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永定门变迁漫谈

永定门，是明清北京外城城墙的正门，在北京中轴线上，于左安门和右安门中间，是北京外城城门中最大的，也是从南部出入京城的通衢要道。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寓“永远安定”之意。城楼形制一如内城，重檐歇山顶，绿琉璃剪边，三滴水楼阁式建筑，灰筒瓦覆顶，城楼为两层，面阔五间，通宽24米；进深三间，通进深10.50米；楼连台通高26米，城楼下为城台。

嘉靖四十三年（1564）补建的瓮城，瓮城为方形，东西宽42米，南北深36米，外侧两端抹为圆角，瓮城墙顶宽6米。箭楼辟两层箭孔，南面每层七个，东西每层三个。箭楼城台下辟单孔券门。

明永乐元年（1403），在南京称帝的永乐皇帝朱棣下令将自己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升格为“北京”。此为北京得名之始。永乐四年，朱棣下令在北京兴建皇宫，整修城墙，预备迁都。永乐十七年，为扩展皇宫前方的空间，将原在长安街一线的南面城墙南移二里，在正阳门一线重建。

永乐十九年（1421）元旦，朱棣宣布正式迁都至北京。这时的北京城，平面轮廓呈正方形，只有九座城门。城市中轴线南起正阳门，贯穿皇宫，北抵钟楼。

明初国势强盛，永乐皇帝对蒙古部族采取攻势，曾五次率军北征，问题尚不凸显。后来明朝实力衰落，多次被蒙古军队兵临城下，至嘉靖年间，遂有官员建议在北京城外围增建一圈周长约八十里的外城，以策安全。因资金不足，由严嵩建议改变了设计方案。增建外城工程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开始，由于当时南郊（正阳门外）比较繁华，又有皇家祭坛天坛和先农坛，所以外城先由南线筑起。但是开工不久，就因资金不足，难以为继。这也反映出统治者的昏庸和低能，以致未能及早妥为筹措。无奈之中，嘉靖皇帝派内阁首辅严嵩去想办法。

严嵩去工程现场溜达了一圈，还真想出一条虽不高明但可以对付的“妙计”，即只筑南线城墙，其他三面待日后有钱时再说。南线城墙长度，也由原计划的二十里缩减为十三里，其东、西两端，向北弯折，与内城的东南、西南两座角楼会合。但是嘉靖君臣没有料到，所谓“日后再说”，直至明亡再也未被说起。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北京外城建成，总长28里，开有七座城门。因增建外城的动因，是为了加强北京的安全，所以城门命名多带有追求“安定”、“安宁”的色彩，如“左安门”、“右安门”、“广宁门”（清代为避道光皇帝旻宁名讳改称“广安门”）。外城正门“永定门”，就是寄寓“永远安定”之意。

外城建成之后，北京城的中轴线由正阳门延伸至永定门，北距钟楼长达十六里。

由于外城只建了南面部分，所以此后的北京城平面轮廓就形成了“凸”字形。而且“外城”之称名不副实，它并不在内城的外面，而是在内城的南面，所以北京的外城又称“南城”。清代沿用此种格局未变，只是对城门和城墙进行过多次修葺。北京市的二环路和南二环路，就是沿这个“凸”字形的轮廓线修建的。

清乾隆十五年（1750）增建箭楼。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建永定门，将城台加高至26米，又重建瓮城，在瓮城正面增建单层箭楼，辟两层箭窗。箭楼规制与城楼差距较大，不甚协调；单檐歇山式灰筒瓦顶；箭楼规制甚小，面阔仅三间宽12.8米，进深一间深6.7米，高8米，连城台通高15.85米；南、东、西三面各辟箭窗二层，南面每层七孔，东西每层三孔；北闸楼门为过木式方门；箭楼下城台正中对首层楼门洞辟一券洞门。据史料记载，永定门是逐步建成的，跨越了明、清两代。

