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三材料）关于“社会”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经济活动和流动范围不断扩展与现代社会分工体系的不断细化，使得陌生人社会的边界逐渐扩展，更多的人成为彼此陌生的人，城市化进程催生了陌生人社会。目前学术界流行的中国陌生人社会的理论更多源自经典社会学家的观察和思考，缺少对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衔接的讨论，我们无法从中获得关于城市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机制，更无法在宏观层面观察一个社会如何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
中国的陌生人社会理论须建立在中国的经验事实和观察的基础上。首先，陌生人的流动已然成为一种文化或一个普遍特征，但中国社会的流动是有序的。有序的流动所形塑的社会也是有序的陌生人社会。例如，得益于大数据和信息管理技术，人口流动规模和方向的数据都是可掌握的；借力于乡村振兴的发展，很多流动在城市中的人在回归乡村；同时，城市社区治理力度也不断加强，社区内的互动增进了居民间的互动。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较大力度的网络社会治理，互联网和移动客户端的普及不仅增加了原有的社会联系，还扩展了陌生人之间的关联，从而增进了他们的关系强度。理性和效率原则、有序的信息传递和人口流动被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从而呈现了有序的陌生人社会景观。例如，基于地缘、血缘等建立起来的关系并不会被时空间隔所阻断，也不会被彻底遗忘，而经济的、政治的等行为动机会增强，但也不会完全替代既有的关系牵绊。
其次，陌生人社会源于越来越细致的社会分工，但巨大规模人口的分工社会塑造的是有规范的陌生人社会。借助于人口红利和庞大劳动力市场，中国社会的劳动力市场为劳动者的充分就业提供了较为有力的保障。社会分工让个体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分工体系之中，个体在分工体系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而又紧密相连。契约、法律是社会分工体系形成的重要基础。例如，区域间的分工合作促进了相同规范的运行，市场规则等在很多地方都保持一致。即便一个陌生人进入完全陌生的城市或乡村，大家往往也都遵守相同的规范。这就避免了因规范差异引起冲突和矛盾，也避免了个体的社会困境。就此而言，有规范的陌生人社会是充分保障就业社会的独特产物，当然，也是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入治理的结果。
（节选自马吟秋、刘佩峰《探索陌生人社会的秩序与规范》）
材料三：
当我们摒弃“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对立框架，从多维度的熟人社会出发，或可为我国当下的社区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在学者们的使用过程中，共同体概念逐渐脱离地域的束缚，成为一个描述人们之间紧密团结的概念，而社区逐渐被政府用作了治理的单元，更多地成为了一个地域和治理的概念。当前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矛盾在于，研究者多执着于以地域为基础，培养出共同体，但是所运用的治理方式却是自上而下的。有时可能因为一地居民有相似的需求或者利益而呈现出一些类似于共同体的特点，但很难形成真正内生性的组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项目居民参与性低，缺乏持续性的原因。即便真正地培养出具备一定自下而上生长力的共同体，也与地域特征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很难推广。摆脱了这种思维框架的束缚，就无须执着于在陌生环境中培养熟人社会，而是在熟人社会的传统下寻找治理遗产，根据不同维度的熟人团体，匹配不同的治理结构。
（节选自刘怡然《突破“熟人—陌生人”模式：基层治理新探索》）
1．下列对“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比较，梳理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
0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