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国”、“牡国”折三“元宝”钱品鉴

　　藏品中有“助国元宝”（直径36mm厚2.3mm穿9.2mm外缘2.8mm字高1.0mm重14.54克）和“牡国元宝”（直径37.8mm厚3.0mm穿10.0mm外缘3.5mm字高0.8mm重19.98克）各一枚。从尺寸看非“小平”，而达到古钱“折三”的水平。

　　从两枚藏品的表面包浆看，呈深黑褐色“黑古漆”，地章包浆有绿，黄，褐三种，浆层虽薄但坚实，入骨与铸币材质融为一体，非数百年不可形成。“牡国元宝”背穿廓上的泛金光斑似为鎏金痕。

　　按金属物资在空气中生成氧化物的机理分析，这“黑古漆”唯有银质材料形成的可能较大。其铸币材质和时期极其相似，属同时代，同环境，同材质的古钱遗物。

      我又计算钱币体积，预设材质为“铜”

或“银”的比重，分别计算了一下藏品实体的理论重量，结合表面包浆色泽之特点，分析这两枚藏品的铸造材质应为辽代适兴的一种“和银”（银和铜的合金混合物）比较接近实际重量。

　　之后，我又用强磁铁试吸两币，均可如吸合含量88%左右的民国银币一样，令钱币翻转。当然，钱币出现这种状态也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铸造材质中含高银，二可能是其中含有铁质金属之故。在未做材质金相分析前这些仅是猜测。

      但在研究这两枚古钱身世来源的问题上却让我碰见了难题，令我辗转许久无法为本文找到创作之切入点。

      第一个难题是，中国古钱从来都是以国号或朝代“纪年”为标识铸造的“元宝”，“通宝”的。唯有这“助国”和“牡国”为名之钱，历史上无“助国”和“牡国”国家记载，也无那哪个国家有此朝代记载，它们的铸造年份和真实用途是什么？

      查阅资料，才知道关于这两种钱币的来龙去脉，藏界已争论了几十年，至今还喋喋不休，并未达成统一见解。主要有两种说法：

      1.此币由辽道宗或辽天祚帝年间由古辽国铸造。支持此意见的背景是，大多数“助国”和“牡国”钱的出土地均在古辽所在地；

      2.此币由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所处年代为五代十国。在位皇帝为石敬瑭，年号为后晋天福二年、南唐升元元年等）宣武将军节度使杨光远时铸。支持这种观点的说是有史料称：“天福二年春四月，辛卵宣武节度使杨光远进助国钱三十万贯”。

      于是，有钱币学者，专家，在民国时编撰出版了一本《古钱大辞典》。在它的第1667页中明确描述道：

     “助国元宝钱，后晋杨光远铸，径七分半（笔者注：2.5cm)，重一钱(笔者注：5g)，面背肉好，周郭文曰助国元宝，真书，洪志不载，春草堂钱式图有此品，云按五代史晋本纪。天福二年春四月，辛卵宣武节度使杨光远进助国钱三十万贯，光远正史有传，兹据录之，以补泉志之缺遗焉，钱以助国为用，虽出方镇，亦官铸也，故列于正品。”

      这一说法，似乎对“助国元宝”钱的起源已有盖棺定论之意。

       注：见《“助国元宝”和“壮国元宝”是五代后晋钱》．余榴梁．钱币博览2012年第4期总76期。

       然，也有泉友仍对上述文字中的“杨光远进助国钱三十万贯”之“助国”二字是否特指“助国元宝”钱还是指用于“助国”之用的其他钱币，因“语焉不详”，证据不充分而提出质疑。所以，《古钱大辞典》的说法，并未得到所有藏友认同。       

       再加将存世的后晋“天福元宝”钱的形制和质量与这两枚钱币比较，各方面都差距巨大。后晋“天福元宝”钱相当的五代钱币大多偏小，边缘不规整，而辽代的铸钱已有相当水准，铸钱质量也远高于五代铸钱。也就是说，存世的“助国”和