1950年开始陆续拆除永定门瓮城城墙，1957年以妨碍交通和已是危楼为名，永定门城楼和箭楼遭到拆毁。

2004年，政府启动了打造北京中轴线人文景观工程，拆除了永定门到南纬路两侧破旧低矮的房屋，露出了东西两侧坛墙。新建了永定门城楼，重建后的永定门城楼门洞上方所嵌石匾，楷书“永定门”三字，苍劲雄健，是仿照明代原配石匾雕刻的。在重建永定门城楼的前一年2003年，在先农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门口的一株古柏树下，发现了一块保存完好的永定门石匾。据考证这块石匾正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始建永定门时的原配石匾。

重建的永定门洞上方所嵌石匾上的“永定门”三字，就是仿照这块石匾雕刻的。永定门重建使用的城砖，是原来嘉靖年间制造的永定门老城砖。1954年建三台山危险品仓库，正赶上拆除永定门，城砖就拿来修了仓库的围墙。这些嘉靖年间制造的老城砖在近半个世纪后又运回来了，重新砌在永定门的城墙上。

复建后的规格是城台东西长31.4米，南北宽16.96米，高8米，城楼（脊）总高26.04米，为三重檐歇山屋顶，比原永定门城楼小。没有马道，早就不需要了。但是在复建的城楼北面有三个门，一大两小，中间是城门，前后相通。东西各有一个小门，应该是登上城楼的楼梯通道。永定门城楼是十六座老城门中唯一被复建的“城门”。

重建时，围绕永定门城楼，还修建了一座小巧精致的永定门公园。公园树木，种植有序、排列整齐；城楼广场，白栏环绕、平滑如镜。公园与两旁的天坛和先农坛辉映相交；与北面的前门大街和正阳门城楼相视对望。重建后的永定门城楼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京“城市标志性建筑”，被结结实实的保护了起来，四面通向城楼广场的通道都被绿色的铁板围了严实，没有一丝缝隙。小巧的永定门公园也被围栏围住，谁也甭想进去，我看见电器维修工人也是跳过围栏，进去维修的。可是保安是怎么进去的呢？

今天要想走近永定门城楼也是十分困难的，无论是从西面，还是从东面，没有当地住户的指点，连路都找不到。找到了路还要走到地下护城河的岸边，再从中间通道向上走出去，才能看见绿色铁板围住的永定门城楼，挺大的永定门广场一个人也没有，空空荡荡的，十分安静，只有微微的北风在吹过。

       如今整修一新的永定门城楼，又呈现了北京城的中轴线，五百年后也是古迹。君不见黄鹤楼、岳阳楼都是一代一代重新修建的吗？我们欣赏的还是眼前的实物。       前段时间，北京中轴线绿色空间景观提升（东城段）工程亮相后，吸引了众多市民到此“打卡”。永定门公园北门北侧的67米仿古御道与永定门公园现有御道全线连通，形成南中轴线正阳门与永定门之间通透的绿色视觉廊道。

       永定门公园建于2004年，北起南纬路，南至永定门，属北京重要的历史文化街区。漫步在永定门公园御道上，向北能看到正阳门，可以直观感受中轴线的壮美，体会它和谐的意境以及有序的乐章。

上世纪二十年代拍摄的永定门

《康熙南巡图》中的永定门

威严的礼仪之门

       永定门位于外城南垣正中，是北京外城七门中最为高大的一座城门。明清两朝皇帝龙驭回銮、往南游幸等活动时必经此门，它也是官商市民南来北往、进出京城的重要关卡。

       明清时期，永定门作为外城的正门,能抵御外敌入侵，兼具军事堡垒的功能；另一方面作为北京城中轴线空间序列的起点，它又是封建社会关乎国体和国威的礼仪之门，永定门也因此成为北京中轴线最南端的重要标志性建筑。

