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

——《雇佣劳动与资本》研究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资本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并且，资本开始被透视为一种作为不在场的在场性出现的支配性的奴役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活动中，商品与货币的到场被错认为一般财富在场的经济物像，而遮蔽了不在场的劳动交换关系和资本的生产关系；而当资本家通过货币购买原料和机器并将其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时，这些作为到场对象物的原料和机器，在作为统治性生产关系的资本关系赋型之下，才会成为盘剥工人活劳动的资本的客观构序力量。这是经济物相化中最难理解的资本关系赋型。

关键词：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经济物相化；资本关系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复杂的思想演进过程。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仍然以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资产阶级社会）来指认工业生产之上复杂的以商品—市场经济为本质的社会构式。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转折点，出现在马克思写下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在这里，他第一次将资本视作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深刻思想的历史性生成过程。

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新认识，是在1848—1849年写下的《雇佣劳动与资本》（Lohnarbeit und Kapital）中才开始出现的。这一文本的原型，是马克思1847年底在布鲁塞尔关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多次演讲。1848年2月，马克思开始修改这一文本。1949年4月，这一文本以连载的社论形式公开发表在《新莱茵报》上[1]。1880年，这本书以单行本在布勒斯劳出版。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资本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其实，马克思的这一新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即从演讲提纲《工资》（Arbeitslohn）手稿到布鲁塞尔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再到《雇佣劳动与资本》文本的思想认识过程。实际上，从马克思的手稿标题Arbeitslohn（工资、报酬）到正式演讲和文本的标题Lohnarbeit und Kapital（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改变中，我们也可看到一种思想构境的深化。马克思是从关注工人的工资和报酬开始的，后来，他显然觉得工人的工资问题无法离开资本关系，所以，作为“工资劳动”特定质性只能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支配关系之中讨论。关于雇佣劳动更深一层场境本质的理解，马克思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完成的。

