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艾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摘要：尝试突破沉默(“默”)与言说(“言”)二分的范式，以《晏子春秋》中关于“沉默”的功能与对待“沉默”的态度为例，全面深入早期中国的诸种“沉默”观。在西方的宗教和神学、语言学、传播学和文学等领域，“沉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探讨，学者们一致认为，“沉默”并不意味着言说的缺失并因此缺乏意义与目的，而是可以被视为某种具有文化基础的重要交流方式。然而，反观关于古代中国“沉默”观的研究，学界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讨论与早期道家相关的不言之教。通过探寻“沉默”在修辞、情感、政治和道德方面的问题，可以研究“沉默”的功能。考察《晏子春秋》可知，“沉默”是在积极的、有目的、有意义的方式上被使用的，意在说服、告知和激励对方。换句话说，“沉默”绝不是自然的和自发的。相反，人们有意使用和精心设计“沉默”,并在公开场合做出“沉默”之举，以资沟通、劝谏、批评，或揭示某些特定的主张。也就是说，“沉默”和言说一样具有辩论性，与语言一样具有主观性。最后，对“沉默”的认识与关注能够为解读其他早期中国的文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沉默;修辞学;《晏子春秋》;早期中国

一、引言：西学中的“沉默”研究

突破沉默(“默”)与言说(“言”)二分的范式，以传世文献《晏子春秋》论“沉默”的功能与对待“沉默”的态度为例，可以呈现早期中国的诸种“沉默”观。1《晏子春秋》明确地标识了“沉默”,并对它予以清晰的解释。此外，在《晏子春秋》的文本中，“沉默”是在积极的、有目的、有意义的方式上被使用的，意在说服、告知和激励对方。换句话说，“沉默”绝不是自然的和自发的；相反，人们有意使用和精心设计“沉默”,并在公开场合做出“沉默”之举，以资沟通、劝谏、批评、揭示和针对某些特定的主张。也就是说，“沉默”和言说一样具有辩论性，与语言一样具有任意性。这一研究进路将揭示“沉默”作为一种交流行为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认识和关注“沉默”能够为解读其他早期中国的文本提供新的视角。

在探究早期中国的“沉默”意涵之前，首先回顾西方关于“沉默”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揭示早期中国关于“沉默”的思想及其功能。“沉默”这一话题已经在西方哲学、修辞学、宗教学、心理学和法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讨论。我们可以总结出关于“沉默”研究的如下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学界对“沉默”交流功能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沉默”不再仅仅被视为言说的缺失并因此缺乏意义与目的，毋宁说，它的功能开始得到了承认。

有研究指出，“沉默”并非仅仅像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等哲学家所讨论的那样与不可言说、不可陈述的东西有关2,而是有如下五种重要功能：一是连接功能，即沉默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或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二是影响功能，即沉默可以治愈创伤；三是启示功能，即沉默可以揭示或隐藏信息；四是判断功能，即沉默可以预示着断言；五是激活功能，即沉默可以标志着思考。[1]249-257托马斯·布鲁诺(Thomas J. Bruneau)将“沉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心理语言意义上的“沉默”,这种沉默源自一种公认的日常言语交流；第二类是互动意义上的“沉默”,这种沉默通常普遍被作为一种交流信息或解决问题的标志，但一旦沉默时间过长，可能会对彼此关系产生一定威胁；第三类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沉默”。[2]17-46此外，麦克·艾福莱特(Michal Ephratt)基于罗曼·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所说的交流模式(communicative model),讨论了雄辩的沉默、含蓄的沉默、诗意的沉默以及作为一种言说行为的沉默。[3]1909-1938艾瑞克·斯万森(Eric Swanson)则讨论了对特定话题的回避如何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规范性的(normative),从而进一步强调了沉默的重要性。3

第二，尽管学者们意识到“沉默”的意涵存在矛盾，但他们同时注意到了诠释“沉默”所涉及的情境和语境。具体而言，在公共场合，一个人的沉默既可以被视为是在行使他/她的隐私权，也可以与被迫缺席和受到压制联系在一起。另外，我们的默许有可能会被别人视为一种侮辱或者不尊重。因此，我认同佛尔楠多·博亚托(Fernando Poyatos)的观点，即我们应当保持在“沉默”自身的言语语境中对它进行分析，以便领会它的强度、指向等特征。[4]129-140