       明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宣布正式迁都北京，但当时并未兴建外城。随着内城和元大都南城（即金中都旧城）商业的发展，城南地区居民日增，逐渐形成大片市肆及居民集中区。到了嘉靖年间，由于行会制度的推广，加上大量士子来京考试的需要，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前三门”外，建了很多行会会馆和各地会馆，致使“城外之民殆倍城中”。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三月，兵科给事中朱伯辰进言：“臣窃见城外居民繁夥（huǒ），无虑数十万户，又四方万国商旅，货贿所集，不宜无以围之。矧（shěn）今边报屡警，严天府以伐虏谋，诚不可不及时以为之图者。”朱伯辰进一步说道：“臣尝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环统如规，可百二十余里。若仍其旧贯，增卑培薄，补缺续断，即可使事半而功倍矣。”

       朱伯辰所说的土城，指北京西南的金中都旧城，元朝时称旧城或南城，到元代至正年间城内住着不少居民。明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的“北京保卫战”中，兵部侍郎于谦率兵抵抗，部署明军于金中都故城彰义门迎敌，同时在西南街巷堵塞路口，埋伏神铳短枪以待策应。也先兵至土城，当地居民皆升屋呼号，投砖石击之，接着援兵至，也先兵乃退去。

       明嘉靖年间修筑外城后仅仅7年，张爵所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外城已有正东坊、正西坊、正南坊、崇北坊、崇南坊、宣北坊、宣南坊、白纸坊八坊。可见此前金中都故城这一带与前三门外，早已发展为繁盛之区，并成为京师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外城的修建，使得从正阳门向南有一条笔直大道穿过东西并列的天坛和山川坛（今先农坛）之间，直抵永定门。外城城垣轮廓，与内城协调对接，同样是东西对称，在形态上形成新的城市整体。从此，北京中轴线从永定门出发，向北穿过紫禁城的正中心和景山，最后止于鼓楼与钟楼，全长7.8公里。这根中轴线统领了北京全城均衡而对称的平面布局，除了皇家建筑，沿中轴线还布置了城阙、牌坊、华表、桥梁等建筑，致使中轴线上的街巷胡同，成为帝王巡行、商业贸易、文化传播的集中区域。

       明嘉靖帝对北京城的改造典型地体现了封建帝王对都城的设计思想，而且奠定了北京旧城的规模和格局。在北京城的发展史上，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永定门也有关帝庙

       永定门初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当时未建瓮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建弧形瓮城，瓮城南面辟有券门，与城楼门洞相对应。后来老照片中常见的永定门城楼、瓮城和箭楼，是清朝乾隆十五年（1750）重建永定门时修建的。这次重建提高了永定门的规格，使得永定门城楼在外城的七座城楼中最为高大壮丽，形成了持续近两百余年的典型式样。

       1957年永定门城楼被拆除。2004年3月10日在原址复建，2009年落成。

       旧时，北京城的城门除了具有军事防御、联络内外交通等作用外，在城市管理中还负责稽査出入、交纳课税等机制。明清两代的宵禁制度“晨钟暮鼓”，是每日的五更三点即寅时五刻，敲响晨钟，打开城门；一更三点，即戌时五刻，敲响暮鼓，这时各个城门关闭，除非疾病、分娩、死丧等特殊情况，禁止岀行。

       永定门作为外城的正门，也遵照宵禁制度，控制人员出行的时间。对于进出人员及随身携带物品进行检查，如遇紧急情况，例如抓捕罪犯或抵御外敌，也可提高盘査的力度甚至可以暂时关闭城门。另外，永定门作为商贾出入的城门，也对交易的物资收取关税。

       现在人们很难想象永定门在乾隆重建前的样子。所幸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康熙南巡图》，有早期永定门的样貌。《康熙南巡图》展现了康熙帝第二次南巡时的盛况。第一卷“出警”，描绘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初八，皇帝从京师出发的情景。画面开始即为永定门，玄烨坐在一匹白马上，由侍卫前呼后拥，沿途有舆车及大象，一直排列到南苑行宫门口。第十二卷“入跸”，画卷从左至右由永定门直至紫禁城太和殿。

