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毛泽东评东晋名臣谢安

毛泽东晚年读史，特别爱读《晋书》《南史》《北史》等记载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史籍。1972年10月，毛泽东因患眼疾，视力减退，他让学者将谢安等人的传记进行标点和注释，用大号字体印刷，以便阅读。毛泽东读得非常认真，连注释中的一个错字也发现了。他曾指出，注释中的安徽“濉汉”二字疑是“濉溪”之误。

晋书

毛泽东也常读他那部武英殿本的《晋书》。对于其中的《谢安传》他读得很仔细，书上有很多他读后圈画的笔迹，还写下了称赞谢安的“有办法”“谢安好”的批语。在读《谢安传》的同时，他也读了《桓温传》，但评价却完全不同。对于桓温的北伐，他批注了“是作样子”四个字，一语点破了桓温借北伐之举阴谋篡夺东晋政权的野心。

1975年6月18日，毛泽东和他的侍读学士芦荻谈起了魏晋南北朝历史。他说：“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作样子，扩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苻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他的意图。”言简意赅地指出了谢安的两大历史贡献。

“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

谢安

谢安（320—385年），字安石，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其父谢裒，为太常卿。当时名士王濛和王导对谢安非常器重，赞赏不已。王导曾召他为佐著作郎，被他以疾病婉拒。扬州刺史庾冰屡次征召他做官，谢安不得已赴召，月余辞官告归。后吏部尚书范汪又举谢安为吏部郎，他则以书拒绝。“会稽有佳山水”，谢安寓居在会稽，与王羲之、高阳许询、沙门支道林等在一起，“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谢安为人镇定自若，一次和朋友们出海游玩而遇到暴风雨，众人皆慌乱不已，只有他不为所动，并劝众人慌乱无济于事，不如冷静沉着，众人因此而得以安全归来。

谢安在东山时，兄弟的子女都归他教养。他善于教育子弟，往往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其中以谢道韫、谢玄兄妹最为出色。谢安曾问子侄们喜欢《诗经》中的哪一句，谢玄说是“杨柳依依”，谢道韫说是“吉甫作颂，穆如清风”，谢安因此而称赞谢道韫“雅人深致”。而谢安自己则最喜欢“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这一句也被后世史学家认为是他的政治思想的概括。

谢安的声名越来越响，被推崇为江左“风流第一”，世人皆称“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

虽然谢安对东晋王朝给予他的多次出仕机会屡违不就，但在40岁时，居然应权臣桓温之召，入桓温幕府为司马。其原因恐怕是为了保住谢氏家族的既得地位。陈郡谢氏以谢鲲起家，此后谢鲲之子即谢安的从兄谢尚已开始出任尚书仆射、豫州刺史等要职，谢安兄谢奕、弟谢万又陆续担任封疆大吏，使陈郡谢氏家门富贵。

谢奕死后，谢万虽为西中郎将，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但谢万“矜豪傲物，但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谢安已料其必败，他多次劝诫谢万：“汝为元帅，宜数接对诸将，以悦其心，岂有傲诞如此而能济事也！”又亲自出面“自队帅以下，无不亲造，厚相亲托”。穆帝升平四年（360年），谢万兵败，被废为庶人，陈郡谢氏一族再无重要人物在朝，“大才盘盘”的谢安不得不“东山再起”。

谢安抑制桓温篡权野心的事件发生在淝水之战以前。当时，桓温是权倾天下的人物。公元346年，他率军攻破十六国中的蜀国，从此威名大振。公元354年，桓温统兵进攻前秦，他的军队已进逼长安，三辅郡县皆降，但他却屯兵灞上，不做最后的进攻。当时隐居华山的名士王猛来见桓温，“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指出桓温“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因此“百姓不知公心”。其实，王猛已经看出桓温的企图：“但欲以功名镇服江东，非真有心于伐罪吊民，恢复境土。”

公元369年，桓温再次北伐，他计划先“立功河朔”，然后即篡夺东晋政权。但与燕慕容垂等战于枋头，大败。回建康后，名望顿挫，于是他采纳郗超的计谋，废除了皇帝司马奕，另立简文帝司马昱，使本来不太稳定的政局再次出现危机。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声望，谢安很快“征拜侍中，迁吏部尚书、中护军”等职。谢安韬光养晦，不得罪桓温，处处小心，因而简文帝病重时，桓温便推荐谢安担任顾命大臣。