我们先来看这个写于1847年12月演讲之前的提纲性的《工资》手稿[2]。一是工人的劳动从表现生命的目的（telos）变成谋生的手段。在这个演讲提纲的开始，马克思先提出，“人的活动=商品（Die menschliche Tätigkeit=Ware）。生命的表现——生命活动——只是手段（Mittel）；与这种活动分开的生存才是目的（Zweck）”[3]。这里第一个“人的活动”，当然是指工人的劳动，它是工人生命（负熵）活动的表现，或者说，也是人的生命爱多斯之相实现出来的物相化[4]活动。这一点，显然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作为类本质的劳动，而会让人想起《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讨论过的那个历史辩证法中的“自主活动”。这也可以看作人本学劳动异化构式的没影点。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雇佣制度下，劳动却成为资产阶级交易场境中可变卖的商品，实现生命爱多斯的劳动本身变成了经济物相化中谋生的手段性活动，马克思说，只有当人的劳动不再是为了变卖的谋生活动时，才会是生存的目的。后来马克思意识到，不是劳动成为商品，而是劳动力的使用权成为商品。这显然是当年《1844年手稿》中跳出经济学的劳动异化构式中透视的相同非物相化认知对象，但却没有了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的关系透视。马克思说，原先在封建专制下基于血亲关系—自然负熵的“一切宗法制的东西都消失了，因为只有商业即买卖才是唯一的联系，只有金钱关系（Geldverhältnis）才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唯一关系”，现在，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构式负熵源泉的商业交换——可以买卖的伪在场就是一切，“旧社会的一切关系一般脱去了神圣的外衣，因为它们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5]。这是《共产党宣言》充分讨论过的问题。这里，也因为是面对工人的演讲，马克思跳过了取代农耕劳作的工业生产物相化过程，直接进入到工人可以直观到的经济物相化中的金钱世界。所以，工人作为自己生命活动的劳动（使用权）也成为了可变卖的商品，甚至，“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6]。这是说，不仅是工人的体力劳动活动，生产过程之外的脑力劳动和抽象的艺术劳动，甚至一切形式的“生命表现活动”都失形为买卖对象。这里，马克思显然在刻意避免使用异化概念，而是用手段与目的实证逻辑构式来表征一种现实关系中的颠倒，因为，资本家“掌握着就业手段［Beschäftigungsmittel］，也就是掌握着工人的生活资料，就是说，工人的生活依赖于他；好像工人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也降低为单纯的谋生手段了”[7]。本来是生存目的的生命活动，现在颠倒成了工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可悲的谋生手段。我们也能感觉到，与《穆勒笔记》和《1844年手稿》的谋生劳动和异化劳动不同，马克思在用生命的“目的”与谋生的“手段”“降低”为“交易对象”这样一些接近实证的逻辑构式，来表征资产阶级社会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颠倒，实际上，这多少是有一些言不及意的。并且，也不能极其深刻地揭露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特殊经济物相化颠倒本质，这一点，也会为下一步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重启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和批判认识理论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二是马克思谈及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工人工资的影响。马克思说，当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机器化大生产和更加精细的分工出现之后，工人成为“愈来愈片面的生产力”，因为，在手工业生产中完整的劳动塑形和构序活动被切割为机器客观工序的碎片性动作，同时，“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时间愈来愈成为商品价值的尺度，因而也成为工资的尺度。与此同时，随着文明的发展，劳动这一商品的生产愈来愈低廉，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也愈来愈少”[8]。在经济学语境中，这是李嘉图已经面对的新问题，马克思集中思考这一点，是在《伦敦笔记》的“李嘉图笔记”（II－III）中。在《伦敦笔记》的“工艺学笔记”的思考中，这一理论线索深化为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中的巨大认识飞跃。这是因为，原先劳动者手艺是劳动塑形产品的重要因素，而在今天的机器生产中，这种主体性物相化的工艺（创造性的“自主活动”和社会历史负熵质）已经被非及物的技术所抽离，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只剩下简单的同质化惯性实践的生产时间，这种生产时间中的劳动构序的作用被大大贬低了。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是，原先只是在自然经济中出现的农业生产中非物相化的惯性实践，现在竟然成了机器化大生产中“祛技能化”工人劳动的基本样式，因为工人劳动中原有的爱多斯（eidos）实现出来的创制性手艺和有目的（telos）的创造性实践，现在变成了没有任何主体创造性的同质性重复机械动作。劳动生产率水平随着机器化大生产和高度分工的出现大幅度提高，它当然给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益，可是，由此对工人的影响却是“劳动日益简单化。劳动的生产费用日益减少”，劳动（力使用权）的价格变得日益低廉，这使得工人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并且，工人的“工资愈来愈以世界市场为转移，而工人的状况也愈来愈不稳定”[9]。这是一种对资产阶级社会中日益下降的工人生存状况的客观描述。显然，马克思这里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分析，比《1844年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近讨论，都更加深刻了。

三是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出现的悖反逻辑。我们可以注意到，马克思这里无意间没有突显主体性的资本家奴役工人，而是在将工人与一种看不见的客观存在的资本关系对立起来，在此，他将这种看不见的资本关系称之为生产资本（produktiven Kapitals）。我以为，这里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重要进展表现为，资本开始被透视为一种作为不在场的在场性出现的支配性的奴役关系。相比《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种基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外部经济力量，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认识显然是更加深刻了。并且，在此出现的produktiven Kapitals（生产资本），并不是后来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中确立的异质于商业资本的生产资本，而只是一个在资本增殖性构式中使用的概念。在资本奴役工人的雇佣关系中，工人如果想要提高自己的工资，通常的做法只能是让资本能够获得更大的增殖。马克思分析说：

使工人能够勉强生活的主要条件是他使自己的生活状况比资产阶级愈来愈降低，是他尽量增加自己敌人的力量——资本（das Kapital）。这就是说：工人只有在他生产并加强和他敌对的力量即他本身的对立者的条件下，才能勉强生活下去；在这种条件下，当他造成这种和他敌对的力量的时候，他才能从后者得到就业手段，这种手段又使他成为生产资本的一部分，成为加强生产资本（produktiven Kapitals）并使之快速增长的杠杆。[10]

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一个悖论：明明资本是敌对的力量，可工人只有在增强资本的力量时才能勉强活下去，因为资本家的工厂如果倒闭了，工人将没有饭吃。马克思这里的思考，已经在接近将资本看作一种资产阶级社会中重要的社会生产关系。当马克思认识到，“伴随生产力的提高而来的是大资本的统治（Herrschaft des groen Kapitals）加强”[11]时，这里的großen Kapitals（大资本）并不是某个资本家个人主体，而一种强大的资本关系的统治。