第三，“沉默”在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研究，不仅在神学、语言学、文学、法律与艺术领域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而且在哲学领域也得到了诸多讨论。4学者们从不同的进路和视角对“沉默”进行研究，并以之为媒介，探讨更广泛意义上的交流议题、社会论题和文化问题。5上述三个特征与早期中国话语中的“沉默”观念密切相关。这些特征有助于反思人们对文本中频繁而有意识地使用“沉默”所持的态度，也有助于厘清“沉默”所涉及的各种内涵。同时，这些特征也提醒我们在选择文本时视角要更为宽广，在研究古代中国哲学时，不要拘泥于被归类为“哲学”“诸子百家”的作品，而要更多关注“沉默”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情况。

二、对早期中国“沉默”观的反思

以往学界在考察早期中国的“沉默”观时，主要关注道家的不言之教，反思语言、言说的缺陷及其局限性。不言之教被认为是最自发、最自然的方式，用来表达那些在语言中无法被陈述与呈现的知识和价值。6言说与语言具有特定模式，能够被清晰表述出来，并且充满论辩性，而“沉默”则自然被置于言语与语言的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沉默”被认为揭示并规避了语言的缺陷和言说的局限性。

然而，沉默和言说之间的这种二分模式受到了挑战。7张昭炜《中国儒学缄默维度》全面清晰地从理论的深度和文本的广度向我们呈现了中国儒学的修养功夫论以及儒道互通的另一个可能性。8

而学界对如何诠释《庄子》中的“沉默”一直以来争议颇多。近年来，许多学者已经提出，反对将《庄子》中的“沉默”视为反语言(anti-language)9。第一，正如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所言，《庄子》用诗、韵文、沉默等其他语言类型，来颠覆那些受到诸多规则和标准染污的日常话语，以资描述那些不可言喻的东西。[5]179尽管《庄子》承认日常话语的局限性，但是它并没有否定语言的价值。毋宁说，《庄子》提倡包括沉默在内的其他话语表达形式。第二，陆威仪认为，在《庄子》中，比如在《天运》篇伊始，有一系列押韵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已经揭示了应该如何行动。[5]180从这个意义上说，“沉默”被视为一种具有权威性的断言。[5]91福瑞德(Daniel Friend)则指出，当《庄子》用沉默来表达其反对的主张时，并未预设人们已就这些主张是否重要达成了一致意见。[6]419-436第三，葛浩南(Romain Graziani)指出，在《田子方》篇中，“沉默”用来表达某种强烈的感受，而在人们产生这种感受时，其当下的理解和情感是无法用语词来传达的。也就是说，这里重在强调情感的浓烈，而非语言的局限。[7]41-42第四，陈汉生(Chad Hansen)反对将《庄子》解读为反语言，其理由是，由于语言本身是自然的，因而任何反对语言的行为都将走向自我解构。10

学术界现有的对“沉默”观念的学术反思说明，我们不应仅将“沉默”视为反语言行为，道家的“沉默”思想也不能代表整个早期中国的沉默观。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在早期中国，“沉默”与言说一样具有论辩性，与语言一样具有表达力。通过考察《晏子春秋》等文本的对话、故事和争论，可知“沉默”往往在文本中得到了明确的标识与解释，而且以积极、有目的、有意义的方式用于思想的交流。换言之，“沉默”绝不是自然的和自发的。相反，人们有意使用和精心设计“沉默”,并在公共场合有策略地表现“沉默”,用以告知、揭示、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告诫与激励对方。

笔者从《晏子春秋》出发来呈现“沉默”的交流功能，原因之一是，一个古代中国最善辞令，受到信任和重用的政治家、贤臣运用沉默，或许对其论述、劝说功能的展现更具说服力。更为重要的是，《晏子春秋》频繁地运用沉默、清晰地标识沉默，并且语境化地阐释了沉默，因此它是凸显“沉默”之论辩功能和交流功能的强有力证据。更进一步，《晏子春秋》中的“沉默”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包括告诫和劝谏功能，以及情感的、伦理的、政治的功能。这些突出特征使它非常有益于我们增强对“沉默”这一论题的敏感性，也可为我们走近其他早期中国文本提供新视角。