       画卷中的永定门，仅有单层城楼和瓮城，并无箭楼，在永定门外的城门西侧也只有一个值班房。此图为乾隆重建前永定门的写照，其卑小的形制与京城正南门的地位不相称。

       现在见到的清末民初老照片中，永定门由二层的城楼与单层的箭楼及瓮城组成，即是乾隆时期重建后的完备形制。根据记载，清末永定门部署神威炮4门，台湾炮5门，神机神枢炮108门，由4名正蓝旗汉军官员，60名士兵管理。在永定门北侧，东西各有一座值房，正房面宽三间，前部有廊，两侧各一间，均系圆脊硬山顶。

       过去北京内城九门的瓮城之中，皆建有庙宇，其中多为关帝庙。乾隆《京城全图》上，永定门东北角也建有关帝庙。永定门初建时没有瓮城，所以关帝庙建在城门口，供过往官民烧香礼拜，祈求平安。

清末永定门外民居成巷

       清末民初，永定门城门口两侧的寺庙周围，始有民居成巷。在关帝庙北头，有人开设旅店，取友直、友谅、友多闻之意，名三益店，成胡同后名三益里。一些破旧平房向南扩展，形成永内东头条、永内东二条、永内东三条等狭窄小巷。1933年，南侧设有官府税务局处，后称税务局胡同，1965年改名为永内东四条。

       永定门西北角为佑圣庵（也叫佑圣寺），与关帝庙隔街相望。《北京寺庙历史资料》记载，佑圣寺位于永定门内大街11号，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该书所记有误。北京图书馆藏佑圣寺碑拓片，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李戴撰文，上写“都城永定门内之西偏旧有佑圣庵”，并有“重修庙宇”四字，由此可见，此碑是1604年重修佑圣寺时所立。此时与永定门的修建时间1553年，相隔不到50年，佑圣寺初建时可能与永定门为同时期建筑。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佑圣寺部分建筑被毁。佑圣寺现在向北异地重建，重建了主殿、二进院南北配殿、油饰彩画、院墙等。

       佑圣寺北侧，先农坛东墙处有永寿庵，再北为观音庵，亦称观音寺。观音寺山门外设有“木影壁”，院内东西两厢各有配房。居中的观音殿为三开间，内中除奉祀观音外，还有“华祖神像一尊”。正殿后五开间的建筑，为“娘娘殿”。紧邻西侧房屋的古树旁竖有一碑，上有咸丰年间重修观音寺的碑记。《宸垣识略》记载：“观音寺在先农坛南，近永定门，建于明万历中，崇祯时王应魁凿井施茶。”观音寺如今已在原址保护起来，整修一新。

       清末，佑圣寺北侧形成佑圣寺北巷，寺南形成佑圣寺南巷，1965年佑圣寺北巷扩展为粉店胡同、南粉店胡同。佑圣寺南巷并入西坛根，称永内西胡同。

       民国时期，观音寺与佑圣寺之间开设有粉房，称粉房店西口。后来这里居民逐渐增多，因观音寺内有水井，这里得名水井胡同；西段因胡同内有较大的庭院，称西大院；东段有蒋姓大户人家，称蒋家胡同，1965年统称粉店胡同。

       2003年，永定门内大街进行大规模改造，拆除大街两侧房屋。位于中轴线上的永定门内大街也由一条街道，改为分别沿天坛西坛墙和先农坛东坛墙的两条道路，中间即为永定门公园，公园绿地呈船形，公园的修建使这一带成为具有浓郁北京特色的历史文化旅游街区。

1915年的永定门全景（城楼、瓮城、箭楼）

       2018年北京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意将“精心组织实施新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列为“三件大事”之一。根据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北京的空间结构是“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其中两轴即中轴线及其延长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