在这里，马克思最后也谈及雇佣劳动制度的“积极方面”，这就是资产阶级正在资产阶级社会自身的奴役性关系统治中创造出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新社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如果谈雇佣劳动的积极方面，那就是谈资本、大工业、自由竞争、世界市场（des Kapitals，der großen Industrie，der freien Konkurrenz，des Weltmarktes）的积极方面，我无需乎向你们解释，没有这些生产关系（Produktions verhältnisse），就不会创造出生产资料——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的物质资料，无产阶级本身也就不会团结和发展到真正有能力在旧社会中实行革命并使它自身革命化的程度。[12]

我们看到，马克思已经在将资本、大工业、自由竞争和世界市场看作资产阶级“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这就接近了对资产阶级社会复杂经济关系构序和塑形起来的场境本质最重要的科学认识核心。有趣的是，马克思在这一手稿中并没有使用bürgerliches Gesellschaft一词。很快，这一核心观点就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公开演讲中突现出来了。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一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虽然在集中讨论经济学问题，但思考的重点却是从社会场境关系出发的，因为他要说明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马克思在第一篇演讲中曾宣称要说明三个问题：一是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即工人的奴役地位，资本家的统治（die Sklaverei des Arbeiters，die Herrschaft des Kapitalisten）”；二是中产阶级和农民在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消亡；三是国际市场上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实际上，从后来所发表的文本来看，马克思仅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讨论[1]。这里可以看到，Kapitalist一开始仍然是从主体视位出现的，而不是作为非主体的客观的生产关系在场的。可是，也是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的观点发生了极其深刻的改变。

首先，马克思再一次突出强调了认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这甚至是马克思此后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筑模，在后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他遵循的面对复杂经济现实的逻辑构序和观念赋型原则，不过，它更多地深化为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马克思后来在1859年写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再一次概述这一用以指导自己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因为，要想透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面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遭遇的熟悉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物（原料、机器和厂房）时，不仅要透视这些到场物相化对象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背后更深一层的生产活动塑形和构序活动（用在性），这是第一重不在场的在场性的辨识，而且还要进一步透视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商品—市场经济物相化的生产关系构式，这是在捕捉第二重不在场的在场性的努力。之后马克思会在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中惊地发现，这种经济物相化中发生的不在场的在场性本身也是复杂的，因为他在找到商品、货币等到场物隐匿的“经济质“（价值关系）之后，在生产过程的客观要素的到场之物中，还深刻地发现了资本关系的不在场的在场和对象化劳动被彻底遮蔽起来的伪像，以及剩余价值在利息和地租等转化形式中的隐匿。这将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历史现象学和科学的批判认识论的主要任务。所以，马克思需要先确定非物像社会关系场境的一般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规定。

第一，马克思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中指出，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社会定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而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却是特定历史时间中社会关系赋型下人对自然的能动塑形和构序：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联系（sichbeziehen）。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bestimmteWeise）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bestimmteBeziehungenundVerhältnisse）；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diegesellschaftlicheBeziehungenundVerhältnisse）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2]

不同于自然经济产品的非物相化天然形态，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所有到场事物的背后，都隐匿着人们通过工业生产物相化活动塑形和构序起来的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使它们获得了人的生存中所需要的用在性。这是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始终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层级非物像透视中的“活动”和“关系”本质。应该说，这也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客体向度构式。在一定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往往是马克思主体向度批判话语的前提。可以看出，马克思这一表述的主旨，一是指向物质生产活动中的狭义生产关系，即劳动者之间在生产活动中以一定的方式发生的共同协作的关系场境，这种“结合起来”的共同活动直接构成生产力的构序因素。马克思在后来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写作中，都充分讨论了发生在农业生产中的“共同合作”与工业生产中的协作与分工中劳动者之间“共同活动”场境格式塔突现出来的结合力。二是人们的生产物相化活动也必然为特定社会关系制约和赋型作用下的人对自然的塑形和构序关系。一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力发展运动的观点，不是在描述直观可见的在场对象性的人和自然存在，而是透视人以特定历史性质的生产塑形和构序，在农业生产中促使外部自然物质部分改变，或者在工业生产中创制自然物质全新的社会历史负熵质和关系场境存在，这极其深刻地表征了历史唯物主义最基始性的非物像社会关系场境论。

