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端：国际关系启蒙运动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国政学人

政治研究启蒙的思想家们通过深入研究启蒙运动本身的局限性，“试图解释现代野蛮行为的根源”。他们宣称需要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来解决一个半世纪以来启蒙运动中日益增长的理性主义所造成的破坏。

政治研究启蒙运动的目的远不是简单地拒绝启蒙运动，而是认为要理解那个时期的灾难，不能把它们视为简单的非理性。在广泛的思想家和取向中，四个方面的主题值得强调：在现代性中涉及“激进的邪恶”问题的必要性；工具理性、技术和技术理性日益增长的作用和优势；“大众社会”和大众政治的兴起，以及伴随而来的古典自由主义危机及其民主愿景；极端民族主义和反自由主义政治是自由主义现代化的部分后果。简而言之，政治研究启蒙运动的重点是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在“荒凉”之后的政治和命运，对美国的关注是由这些更广泛的关注所驱动的。

战后现实主义者并不关心击败肤浅的理想主义，也不是现实政治传统的简单延续，相反，他们从事的是评估政治现代性后果的更为实质性的任务，并在识别自由主义的智识和社会层面时发现它的严重不足。国际关系理论最初是作为政治学应该是什么的规范性声明出现的，而不是作为专业化的话语。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为一种抵制其融入美国社会科学的智识回归。

“邪恶”在现实主义思想中的位置被许多人视为指向生物决定论或关于人性的假设的原始形式。然而，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启蒙运动中最具思想性的邪恶愿景与这些假设几乎没有关系。阿伦特坚持认为，邪恶已经证明比预期的更加激进。汉斯摩根索早期与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实质性接触使他非常清楚邪恶概念在魏玛德国及政治神学诡辩中的重要性。尼布尔的邪恶概念更明显偏向神学，是在哲学上复杂的政治辩论背景下运作的，因此它经常被简化。然而，摩根索和尼布尔通过与邪恶的接触而发展的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不是为了支持保守的政治，而是为了在面对站不住脚的自由主义时，保守主义不被视为唯一的选择。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哲学上的问题，它们被视为政治判断和辩论中的重要问题，以及评估大众政治的兴起对政治和国家政策的影响。国际关系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并不认为国家是理所当然的理性行为者。相反，他们深切关注政治现代性条件下国家行为的性质。这些担忧反映在对自由现代性如何为新形式民族主义创造条件的评估中。对摩根索来说，现代民族主义特别具有破坏性和无限性，这与它在自由现代性中的位置直接相关，既与现代主体性相关，也与现代社会的国家结构相关。摩根索认为，新民族主义国家通过将道德和权力都纳入其自身的普遍愿望和满足之中，化解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像政治研究启蒙运动一样，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家试图理论化和培养一种自由现实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可以建立在启蒙运动的优点之上，而不会屈服于其潜在的黑暗。为此，赫兹研究了大众政治中的文化问题，试图对抗保守派的指控，即自由主义不能为强大的自由主义政体提供文化和审美基础。斯坦利·霍夫曼认为国际关系学在更深层次上是一门“美国社会科学”，美国自由民主的本质至关重要。

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是否真的有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第一次大辩论”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事实上，前两次辩论——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科学与传统主义之间的辩论——实际上是同一场辩论的两个方面，辩论的中心是国际关系启蒙运动试图捍卫其自由政治的特定愿景。

与政治研究启蒙运动一样，国际关系启蒙运动将美国的未来视为一个关键问题。为此，国际关系启蒙运动没有转向现实政治，也没有转向传统的保守主义或精英主义。他们不仅仅试图向天真的美国人传授关于强权政治的欧洲真理，还试图理解和解释美国自由主义的优势和弱点，澄清他们与国际政治和美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关系，并把美国作为复兴、自信但谨慎的自由现实主义的基础。

如果对事物发展的过去以及现在两阶段没有明确的区分，那么将很难考虑现在的处境。作者认为重新考虑国际关系启蒙运动的意义重大，尤其是因为它对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前景有着有着深刻意义。

对国际关系启蒙运动的考虑从根本上挑明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问的基本分歧，这一基本分歧使得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其理性主义的形式发展为两条难以相交的平行线。在许多影响战后国际关系的关键人物看来，任何对自由主义政治的严肃论述都无法避免涉及这些问题。国际关系启蒙运动的自由现实主义认为自己不仅拒绝肤浅的自由主义形式并且在拯救一种自由主义形式。与此同时，它允许当代现实主义的大部分运作，而没有认真参与其自身与自由主义的历史关系。

国际关系启蒙运动的命运也有助于我们解释雷乌斯·斯密特（Chris Reus-Smit）曾提出的“自由国际理论的奇怪消亡”观点。在对该观点进行剖析时，斯密特试图弄清楚曾经存在的关于世界政治的丰富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为何会消失，以及新自由主义为何在很大程度上丢失了政治优势。他解释为“新自由主义”以两种方式抛弃了政治：1.从合法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驱逐了规范性的反思和论证；2.包含了一种理性主义的人类能动性的概念，将所有的政治行动简化为战略互动”。

国际关系启蒙运动中自由现实主义的缺失是这种受限的自由主义占优势的关键。例如，尽管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仍然是对立关系，但两者之间的冲突已经与战后政治背景和内容关联不大了。恢复自由现实主义可能会为更广泛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提供支持。

随着国际关系越来越接近理性主义政治学，它变得对国际关系启蒙运动的问题视而不见。然而最近几年，这种现实主义的敏感性在国际关系内外部都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第一次复兴来自学科历史（包括现实主义）和对非理性主义理论的兴趣高涨，第二次复兴来源于政治理论的发展。尽管国际关系中经典现实主义的许多分析都追溯到它在理性主义政治学领域的逐渐边缘化，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与政治学疏远的第二个方面是如何发生的。而且有一些有趣的迹象表明，随着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的发展，这种情况可能在某些方面发生变化。在威廉·高尔斯顿（William Galston）看来，这种现实主义由三个普遍共享的原则定义。首先，政治生活不可避免是多元化的；第二，许多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强调政治是一个自治领域；最后高尔斯顿认为，现实主义在道德之外对待政治，会对政治冲突有着重要影响。这些原则听起来可能会让人想起古典现实主义，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事实上，威廉·谢尔曼（William Scheuerman）甚至认为，战后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思想家在许多方面都优于同时代的政治理论思想家。毫无疑问，这些发展将国际关系启蒙的现实主义直接与政治理论联系起来是非常有利的。

爱德华·赛义德指出，开端很容易被视为一种明确的追求起源的点。但开端的概念不是绝对的，没办法定义绝对起源。用赛义德的话来说，对该问题的探讨是刺激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位的活动”。同样的，对结局的思考总是任意且有偏差的。但是对结局的思考可以打破事物现有的发展轨迹从而进行新的假设。国际关系启蒙运动并不是直截了当的反对自由主义，在它的起源中，国际关系是由关于什么是自由主义的复杂争论构成的。我们尽可能清楚地了解战后现实主义是什么、局限性，以及它与其他潜在现实主义版本的区别及其含义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