个月的伙食费用了，我便把开学时家里给的钱存在校内银行里，用钱的时候便去取，往往到期末放假时存折里的钱大部分没动过。
印像很深的是银行都是手工记账，工作人员依据我的存折编号，抽取出带有我名字的记账卡片，上面详细记录着我的存取款数额以及存款利息，每取一次钱，工作人员就要用算盘计算一次期间存款利息，利息具体到角分，这样的工作琐碎而了无新意，但我看她们做得有条不紊、不紧不慢的，着实令人佩服。
没有什么课外活动，仅有的几个乐趣是逛逛天津街、星海公园。天津街在中山广场那里，要坐2路公共汽车，票价2角5分，坐过几次后我们便掌握了逃票的窍门:新买的车票下车时乘务员要撕下车票的一半，剩下的一半作为票根做报销凭据用，我们用大拇指和二拇指捏住车票的大部分，只露出一小部分留给乘务员撕，下次坐车继续如法炮制，直到撕无可撕为止，一张票弄好了能撕三四次，有几次乘务员因为撕不到票冲我们大喊，我们则已经跳下车扬长而去，留下一阵恶作剧的笑声。
那时的我，时间大多消耗在校图书馆里，不是用来学习专业，而是看了许多杂七杂八的书，当代、文摘、十月、小说月报等杂志看了一期又一期，回到宿舍就给宿友讲《绿化树》，讲《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宿友们听得津津有味，成了每晚卧谈会的一项必备内容。
学校的伙食一般化，和大工、辽师比差一个档次，不过价格也不算贵，一个馒头2角钱，大四时我隔几天就从食堂买十多个馒头，骑着破自行车送到十里外的庙岭宾馆给对象吃。也有同学买了馒头到街市去卖。
有一天清晨，看到一群人围在食堂过道窃窃私语，我走过去一看，只见和面机上面露着一只穿着凉鞋的脚，吓得我毛骨悚然，好长时间不敢吃面食，一看见馒头眼前就浮现那惊心的一幕。
四年大学生活，回过头一想，好像没学到什么，印象中没见过教授长的什么样，授课教师除了助教就是讲师，唯一一门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学的授课老师是副教授，一个小矮个老头。这门功课使我懂得了同比、环比、定基的概念，对我后来的工作有所帮助。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东北家乡小城，寻了一份体制内工作，每天早八晚五，按步就班，然后结婚生子，生活波澜不惊。仕泽回到老家眉山，在一家国营水泥厂做财务，刚毕业那几年同学时常通信，叙叙各自的境遇，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内容。
在经历了最初几年的苦闷、迷茫和隐忍后，仕泽的生活开始有了转机:他所在的水泥厂改制为民企，他的专业得到老板的赏识，在这家企业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家境也开始好了起来，每次电话中他都邀请我去四川溜溜，我还真想去看看这个十多年没见的老同学。
上一次见面是毕业二十年同学会，再往上是毕业六、七年时，我到成都出差时见过一面。这就是毕业三十多年时间我们见过的两次面，每一次都是行色匆忙，没有说太多的话。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你不要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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