第二，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历史时间中有特殊质性的生产，而且必然是一定社会关系赋型下以一定的形式构成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塑形和构序过程。“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Charakter der Produktionsmittel）而有所不同。”[3]这旨在说明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工具质性的制约作用，如《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所说的手推磨与蒸汽机的不同历史制约作用。应该说明，马克思这里的观点并非是肯定工具决定论，因为任何对象性到场的生产资料都只是不在场的劳动工艺和物相化生产力水平的物性结晶，作为劳动生产重新激活塑形活动的实践模板，它客观地表征着一定社会历史中物质生产场境的特殊生产力构序的质性。

第三，更进一步说，不仅社会关系由一定的物质生产力水平决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筑模也必将发生深刻的改变。“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总在不断变更，不断革命化；分工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4]生产方式不是一个分立于生产活动的抽象框架，它本身就是生产物相化构序活动的内在功能性的动态筑模，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分工就是新的劳作方式，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机器化大规模生产的客观要求。反之亦然。这是一个步步递进的社会发展逻辑。马克思说，“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5]可以感觉得到，马克思此时的思考重心，还是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的社会生产关系，因为它对应于马克思即将发现的资本的生产关系本质。

第四，在对这个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确认的背景下，马克思接着说：

生产关系总合起来（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in ihrer Gesamtheit）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die gesellschaftliche Verhältnisse，die Gesellschaft），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s Gesellschaft）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Gesamtheiten），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6]

马克思在此文中只是少量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样的词语（四次），共十一次使用bürgerliche一词，而开始较多地使用Kapitalisten等相关词。这是继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刻意塑形社会概念以来，在《致安年柯夫信》提出社会定义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明确给出关于社会的定义。马克思这里的表述中出现了一个对社会关系场境分层的说明：一是上述的狭义的劳动技术层面的生产关系；二是广义“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式的总体场境，即社会。这意味着，马克思开始将人类社会物相化的历史负熵本质直接指认为历史性的关系场境存在。这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那个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ensemble）一说，在社会本质层面的重新赋型。不过，在这里马克思使用了Gesamtheit（总合，全部）一词，更加精准地体现了社会关系构式的复杂整合机制。这个“生产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是马克思在不久前《道德化的批评与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提出的[7]。有趣的是，马克思这里跳过了他自己那个作为市民社会的“基础”。三是社会关系是在狭义的生产关系之上生成的社会生活关系，它就必然表征了一定社会关系历史性赋型的总体构式性质，即“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比如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赋型。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历史分期的基本构式，即历史性的生产关系赋型所生成的特定社会历史负熵质。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没有公开出版，《致安年柯夫的信》是私人通信，这可能是马克思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第一次正面表述。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和发展。

其次，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是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统治。这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一个全新认识。实际上，上述所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观点的讨论，都是为了引出这个新的判断。马克思先分析说，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资本是人们熟知的各种对象性的到场之物，“资本包括原料、劳动工具和各种生活资料，这些东西是用以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8]可是，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看起来熟知的物的本质，却是一种将不在场的社会关系重新遮蔽起来的经济物相化。他明确指出，资本并不仅仅是一种可见的到场之物，从本质上说，它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生产关系赋型。这个生产关系，正是上述历史唯物主义中描述社会关系场境存在的本质方面。笔者认为，虽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创立了第一层级非物像的社会场境存在论，但他们并没有将其关联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复杂经济关系本身的分析，而在这里，当马克思开始认真思考出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资本统治问题时，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则深化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全新的经济物像批判。马克思分析说：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bürgerliches Produktions verhältnis），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bestimmten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n）下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bestimmte gesellschaftliche Charakter）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9]