       北京的中轴线是古都北京的中心标志，南起点是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7公里。中轴线体现了古代北京城市建设的突出成就，是世界城市建设历史上最杰出的城市设计范例之一。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曾赞美这条中轴线是“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而在举办奥运会时，中轴线再次向北延长，到达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作为中轴线的南起点，永定门有悠久的历史，也有拆而复建的曲折经历。老北京的外城是明朝定都北京140多年以后，为了加强北京城的防御能力，在内城的南面增加修建的。永定门城楼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1584年补建了瓮城，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重建永定门箭楼、城楼及瓮城。增建外城是要加强北京的安全，外城正门是永定门，永定门两侧设有左安门、右安门。永定门城楼是当年北京外城七座城门中最大、最壮观的一座，昔日的永定门恢弘光鲜，有重檐歇山三滴水的楼阁，再配上最高最厚实的城墙，其建筑规格在北京外城中堪称最高。从空间布局看，永定门是外城南垣居中而立的城门，它与内城的正阳门相对，坐落在南北中轴线的南端，向北延伸，与前门、天安门、午门、神武门、地安门、钟鼓楼、安定门一线贯穿，蔚为大观。

       永定门是北京南城出入要道，为适应不断增长的人流和车流需要，老永定门城楼在1957年时被拆除，现在的永定门城楼是2004年重建的新城楼。值得一提的是，重建之前，有关部门找到了遗失达三百多年的“永定门”石匾。2003年8月21日的《北京晚报》曾报道说，这块石匾长2米，高0.78米，厚0.28米，楷书的“永定门”三字沉雄苍劲，保存完好，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始建永定门时的原件。如今复建的永定门，门洞上方所嵌石匾的“永定门”三字，就是仿照这块石匾雕刻的，原件则收藏于博物馆内。

为防外患修建永定门

       北京内城是元朝至元四年（1267年）开始修建的。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把元朝所建的北面城墙拆掉，向南缩进五里，重建了北面城墙。永乐十七年（1419年）又把原来的南面城墙拆掉，再往南推展了一里多，重建了南面城墙，就成了现在北京内城的样子。

北京建外城经过了漫长的酝酿过程，

虽重臣多次提议，

但建造过程颇为曲折。

       《皇明大事记》载：“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就有掌都察院毛伯温等人提议'古之有城必有郭，城以卫君，郭以卫民……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思患预防，岂容或缓。臣等以为宜筑外城便’。而刑科给事中（官名，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刘养认为'（外城）宜筑于无事之时，不可筑于多事之际’，皇帝听从了刘养的建议，筑城之事则被搁置。”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工部侍郎王邦瑞“奏请筑重城”。嘉靖皇帝“以筑城事重，令且休兵息民，待来秋行”以拖延。有记载：同年八月，俺答汗率蒙古骑兵攻至京城近郊，北京城已处于万分紧急状态，史称庚戌之变。由于当时的北京没有外城拱卫，城外百姓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城外关厢一带的百姓拥到城下，要求进城避难。朝廷先是命令严锁城门，不准入内，激起民怨，以致“号呼之声直彻西内”，惊动了皇上。给事中王德为此上奏，称：“九门昼闭，不便军民，且示虏以弱。”由此才“开门听民出入”。然而，大批城外居民的涌入，造成了米价等物暴涨等一系列问题，迫使朝廷不得不开仓赈济。

       这年十二月，因居民朱良辅等自愿出财力，《明世宗实录》载：“筑正阳、崇文、宣武三关厢外城，命侍郎张时彻、梁尚德同都御史商大节、都督陆炳督工”。三关厢建城开始了。但在第二年又因“财出于民分数有限，工役重大，一时未易卒举”而诏令停工。

       嘉靖三十二年，兵科给事中朱伯宸再次提出修筑外城，以利于巩固城防。励宗万《京城古迹考》有载：“嘉靖三十二年，给事中朱伯宸奏，请仍四郊土城故址，以为外郭，周可百二十馀里。”嘉靖皇帝的宠臣严嵩也表示“今外城之筑，及众心所同，果成亦一劳永逸。其掘墓户舍等事，势所不免，成此大事亦不能恤耳”。至此，嘉靖皇帝放弃了最初所持的“四面兴之，乃为全算”“不四面，未为王制”等不切实际的设想，将工程控制在当时财力允许的规模内，最终还是保证了修建外城计划的顺利实施。