“牡国”古钱，不大可能是五代十国能铸造出来的。

       另外，关于这两种钱币系辽铸钱的主张，还有钱币大家戴葆庭、马定祥先生。他们都也曾怀疑“助国元宝”和“壮国元宝”是辽国钱币。

      戴葆庭曾首提此钱为辽钱：

     “近五六年间，前后得辽阳友人寄予四品，中三品为辽地新出土者。查辽钱之“大安元宝”、“乾统元宝”有薄肉小形者，与此钱制作绝相似，元宝二字如出一手，铜质色泽亦复相同。始亦萧辽之物钦？苦无典籍资考。'           

      马定祥先生在《泉币）第二十五期中也撰写道：

       '三十年春，本志第四期，曾考助国牡国钱为后晋杨光远铸于辽地之品。很蒙说者赞同。.....．如图辽道宗大安元宝钱，面背明澈、轮廓笔致、铜色制度，与助国牡国钱宛然如出一手。助国钱之为杨光远钱，虽荫嘉自谓孤证难凭，然其断为辽地之钱，则无疑意。......'可见马氏亦倾向助国、牡国为辽钱。

第二个难题是这两枚钱的铸造形制。

       资料显示，泉界研究“助国”、“壮国”钱多数仅局限于小平钱的范围。但实际上，“壮国”钱和“助国”钱一样，也是“小平”、“折三”钱同铸。

       有文字介绍的 “壮（牡）国元宝“径22mm，重3.5g，最早系1982年出土于内蒙巴林右旗；而“助国元宝”径22.5mm，重1.8g，系1972年出土于内蒙巴左旗。

　　但根据如今存世实物所见，如本文本人藏品就是“折三”尺寸，另有“西北博古堂”（特价¥18660元出售）的“壮国元宝背日月”折十大钱，均系辽代钱币珍稀品。

　　我的藏品，来源于东北伊春地区，西北博古堂出售的这枚“壮国元宝（背日月折十大钱）”也是辽铸钱。钱币的形制与辽代铸钱所用材质，铸钱风格及规制加以比较，其展示的“助国”和“牡国”钱更像是大辽铸钱。

     “助国”乃帮助国家，“牡国”乃“壮”国”

威、增国实力之意。

      这些信息说明“助国”，“壮国”元宝的形制绝不止“小平”。

      上述两个难题其实对我来说实在是不解，因才疏学浅，无法得出正确判断。     

      但愚认为，这些关于“助国”，“牡国”元宝尚未统一铸造出处和钱币身世的争论，其实对我们研究钱币本身的真伪关系不大。                                

      实物在手，我们更多关注的焦点还是应在钱币本身。即钱币的书体，铸造材质，铸造工艺，历史包浆所能证实的钱币历史岁月的部分。无论它是辽道宗或辽天祚帝年间铸造，还是后晋天福二年宣武将军节度使杨光远铸造，亦或是之后铸造的，与钱币“助国”和“壮国”的意义比较都是次要问题。它是客观存在，有存世实物，有“小平”，“折三”，“折十”形制的上数百年，上千年值得珍藏的历史文物，是中华文化的魁宝和遗产。

       另外，“牡国元宝”之“牡”应是“壮”字的误书。这已有前贤高善谦在《泉币》第十二期刊《牡国元宝钱正误》一文有考证。还有人根据汉代碑刻写法，证明此字为“壮”。至此，此币“牡国元宝”钱文为“壮国元宝”应是已基本形成共识。

      还有，“牡”字的书写又有两种，一种书为“牡”土字旁无点，另一种书为“牡”之“土”右下有一点。

　　“牡'字是'壮'字的隶变体，'牡国'即为'壮国'。壮国者，壮大国家之意，其义与'助国'正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所以说'壮国元宝'、'助国元宝'二钱，无论从形制书体上，还是面文的文义上，是具有“助国”和“壮国”之用途的'姊妹钱'，而对非“国号钱”。这种认识对此钱非“纪年钱”也就有了依托。

     本文肤浅之见，热诚地期望得到对壮国元宝'、'助国元宝'二钱有造诣的藏家斧正和指导。

           2023年元月7日撰稿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