三、“沉默”在早期中国文本中的特征与定义

早期中国文本中的“沉默”有三个特征。第一，早期中国的文本并没有关注“沉默”是什么，而是揭示统治者和为政者如何有目的地表现“沉默”并有策略地践行“沉默”,揭示人们对“沉默”的不同态度和“沉默”的不同作用。因此，早期中国的“沉默”从未被视为无意义，与此相反，它被当作是传递信息、说服、告诫和诱发情感反应的某种重要语言手段。第二，对“沉默”发生语境的不同解读，会影响“沉默”的内涵。导致“沉默”内涵发生变化的因素有：交流发生的场景、阐释者对于沉默者动机的猜测、对谈双方的社会地位、对沉默的社会认知等。第三，选择和运用“沉默”并不仅见于道家对话中，而且也见于哲学、政治和历史语境中。“沉默”与言说不是相互排斥的。相反，“沉默”是一种不同的交流样态，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地表现“沉默”,以交流思想和提高参与度。并且，“沉默”不同于剥夺一个人的话语权，也不同于静止不动(如冥想)。

不同于《牛津英语词典》将“沉默”解释为缺乏描述、指称和声音，“沉默”的上述三个特征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全新的定义。11本文尝试将早期中国文本中的“沉默”定义为一种积极的手段，它是由说话者有意识地选择并加以实施的，意在告知、说服、告诫和激励听者和读者。“沉默”并不只是声音的某种缺失，而是指对话中的有意停顿、故意不回答问题、拒绝评论、或拒绝作为。12具体而言，本文考察“沉默”的表达形式，如“勿/莫敢言”“不答”“不对”“不言”“默”“不应”“不可与言”等。

本文对“沉默”的讨论建立在“间接劝谏”(indirect remonstrance)和“对抗式批评”(confrontational criticism)的两端之间。沉默功能的一端是“间接劝谏”,这一思想是史嘉伯(David Schaberg)在探讨《左传》“叹”的表达时提出的。[8]174-176“叹”被理解为一种比言说更有效、更具策略性和更强有力地表达观点的方式，而言说反倒成为论证自身观点的次要方式。史嘉伯提醒我们注意《左传》中有关一场官司的轶事。掌管晋国梗阳县的魏舒正准备接受一个诉讼家庭的贿赂时，被他的儿子逮了个正着。吃完饭之后，魏舒的儿子和他的两个家臣没有像他们应当做的那样享受食物之味，而是叹了三次。叹息作为隐喻的语言，首先暗示魏舒的贪婪，继而期待其自我改正，最后让他人引以为戒。在这个例子中，间接批评是由一系列的叹息而不是言说来实现的。[8]175-176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应将这种间接的言说理解为一种妥协的批评方式，也不应认为它是缄口不言带来的结果。相反，它是更有说服力更有效的劝谏。

而沉默的另一端在于“对抗式批评”。13米欧敏(Olivia Milburn)注意到《韩非子》中的一个典故：盲臣师旷听到晋平公说统治者的乐趣在于发布命令而不被违抗时，以琴撞击晋平公。类似的记载也出现在《说苑》,乐师经拿起琴向魏文侯扔去，迫使魏文侯意识到自己的严重错误。[9]258-259师旷通过对抗表达批评的做法，不仅表现了谋士的愤怒和失望，也揭示了统治者思想的蛮横和荒谬。

“沉默”的功能就其间接性说服和对抗性批评而言，并不相互排斥。当“沉默”被有意使用并且有目的地加以施行时，它可以在如下两种情形中被作为间接的劝谏，即争论与言说不起作用的情形，或者言语会招致危险与惩罚的情形。而当行为者心中有预期的回答，或言语只会招致漠视时，“沉默”也可以作为一种直接对抗的手段。介于两者之间，我们将会看到，“沉默”为阐释和自我修正提供了空间，其模糊的内涵既可以对既有的修辞语气予以加强，也可以予以驳斥。

四、《晏子春秋》中的“沉默”观

诚然，“沉默”如果是一种迫于无奈，被强制的行为结果，这在《晏子春秋》中也是被批评的。在臣子的沉默中，统治者对人民之苦难与死亡的忽视被彰显出来，晏子以此质疑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并对其未能做一个好君主给出了直接的劝谏。[10]50晏子认为，当统治者在听政时表现得过于严厉，他的臣子往往会倾向于保持沉默，而统治者则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了一个聋子。[10]100

然而，《晏子春秋》中的“沉默”之举也是有效且极具论辩性的。在很多情况下，晏子用 “沉默”使自己区别于政治对手(如毫无原则地支持景公的梁丘据)。下面的这则文本就体现了这一点。景公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决定处决他的史官与礼官，以向“上帝”表明他的忏悔，并祈求长生不老。在景公召集梁丘据和晏子征求意见时，晏子保持沉默，而梁丘据则趁机表示支持14:

景公疥且疟，期年不已。召会谴、梁丘据、晏子而问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与祝佗巡山川、宗庙，牺牲圭璧莫不备具，其数常多于先君桓公，桓公一则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杀二子者，以说于上帝，其可乎?”会谴、梁丘据曰：“可。”晏子不对。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为有益乎?”公曰：“然。”晏子免冠曰：“若以为有益，则诅亦有损也。君疏辅而远拂，忠臣拥塞，谏言不出。臣闻之，近臣嘿，远臣喑，众口铄金。今自聊、摄以东，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众矣，百姓之咎怨诽谤诅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国诅，两人祝，虽善祝者不能胜也。且夫祝直言情，则谤吾君也；隐匿过，则欺上帝也。上帝神则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无益。愿君察之也。不然，刑无罪，夏、商所以灭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会谴毋治齐国之政，梁丘据毋治宾客之事，兼属之乎晏子。[10]30-33

虽然既往的注释没有提到这则文本中的晏子沉默之举，但这种沉默其实具有多重含义。[11]181-182第一，晏子通过沉默展示了自己的主张，这种沉默表明晏子不赞同景公的杀人意图。当景公向他的谋士征求意见时，他已经预设他们会全力支持。“其可乎?”是一个反问句，暗含势在必行的意思。而这种预期的支持在晏子的沉默(“不对”)中未能实现，通过这种方式，晏子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他的沉默使他与梁丘据的奉承媚态区别开来，同时以这种方式引导他人对其沉默予以同情之理解。他不是用语言来反驳语言，而是用沉默来摒弃语言。

第二，晏子的沉默行为是用来引发好奇和促进自我省察的。当景公期待得到某个预设的答案时，晏子的沉默就显得令人惊讶，从而引出景公的进一步发问。因此，听者的注意力转向了晏子如何解释其沉默。景公对晏子的沉默颇为惊讶，这种惊讶继而引发了景公对自身行为的反省。

第三，这里的沉默行为以反讽的方式践行、映射了景公让臣民禁言的举动。它传达了如下信息：国君的权力迫使许多忠诚的大臣和谋士保持沉默。晏子的沉默赋予他劝谏的能力，使他将自己无法言说的处境与齐国民众的困境联系在一起。这些民众唯一选项就是保持沉默，因为如果他们说真话，他们只能谴责景公，这样就要冒着承担严重后果的危险；但是如果他们为景公祈祷并掩盖他的错误，那么他们就是在向上天撒谎。晏子用他的“沉默”揭示了景公行为的愚昧，以及民众无声的强烈不满。

但为什么要沉默呢?对于这样一个能言善辩的谋士而言，为什么沉默比言说更具说服力?为了找到答案，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晏子春秋》中齐景公和梁丘据的形象。景公的形象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方面，在米欧敏看来，景公的形象是草率而奢侈，言行不经思考的；因此，虽然往往出于善意，但他对自己作出的决定的实际效果却知之甚少。[11]99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尤锐(Yuri Pines)指出的如下情形，即《晏子春秋》给我们展现了一种特殊的理智氛围和一种向统治者进言的文化。不同于《荀子》中的审慎语气和李斯碑铭的谄媚语气，《晏子春秋》中的谋士语气是自信而富有教益的。统治者就像一个谦逊的学生，愿意听取老师晏子的建议和批评，尽管统治者存在性格上的缺点与才智上的匮乏。[12]69-99也就是说，虽然晏子在其服务于景公统治的四十七年里始终未能让统治者接受自己的思想，但他实际上是一个积极的谋士，值得信任，也得到了认可，并且被允许质疑统治者。这些因素表明，践行沉默绝不意味着晏子希望更圆融或者减少直接对峙的机会。相反，沉默可能比言语更有力量，尤其是面对一个态度谦逊、乐于学习但缺乏深思熟虑能力和实践智慧的统治者之时。沉默为景公提供了反思的空间，也方便了晏子进行劝谏，否则他的劝谏就可能因景公的固执己见而遭到破坏。最后，我们还应记住，晏子需要在与一位同样能言善辩的大臣梁丘据对峙的情形下，去说服景公，沉默使晏子的谏言显得格外出众。