       《明世宗实录》记载了嘉靖皇帝的态度：最初的修筑计划是准备在内城的外围周圈修筑外城城垣，使北京城垣平面建成“回字形”的格局。但实际外城被建成了“包京城南一面，转抱东西角楼止，长二十八里”格局，且将内城外的先农坛、天坛环绕起来，总建筑规模不及原计划的三分之一，最后北京城的格局就成了“凸”字形状。环绕南城筑外城墙的一道警戒防守线也就此停工了，后面的朝代再也没能继续建设。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北京外城建成，总长28里，开有7座城门。因增建外城的动因，是为了加强北京的安全，所以城门命名多带有追求“安定”、“安宁”的色彩，如“左安门”、“右安门”、“广宁门”（清代为避道光皇帝旻宁名讳改称“广安门”）。外城正门“永定门”，就是寄寓“永远安定”之意。

       据有关史料记载，永定门也是逐步建成的。永定门初建时，只建了一座城门楼。永定门的瓮城是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补建的，东西宽42米，南北深36米。箭楼是在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增建。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永定门重建，将城台加高至26米，重建瓮城，在瓮城正面增建单层箭楼（辟两层箭窗）。箭楼规制甚小，面阔仅三间（12.8米），进深一间（6.7米），单檐歇山顶灰瓦。瓮城为方形，东西宽42米，南北深36米，外侧两端抹为圆角。箭楼辟两层箭孔，南面每层7个，东西每层3个。箭楼城台下辟单孔券门。

       永定门城楼建造历时约200年，跨越了明、清两代才完全建成，建成的永定门成了北京外城七座城门中最大的一座。永定门虽然是外城城门，但建成后的城楼形制，依然如同京城内城的建筑格局，以雄伟姿态矗立于中轴线的最南端。

火车入京时拆过城墙

       有了外城城垣的保卫屏障，北京城便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自从有了外城，封建统治者便不断加强内城的政治功能，而将商业、文化设施逐步移至外城。当时北京城外南部成为商贸区，还有不少达官显贵居于此处。于是，外城地区即形成了为内城服务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给来京会试的全国各地考生提供起居便利的各地会馆基本上都分布在外城。据《宸垣识略》载，当时在外城较为知名的会馆就有一百八十余家。众多文人聚居于外城，为外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有琉璃厂的古旧书籍、古玩字画，也有笔、墨、纸张等文化用品的生产和销售。清末，为了保持内城庄重、静谧的气氛，又将内城的戏园移至外城，京剧、相声、鼓书说唱等文艺形式就在这里生长发展起来。几百年来，外城地区成为京城各种艺术的独特发展之处。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的发展，当年的“外城”已经被称为南城了。老北京城南部是以永定门为标志，永定门以内称作南城，出了永定门就是城南了。永定门以南的城南地区，在清朝和民国时期是荒凉郊外，除少量菜地外，住户是比较少的。而南城则比较繁华，不但有天坛和先农坛这样的皇家祭祀重地，还有天桥、会馆、戏园等场所。

       北京天桥位于永定门正北。清《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永定门大街，北接正阳门大街，井三。有桥曰天桥。”因为是供天子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使用的桥，所以称“天桥”。有记载，天桥为元代所建，南北两边有汉白玉栏。桥北边东西各有一个亭子，桥身很高。光绪三十二年，天桥的高桥身被拆掉了，改成了一座低矮的石板桥。后经多次改建，至1934年全部拆除，原桥址不复存在，而天桥作为地名却一直保留下来。天桥地区作为北京平民游艺场所聚集地和商品市场，内有众多曲艺演出场所。

       除了天桥，永定门城北还有天坛与先农坛这两大皇家祭祀重地。天坛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形制最完备的古代祭天建筑群。而先农坛则是皇帝祭祀先农诸神及举行藉田典礼的场所。