简文帝临终时，慑于桓温的淫威，竟在遗诏中说：“如果儿子可以辅佐，就请您辅佐；如果他不成器，您可以自取天下。”这就等于给了桓温篡位的口实。在这紧急关头，王坦之与谢安力谏简文帝改写遗诏，请桓温“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并立司马曜为皇太子。当拥兵姑孰（今安徽当涂）的桓温听到简文帝并没有如他指望的那样禅位给他，十分恼火。谢安等人则趁他不在京都，马上立司马曜做了皇帝。桓温大怒，率军入京，欲“诛王、谢，移晋鼎”，太后褚蒜子命谢安与王坦之去新亭迎接。

东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抢夺权力的战火有一触即发之势！王坦之慌乱不已，以致于在见到桓温以后倒持笏版，汗湿重衣。谢安却很镇定，不仅在临行前安慰王坦之说“晋祚存亡，在此一行”，并在见到桓温以后，从容就席，问桓温：“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桓温被镇住了，于是赶忙赔笑说：“正因为不得已才这样做呀！”嚣张气焰被打下去后，他连忙传令撤走兵士，紧张气氛一下子消除了。接下来，他又摆酒设馔，与谢安“欢笑移日”，在这欢笑声中，朝廷总算度过了一场风波。

野心勃勃的桓温却依旧不肯放弃自己做皇帝的梦想。但不久，桓温患了病，他篡权的野心更加急不可耐，多次要求朝廷为他“加九锡”，这是仿效曹氏篡汉，而取代司马氏政权的准备步骤。桓温让袁宏按他的意思起草加授九锡的诏令，袁宏把诏令拿给谢安看。谢安一看，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动手进行修改。就这样一共修改了好几次，拖延了几十天，也没有定稿。尽管桓温“累相催促”，而谢安却“历旬不就”，一直拖到七月桓温病死。

谢安与桓温一系列的斗争，局势是非常严峻的，如果处置失当，东晋王朝就会重演西晋“八王之乱”那样的大内耗，导致王朝的溃灭，人民深受涂炭，生产被摧残。谢安以一个“拖”字，使桓温篡位的阴谋彻底破产，从而避免了处于危机之中的东晋王朝的大分裂、大动乱，转危为安，稳住了局势，为十年之后淝水之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内部条件。

历史上人们对谢安的评价多注重他在淝水之战中所起的作用，对他个人的思想作风也较注意，但对于谢安在遏制桓温篡权野心的功绩上，却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把它放在与淝水之战胜利同样的高度上。毛泽东把拖住桓温也看成是“立了大功”，这大概是与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以后，对于如何警惕“野心家”极其关注的特殊心态相关。

“淝水之战立了大功”

谢安

1975年上半年，由于患白内障而不能正常阅读，毛泽东主要靠工作人员为他读书。这年8月份他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后，在医生还不允许看书的情况下，他再次阅读了《晋书》中的重要篇章。他在那部线装本的《晋书》上留下了苍劲的字迹：“一九七五八月，阅第五十至五十六卷，再阅第三十四卷《羊祜传》《杜预传》；九月再阅第七十九卷《谢安传》《谢琰传》《谢玄传》。”谢安、谢琰、谢玄，正是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指挥晋军击败前秦百万之众的重要人物。

毛泽东在与芦荻的谈话中说，“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

毛泽东在军事著作中，多次谈到过淝水之战。

毛泽东于1936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谈到战略防御的原则时，他说：“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大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对“秦晋淝水之战”的注释是：“公元383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秦王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有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卫队三万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八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

毛泽东于1938年5月撰写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再一次提到“秦晋淝水之战”，他说：“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对“秦晋淝水之战”的注释是：“公元三八三年，秦王苻坚出兵攻晋。他依仗优势兵力，非常轻视晋军。晋军打败了秦军的前锋，从水陆两路继续前进，隔淝水同秦军对峙。苻坚登寿阳城（今安徽省寿县）瞭望，见晋兵布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觉得是遇到了劲敌，开始有惧色。随后在淝水决战中，强大的秦军终于被晋军打败。”

淝水之战，是一场关系到东晋王朝存亡的决定性战役，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负有盛名的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谢安在这一著名战役中充分显示了作为统帅的统筹指挥才能。因此，淝水之战是和谢安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其一生实践中最壮丽的一页。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谢安任桓冲于荆江，而别使谢玄监江北军事，于是而有北府之兵……谢玄监军江北，择将简兵，六年而后用之，以破苻坚于淝水，非一旦一夕之效矣。”“非一旦一夕之效”，说明淝水之战的胜利，是谢安长期执政的结果，是谢安改革时弊、和谐内部、改革兵制、知人善任的结果。