马克思显然对自己的这个理论新发现感到格外兴奋。因为，这兆示着，马克思有可能揭开针对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的社会赋型中发生的复杂经济关系颠倒现象，进而走进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更深构境层。我们不难看到，这里马克思的三个“难道”的追问，既是对资产阶级经济拜物教意识形态的最初透视，也会是马克思自己重要的理论内省。应该说，马克思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的“实证原则”在这里经历了一次重要的问题危机。我们都知道，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讨论中，直观的对象性世界在第一层级非物像透视中，由物质创制实践活动—物质生产物相化活动和社会关系场境所破境，可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市场经济关系场境中，这种非物像的社会关系却再一次颠倒地呈现为事物和事物之间的事物化关系，这是第二层级的经济物相化迷雾。并且，这并非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能够直接透视的特殊伪境，所以，马克思不得不向前走。其实，这正是走向《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批判认识论的入口。对此，我们再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

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已经认识到，资本是支撑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最重要的生产关系，正是在这种不可见的社会关系的支配下，直接在场的对象性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才会被赋型为资本的关系场境关联物。此时马克思的表述为：“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Tauschwerten）。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Waren）”[10]。我们先排除马克思此时在经济学表述上的不精准，他的意思是对的，因为他看到了资本表现为物性对象的劳动工具和原料，也看到了不是直接在场的对象物的“交换价值”，他实际上已经达成这样一种新的认识：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赋型，让所有社会定在都变成关系性构式负熵中的神秘商品存在。这也意味着，不在场的资本关系场境让对象物作为资本的力量在场。于是，马克思说：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bestimmten Verhältnissen）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11]

这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比较重要的一段表述。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奴隶、资本和货币，都不是我们在感性经验塑形和观念认知中可以看到的黑人、纺纱机和黄金这些直接到场对象物的客观属性，奴隶并非黑人天生的生理属性，货币并非黄金的天然属性，资本并非纺纱机的物质属性。可是，这三种我们都熟知的到场之物，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在非物像透视中的情况又是不同的：一是作为生命负熵存在的黑人并非天生的奴隶，他就是黑皮肤的人，只是在特定的奴隶制社会物相化关系赋型下，他才成为奴隶这种社会负熵进程中的关系性场境存在——人们将奴隶关系的在场误认为黑人的固有到场性。马克思这里的表述，显然是他联想到许多年前读到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4章讨论主奴辩证法中的一句话：“正是在这种关系里，奴隶才成为奴隶。”[12]二是黄金是一种无机自然界中存在的贵金属，它只是在商品交换关系赋型中才会成为货币这种特殊经济构式负熵中关系性场境存在。黄金的到场被错认为一般财富在场的经济物像，而遮蔽了不在场的劳动交换关系和资本的生产关系，当经济物相化消逝之后，它的经济伪在场则有可能在“修建厕所”（列宁语）[13]中恢复它的自然本相，在那里，黄金才会以它自身到场。三是最复杂的关系场境，因为纺纱机是将棉花制作为布匹的机器，它在经验塑形中可以直观的物性实在首先是工人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用在性产品，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第一层级的非物像透视；然后这种用在性的产品在资产阶级社会突现的商品—市场经济构式负熵进程中转型为商品，当资本家通过货币购买纺纱机并将其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时，作为到场对象物的纺纱机，在作为统治性生产关系的资本关系赋型之下，才会成为盘剥工人活劳动的资本的客观构序力量。这是经济物相化中最难理解的资本关系赋型。

依笔者的判断，马克思这里的分析，显示出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第一，自然对象物与人通过劳动物相化所塑形和构序的事物，都会因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获得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非物像透视第一层面已经解决的问题，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作为资本的经济关系，却会再一次颠倒地表现为经济物相化中的特殊事物，这些事物都会因为资本关系而获得一种新的社会属性和统治性力量。这是原先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所无法达及的构境层。因为，当人们遭遇作为资本出现在生产中的纺纱机时，仅仅将其归基为制造它的物质生产物相化活动是不够的，它为什么是资本关系的具象化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被透视。并且应该承认，马克思在此时尚无法科学地说明这种“二次颠倒”中经济物相化的成因。第二，只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下，人才会变成特定历史时间中的社会关系场境的ensemble（总和）。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说明过的方面。应该看到，这也会是马克思历史认识论在主体关系存在上的重要进展，作为最重要的认知对象，人不仅仅是自然实存的肉体，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场境存在，历史性的社会关系赋型了人类主体的实际生存本质，在奴隶制关系场境中，不仅黑人的生存场境是奴隶，而且也塑形了高举皮鞭的奴隶主；而转换到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的社会关系场境，就有了工人与资本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更加深刻地发现，工人与资本家都是特定经济关系的反向物相化中的人格化。