1693年《康熙南巡图》中的永定门

       北京的城墙开始被拆除，正是从永定门这一段起的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天坛成了外国军队的兵营。为了便于运输军用物资，法国侵略军在永定门的城墙上开洞，擅自将卢汉铁路从卢沟桥延展至北京正阳门（前门），建立正阳门西车站，卢汉铁路改称京汉铁路。与此同时，英国侵略军也擅自将津卢铁路终点从马家堡车站延展至永定门内。后来，清政府被迫同意将火车引入城内，在正阳门建立火车站。这样，永定门东侧城墙被拆除一段，形成豁口，以便进京铁路入城。铁路穿东便门北侧及西侧城墙再转向西，经崇文门瓮城而直达前门火车站。仅这段铁路，就使北京的外城、内城拆开了三段豁口，崇文门瓮城也同时被拆除。

        民国四年（1915年）六月，修建北京内城的“京师环城铁路”时，因铁轨修建在城墙与护城河之间。为使铁路畅通，北洋政府时期就陆续将北京内城的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等具有特色的瓮城和箭楼全部拆除，使北京城墙再次遭到较大规模的拆毁。

       北京城楼的拆除是从1950年开始的，按照拆除城楼的时间顺序，永定门城楼是第六个被拆除的城楼。永定门瓮城城墙是于1950年开始被陆续拆除的。1953年春，为适应新中国建设初期的人口增长、市政道路通行的发展，曾在永定门城楼东西两侧的城墙上开出两个豁口。永定门城楼和箭楼也在1957年以妨碍交通和定性为危楼而被拆毁了。自此，明清北京外城七门中最大、最重要的城门被彻底拆除掉了。

申奥成功后重建永定门

       永定门城楼的重建得益于申奥成功，永定门是北京实施“人文奥运文物保护工程”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京城中轴线景观整治工程最重要的一项。没有了永定门，中轴线就不完整，而中轴线一直被看作是世界建筑史上罕见的奇迹。为此，2004年在原址按历史原貌复建永定门城楼，重新打造北京南中轴起点。永定门城楼的复建工程经过有关部门及专家反复论证，最终决定建在原址上。永定门重建使用的城砖还是嘉靖年间制造的老城砖，当年拆除永定门城楼时，三台山危险品仓库正好要修围墙，于是城砖就被运去建了仓库的围墙。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这些嘉靖年间制造的老城砖又被运了回来，重新砌在永定门的城楼上。当然，城楼已经复建，瓮城和箭楼并未复建。

       城楼的主体使用了南非进口的12根铁力木(又称铁梨木)。在选材时，国内并没有这样的木材，于是工作人员就把目光转向了国外。几经周折，工作人员最终锁定了非洲渔民用于渔船桅杆材料的铁力木。这种木头的密度（比重）大，在水中都能下沉，且坚硬结实而不易腐烂。于是，这12根树龄百年以上的铁力木便成为了永定门的“顶梁柱”。

复建永定门时找到的明代石匾

        在复建永定门之时，明代城门匾额的出现是意外之喜。清朝建都北京之后，曾将北京各城门上用汉文题写的明代匾额撤下，改用满、汉两种文字题写的匾额。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初期的内务部总长朱启钤请杭州名士邵章先生为北京各城门重新题写了汉文名称，并制成石匾镶嵌。成书于1931年的《燕都丛考》记述，“今日各门之额，皆邵君之书也。”随着北京城门的陆续拆除，邵章先生题写的匾额大多失落无存，而明代城门的匾额原件，更是难得一见。但是，复建永定门之时，工作人员四处寻找永定门的历史资料，在古建博物馆工作了几十年的多吉祥忽然回忆起1990年前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去地坛公园征集文物时，发现了一块城门匾额，并将其拉回了博物馆。当时为避免石匾遭受风吹雨淋的破坏，就将这块匾放到了古建博物馆院内的一棵老柏树下面，上面还盖了一层浮土。这块石匾会不会就是永定门的？工作人员赶紧到院里的树底下找，将石匾挖出来一看，正是永定门城楼上的石匾额，而且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始建永定门时的原配石匾。原石匾长2米，高0.78米，厚0.28米，石匾原物现存首都博物馆。重建后的永定门城楼门洞上方所嵌的石匾，楷书“永定门”三字是仿照明代原配石匾雕刻的。