谢安从咸安元年（371年）为侍中入阁，两年后辅佐孝武帝司马曜，至太元八年（383年）爆发淝水之战，在13年间，谢安执政的总方针是：“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并用。不存小察，弘以大纲”。这是房玄龄修《晋书·谢安传》时概括出来的，很有见地。所谓“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就是缓和社会矛盾，团结各世族集团的力量，使政局得到稳定，以对付多虞的局面。这一总纲的实现，一是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纠缠小事，以大局为重，从而减少内耗，使上下齐心同力；二是相对减轻剥削和压迫，安定社会生产；三是维护集权政治，改革门阀弊端，用人唯才。由于谢安实行了具有改革性的总方针，因而“威德外著”，显示了他的政治才干。

谢安组建了一支著名的新军——北府兵。北府兵的组建，是“镇以和靖”方针在军事上的一个突出成果。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精辟地概括北府兵之重要作用为“以重朝权，以图中原，一举而两得矣”。为了能起到“一举而两得”的作用，在军队的素质上必须有严格的要求。其一是士兵的来源。

晋人称京口（今江苏镇江）为“北府”。《世说新语·捷悟篇》注引《南徐州记》：“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北府兵主要是徐、兖二州的侨人及其子孙，或者确切地说主要是永嘉之乱后北方南渡的人民。以这样勇猛彪悍的兵源所组织起来的军队当然有很强的战斗力。其二是选用良将。《晋书·刘牢之传》载：“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在门阀大盛的时代，北府兵的将领能“以骁猛应选”，而不以阀阅为先，无疑是改革的一个表现。由上述两个特色组织起来的北府兵，是一支有战斗力的新军，在后来的淝水一战中，以“战无不捷”的勇猛，使“敌人畏之”。北府兵的组成，表明谢安集团有改革精神和战略眼光。

谢安还改革了用人制度，尽量做到任人唯贤，德才并举。王夫之评价谢安说“以族盛而远嫌，不私其子弟可矣”，这个评价是很高的。王夫之把王导说成是“庇其族而不能公之天下”。两相对比，说明谢安在用人上有改革世俗的进步性。王国宝家族是东晋王朝的“中兴膏腴之族”，其父王坦之与谢安是简文帝的顾命之臣，同辅幼主孝武帝。后来，王、谢两家联婚，王国宝成了谢安的乘龙快婿。

但是，这位纨绔子弟“少无士操，不修廉隅”，“贪纵聚敛，不知纪极，后房伎妄以百数，天下珍玩充满其室”。谢安“恶其倾侧，每抑而不用”。谢安对“专利无检行”的王国宝抑而不用，是按德取人而不唯亲是举的有力证明，表现了政治上的革新精神。谢安按才德取人的选官思想，是重贤爱才，因此也不因亲族有德才而避嫌不选。在“苻坚强盛，边境数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将”之际，他因其侄谢玄“有经国才略”而命监江北军事，组织北府军。

此事遇到重重阻力，“人间颇有异同之论”，甚至“巷议疑其不振”。但是，谢安不为非议所难，断然“以玄应举”。这一正确决断，也获得了他的对立派人物又是有识之士的中书郎郗超的赞同。《晋书·谢玄传》说：“中书郎郗超虽素与玄不善，闻而叹之曰：'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时咸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所以知之。'”同时，谢安还在苻秦大举南侵的紧要关头，以其子谢琰“有军国才用”，任命为辅国将军，令其率精兵八千，和谢玄共同御敌。谢玄、谢琰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有勇有谋，“陷阵破坚”，功勋卓著。

历史证明，谢安的用人方针是不拘门阀的，因而取胜。史评云：“坚之败也，虽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时实为都督焉。”谢玄、谢琰和谢石，是一批有军事才能的将领，谢安能冒着“私其子弟”的讽议而任用，正说明他的唯贤唯才而不纯资历、不重阀阅的用人观。

在建军任将的同时，谢安还注意经济上的改革，“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夫之《读通鉴论》中载：“太元元年，谢安录尚书事，除度田收租之制。度田收租者，晋之稗政，鲁宣公税亩之遗弊也。安罢之，可谓体天经以定民制矣。”从这个改革效果看，赋役有所减缓，所以《晋书·食货志》说：“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这奠定了淝水之战获胜的物质基础。