梁丘据的形象具有以下特征，而这些特征与晏子做出沉默之举的决定相关。第一，梁丘据因为无条件支持景公而深受信任和喜爱。我们可以从梁丘据死后发生的事情看出这一点，景公以梁丘据的忠诚之名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11]231景公甚至说，在他执政期间，梁丘据是他不能离开的大臣。[11]320第二，梁丘据善于阿谀奉承，总是与景公的想法保持一致。景公相信自己与梁丘据是相互成全，并且彼此处于“和”的状态。第三，根据晏子的说法，梁丘据是腐败的、残忍的、邪恶的，简而言之，梁丘据对统治者产生的影响是恶劣的。15与这样一位被景公所喜爱、信任并且始终与景公和谐一致的大臣意见相左，晏子决定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仅显示了他与梁丘据之间的根本区别，而且使他免于陷入毫无意义的争论。梁丘据用语言来支持杀戮，而晏子则用其沉默来拯救生命。在下面的一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晏子如何将选择沉默作为一种拯救生命的道德行为，同时也间接地向统治者提出建议。

当一位太卜告诉景公，他可以使大地移动，景公问晏子，移动大地这种事是否有可能。晏子没有回答，保持了沉默(“默然不对”):

景公问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对曰：“臣能动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问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对曰：'能动地。’地可动乎?”晏子默然不对。出，见太卜曰：“昔吾见钩星在四心之间，地其动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对，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于君者，岂必伤人哉。”晏子出，太史走入见公，曰：“臣非能动地，地固将动也。”陈子阳闻之，曰：“晏子默而不对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见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谓忠上而惠下也。”[10]359-360

在这则故事中，晏子保持沉默之举不仅履行了忠臣的职责，而且也证实他是一个不愿伤害他人的仁者。晏子的沉默行为有助于他以间接的方式解决一个两难的问题，而避免了直接面对这一两难：如果他揭露太卜所说有误，那么太卜很可能被杀；但是，如果他看到自己的君主被误导而不予表态，他就不是一位忠诚的大臣。晏子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私下却劝说太卜，为太卜争取了时间和机会改正自己的行为。太卜改过之后，救了自己的命，统治者也免受蒙蔽，而晏子则对自身的善举秘而不宣，完全处于整件事的幕后。

在下面的这则故事中，晏子的表现与宴庆的气氛格格不入，他通过“歌”“叹”“流涕”三个“非论述性语言”进行劝谏。更重要的是，晏子保持沉默的决定也揭示了他如何在朝廷中保持道德操守。

晏子使于鲁，比其返也，景公使国人起大台之役，岁寒不已，冻馁者乡有焉，国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复事，公延坐，饮酒乐。晏子曰：“君若赐臣，臣请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终，喟然叹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为至此?殆为大台之役夫?寡人将速罢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台，执朴鞭其不务者，曰：“吾细人也，皆有盖庐，以避燥湿。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国人皆曰：“晏子助天为虐。”晏子归，未至，而君出令趣罢役，车驰而人趋。仲尼闻之，喟然叹曰：“古之善为人臣者，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入则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则高誉其君之德义。是以虽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诸侯，不敢伐其功。当此道者，其晏子是耶。”[10]78-80

晏子的沉默在道德上是有作用的，因为他把人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并且不解释、不吹嘘地为统治者的行为负责。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方式与原因不发一言，在大台上否认自己的善良行为。正如有研究者所说，最高形式的慈悲之举伴随着沉默，不掺杂任何强调与宣传。[13]347

晏子的沉默也展现了他高洁的宰相之风。他的沉默保护了景公，避免后者暴露自己的无知、残忍和愚昧。虽然景公同意停止建设大台，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并非真心认为建造这么豪华的大台是不仁之举，而是因为他的爱臣晏子伤心。晏子鞠了两个躬，然后默默地离开了。他既没有打算进一步纠正景公，也没有解释如何挽回其声誉。晏子的沉默行为与他在大台建筑现场所说的话相得益彰。他不仅称赞景公给予人民庇护与支持，而且一力扛下了这场劳役之灾的责任。晏子选在景公下善令停止兴建大台之时，将“残酷压迫”劳动者的责任归向自己，这样一来，晏子就通过沉默颠覆了自身的固有形象，以此为景公的正面形象张本。