复建后的永定门，艺人在南广场展示“京味儿吆喝”。

       复建的永定门城楼总高26米，面阔五间，三重檐歇山顶。城楼复建过程中不但挖掘了原城楼基础，参阅了原始测绘图纸，而且施工工艺严格按照传统工艺。古文物专家罗哲文先生说：“从永定门昔日的拆除到今天的重建、复原，时间和历史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的城市由起点又回到原点。”

       对于重建的永定门城楼，有人称赞，但也有人认为与想象中的雄伟壮观相距甚远。究其原因，是现在的永定门周边高楼大厦林立，已彰显不出城楼的巍峨。永定门城楼的复建，再次呈现了北京完整的中轴线。永定门城楼周边通过改造，在大片空地上植树种草，护城河进行了清淤治理。重建一新的永定门城楼与护城河水交相辉映，已成为南城一个闪亮新景。

燕墩与城楼遥相呼应

        在永定门南面，还有一处著名的建筑，名为燕墩，其隔着永定门外铁路，与永定门城楼遥相呼应。

       《日下旧闻考》记载，“燕墩在永定门外半里许，官道西”。永定门并不是正对着燕墩，而是稍偏东，即燕墩并不在明北京城中轴线的延长线上。对于明朝北京中轴线和元大都中轴线是否同属一条直线，学术界一直有着争议。有认为是同一条直线，也有意见认为元朝的钟楼和鼓楼位于旧鼓楼大街，旧鼓楼大街的延长线才是元大都的中轴线，而明朝北京城的中轴线偏东。由于燕墩正对元大都的丽正门，有人认为燕墩是元朝所建并位于大都城中轴线南延长线上，与明北京城中轴线有了偏差。

燕墩

       燕墩是何物？元、明两代之时，北京有“五镇”之说，按金木水火土设五个“镇物”布局。东方神木厂(木)，西为永乐华严钟(金)，南为燕墩(火)，北为昆明湖(水)，中为景山(土)。南方之镇即为“燕墩”，因南方在“五行”中属火，故建筑烽火台以应之，因此，燕墩又称“烟墩”。古人赋《燕墩竹枝词》：“沙路迢迢古迹存，石幢卓立号烟墩。大都旧事谁能说？正对当年丽正门。”烟墩始建时只是一个土台，明嘉靖三十二年建造北京外城时才包砌围砖，形为下宽上窄，平面呈正方形，底边长14.87米，面边长13.9米，台高9米。上面有著名的乾隆御制碑，碑高8米。碑上部覆盖着四角攒尖顶方形碑盖，四脊各雕有一龙，龙身呈波曲欲腾飞之状，龙昂首上扬，恰似飞奔夺宝顶。在清朝，燕墩成为了民间燕京的八景之一“石幢燕墩”。

        碑的南北面上分别刻有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帝都篇》（南面）和《皇都篇》（北面），赞美了北京的地理形势和国泰民安的情景。燕墩碑文是记述北京幽燕之地的徽记，堪称北京的史记篇，是北京著名碑刻之一。

       碑的下部为束腰须弥座，台座的四周均雕了五层花纹，分别为云、龙、菩提珠、菩提树叶等图案，束腰部分用高浮雕持法雕出24尊水神像，都是袒胸裸足跌坐于海水之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充分地显示了中国古代工匠们精湛的雕刻技艺。

       永定门城楼和燕墩之间是永定门广场，广场是2009年9月30日建成的。广场以永定门城楼为主题，烘托城楼的庄严大气，形成构建完整的南中轴景观序列。永定门广场跨越护城河之上，面积8000多平方米，广场采用了北京特有的树种，体现了城楼的历史文化感和北京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