总之，在淝水之战前，谢安实行了改革和缓和社会矛盾的总方针，从而出现了东晋王朝一百余年中最稳定的局面。对于这一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矛盾比较缓和，生产得到一定发展的安定形势，在苻秦统治集团中只要是有见识者，都直言不讳地承认。这最有说服力。苻秦的左仆射权翼对苻坚说：“臣以为晋未可伐。……今晋道虽微，未闻丧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

谢安、桓冲，江表伟才，可谓晋有人焉。臣闻师克在和，今晋和矣，未可图也。”苻融曰：“晋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苻诜（苻坚少子）曰：“晋有谢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窃惑焉。”太子苻宏曰：“吴今得岁，不可伐也。且晋主无罪，人为之用，谢安、桓冲兄弟，皆一方之俊才，君臣戮力，阻险长江，未可图也。”就是王猛在临终时亦对苻坚说：“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资治通鉴》对谢安主政时东晋的政局概括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民为之用。”

淝水之战的胜利，与谢安指挥若定的统帅才能也是分不开的。

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不听多数将相重臣的苦谏，一意孤行，骄横不可一世，狂想一举吞并东晋，发动了数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世说新语·雅量》引《续晋阳秋》说：“苻坚倾国大出，众号百万。”《资治通鉴》载：“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苻坚自恃其军事实力，狂言：“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这对东晋王朝的君臣们来说，有如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因而“京师大震”，“都下震恐”。

对此，连桓冲也“深以根本为忧，遣精锐三千入卫京师”。但是当苻秦大军压境，屯于淮淝，谢安却“夷然无惧色”，而且还邀约亲朋，与谢玄围棋于别墅。桓冲对此很不理解，叹曰：“谢安乃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虽遣诸不经事少年，众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在苻坚“尽国内侵”的紧急时刻，桓冲失掉信心，而谢安却镇定自若，相较之下，尽显谢安指挥若定的统帅气度，虽然仅有八万御敌之军，犹如胸有雄兵百万。

当然，这种镇定是有谋略胜算为恃而非盲目乐观。作为统帅，在大敌当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这种镇定是极其重要的，它可以稳定军心、民心和最高统治集团之心，舍此将会导致覆灭。指挥员的镇定是克敌制胜的精神力量。谢安有这种精神力量，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力量。苻坚无这种精神力量，出现了百万之师全线崩溃。历史证明，谢安指挥若定的才能是淝水之战获胜的精神因素。

淝水之战中，“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十七八”。按说，这应是北伐的最好时机，但淝水之战甫一结束，东晋朝廷就诏谢安旋师。由于一些奸佞之徒的挑拨，“帝由是稍疏忌之”，北伐的事情自然搁置。直到太元九年（384年）八月，谢安才奏请北伐。

在近八九个月的时间里，北方的各种势力在分化、组合，北伐中，谢玄手下名将刘牢之就曾两次被乘苻坚败而复国后的燕军打败。北伐显然失去了最佳时机。即使如此，在北伐后很短的时间里，就收复了兖、青、司、豫等地。正当北伐进一步推进时，“会稽王道子好专权，复为奸谄者所构扇，与太保安有隙”，谢安为避开司马道子，只好于太元十年四月，出镇广陵的步丘，并在那里得病。

八月，谢安病重，自广陵还京医治。不久，病逝建康，享年66岁，谥号曰“文靖”。就这样，由于遭到东晋王朝的猜忌及不久病逝，谢安的北伐半途而废，国家分裂割据的局面没有结束。

谢安

谢安总结历史经验，制定了符合东晋中期国情的“镇以和靖，御以长算”的治国方略，并妥善处理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稳定了内部统治秩序。而淝水之战的胜利，又很好地解决了外患问题。这样就保护了东晋经济文化的继续发展。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王导、谢安，皆社稷之臣也。”可以说，继王导之后，“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

毛泽东晚年多次谈到谢安和淝水之战，也与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的严峻形势有关。

1972年10月1日，毛泽东通过姚文元向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朱永嘉布置大字本古籍的校勘注释任务，首次布置的是《晋书》里淝水之战中的几位功臣的传记——《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要求将四传标点简释，合订为一册，上送毛泽东。

毛泽东审阅后，即令印发给政治局委员阅读学习。毛泽东要中央政治局成员读《谢安传》，不但选定和印发教材，还在会议上向大家讲解，当讲到中苏关系紧张时，他对周恩来等人说：“你们要冷静沉着地应付北方边境陈兵百万的苏联军队，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啊！”在会上，毛泽东还讲了谢玄是能征善战的勇将，在前方起了打败苻坚、取得淝水之战胜利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