对于这后一种人的主体关系场境存在问题，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是一种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出卖给资本的一种商品”[14]。劳动者并非天生的雇佣劳动者，劳动（力）也不是天生的商品，只是在资本统治的生产关系赋型下，才会塑形出雇佣劳动者和雇佣关系场境存在。马克思历史性分析道，

劳动［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Lohnarbeit, d. h. freie Arbeit）。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出卖给奴隶主，正如耕牛不是向农民卖工一样。奴隶连同自己的劳动［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一次而永远地卖给自己的主人了。奴隶是商品，可以从一个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奴隶本身是商品，但劳动［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却不是他的商品。[15]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认识论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最早涉及到这个关于奴役关系的历史对比。如同上面已经讨论过的问题，非人的奴隶并不是天生的奴隶，只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场境之下，才会出现将奴隶当作商品一次性地从一个所有者手中卖给另一个奴隶主的现象，有所不同的是，奴隶自身的劳动（力）并不是商品；而在资本的生产关系之下，劳动者从宗法式的血亲依存关系场境中脱型出来成为自由劳动者，可是，当他“自由”的一无所有时，就只能以Lohn（工资、报酬）的方式一次次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商品，成为无形的资本关系场境控制下的雇佣劳动者。从认识对象上看，这是将人们熟知的对象性存在放置到不同历史关系场境之中加以透视的认知过程，这是历史认识论十分重要的进展。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说：

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Lebenstätigkeit），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以生存的一种手段（Mittel）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地，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劳动是已由他出卖给别人的一种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Zweck seiner Tätigkeit）。[16]

正是在资本的生产关系之下，劳动者才成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拿工资”的雇佣劳动者。将马克思这里的分析与《1844年手稿》对照一下，我们会发现，此时马克思虽然也在讨论工人的劳动在资本关系支配下的资产阶级社会之中的悲惨状况，但已经没有了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价值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借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而保存下来并增殖起来”[17]。所以，在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中，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更可悲的是，工人如果若不受雇于资本家就会饿死。“如果他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产者，而是属于整个资产阶级”[18]。这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强暴性赋型和奴役性支配关系场境。马克思分析道：“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vergegenständlichten Arbeit）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19]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其本质在于“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的统治关系，并且，资本的这种关系场境存在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20]。这是资本这一“带来金钱的金钱”的秘密关系。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的奴役地位”和“资本家的统治”之间关系的真正本质[21]。这里重新在场的vergegenständlichten Arbeit（对象化的劳动）是重要的，它既让我们回想起《1844年手稿》之前马克思那次关于《精神现象学》的思想实验，也会内在地关联于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但是，之所以我指认马克思思想中出现了问题危机，是因为虽然他发现了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让所有存在变成商品，但他并没有解决这些变成事物和事物的关系的社会生产关系背后，即第二层级的经济物相化迷雾中，仍然存在着特定的资本与劳动之间更复杂的多重颠倒和异化关系。为什么得出这样的判断？其实，我们看到在马克思此时的理论构序和话语构序场境中，他始终坚守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他仍然尽可能坚持用“实证性的”话语来描述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所以才会出现关系与人、关系与物，以及“积累起来的对象化劳动”（资本）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这样的表述，可是，在经济的社会赋型中，特别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商品与市场经济关系场境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如何在交换中事物化地颠倒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重新畸变为物（商品、货币和资本）的“自然属性”并成为统治一切的外部权力，这种统治性的权力与劳动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些更深一层的经济物相化的构序和赋型是如何发生的，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象的经济拜物教如何成为整个社会感性经验塑形和精神构境的压倒性构序力量？这些重要的问题，都是马克思此时一下子无法科学解决的问题。在马克思下一步在经济学研究中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第二个伟大发现”）的进程中，他将直面这些复杂的深层次理论问题。这当然会是马克思最终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本质，走向自己科学社会主义中第三个伟大发现的关键性的一步。由此，他才会创立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在重建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的经济学话语构序场境中，再一次吁请批判认识论的回归，彻底透视第二层面上的经济物相化。这将是不久之后发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中的重要学术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