通过考察上述这些文本故事，我们可以总结出《晏子春秋》对“沉默”有多种看法。“沉默”可以标志着冷漠与无知，既可以表现为统治者或官员对人民的苦难报以沉默，也可以表现为面对一个不知情的问题时做出的沉默反应。沉默也出现在某种紧张、危险的政治气氛中，体现为臣子和民众在上级面前保持沉默。《晏子春秋》的“沉默”不是一种自发自然的、无须通过言语表达真理的方式，而是一种为达到特定目的而特意采用的语言手段。首先，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言外作用的非论述性语言形式。例如，从《晏子春秋》中描述的统治者的反应来看，大臣们的沉默被理解为暗示着存在可以协商的回答。当晏子对太卜的谎言报以沉默时，他给了太卜第二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也防止了统治者受骗。其次，沉默作为一种道德行为，不仅使沉默者有可能否认自己的善举，而且还提供了反思的空间。当晏子在朝堂上对景公残忍的建大台示以沉默的时候，他挽救了人民的生命，同时也挽救了统治者的形象。晏子以其及时的仁慈与忠诚来无声地引导景公。第三，沉默标志着权力的相互作用。就像晏子与景公的关系那样，统治者宽容和接受，允许了臣子的沉默之举，表现出了他对臣子的尊重和包容。第四，沉默有助于实现不同的修辞功能。由于“沉默”具有阐释空间，因而具有模糊性，也与语境相关，从而，沉默具有加强不同修辞语气的作用。例如晏子的沉默表现就是间接的劝谏，而不是默许。第五，沉默与许多情感相关。一个人感到茫然失措、感到被尊重或被轻视、感到失望或满足，都可以通过沉默来表现。

五、其他早期文本中的“沉默”

“沉默”的上述特征并非《晏子春秋》所独有。比如《论语》也推崇“沉默”,因为沉默可以引导我们致力于在日用常行中实践道德价值，而非徒然谈论这种践行。里昂(Arabella Lyon)指出，《论语》中的沉默是劝谏的积极工具，也被用来与不可名不可言之物(比如道)建立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强调行动(尤其是体悟道的行动)的价值来实现的。[14]137此外，真正有德者不会大肆宣扬自己的善行。如孔子所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15]278唐力权(Lik Kuen Tong)认为沉默跟交流密切相关，他同时还注意到沉默和道德实践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他认为孔子的沉默揭示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诚”:君子只传授其真正知道的东西，并且默默地恪守它。[16]169-170,175-176有学者进一步揭示了沉默的含义并指出，沉默不仅可以作为一种传授美德的微妙技巧、用于激励学习者们践行道德价值，而且也代表了一种以不言之天为基础的状态，这种状态彰显了道德榜样的作用，是人们通过最终的自我整全性来达致的。16

适时的沉默与它在道德践行、道德传授、道德激励中的重要作用交相辉映，成为一种具有实践智慧和自尊的行为。其原因在于如下两方面。其一，一个睿智的人知道，当周围的人都闭目塞听、困顿于自身的想法和情感时，自己应当保持沉默。17相应地，一个人面对重要人物时急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就是鲁莽。“受过那种高贵的、真正的王室教育的人首先学会沉默，然后才学会说话。”[17]509其二，当一个人原本可以通过表达自己的观点而获得理解却依然保持沉默时，这其实是一种不幸的损失。孔子批评这种行为是隐瞒。18

《孟子》表明，“沉默”使睿智的人在面对意向性过于明确的提问时，表现出智慧和尊严。孟子说：“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孟子·尽心上》)[18]321当一个人依仗自己的身份、地位、年龄、功勋等提问时，其实并不是真诚地提出问题，而只是希望得到一个对其社会地位和价值予以肯定的答复。对一个不真诚的问题予以“沉默”的回应，让孟子得以节省精力与时间去教诲那些真正想要学习的人。例如，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有一位来访者试图应国君之名留住他。孟子“不应，隐几而卧”(《孟子·公孙丑下》)[19]106-107,然后解释说，他之所以沉默，是因为他应该得到国君更多的尊重，其他人不应该试图游说他留在齐国，而应该劝说国君表达对他的尊重。荀子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在回答问题时，要判断问题背后的意图。在这里，“沉默”标志着一个人的智慧和尊严，“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故知默犹知言也。”(《荀子·非十二子》)[20]97

其次，“沉默”的模糊内涵可以作为叙述信号，展现在场对话者的不同意图和态度，从而进一步赋予“沉默”在文本情境中不同的内涵。正如葛浩南(Roman Graziani)指出的那样，韩非认为国君应该刻意保持沉默，以维护自己的权威，避免陷入争论。通过“沉默”,国君可以使人们无法辨别出他的意愿和喜好。[7]47同时，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就需要足够敏感，以便透过“沉默”,获取足够的信息以便判断如何采取行动，否则可能会招致危险。如《韩非子》所述：

隰斯弥见田成子，田成子与登台四望，三面皆畅，南望隰子家之树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归，使人伐之；斧离数创，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变之数也?”隰子曰：“古者有谚曰：'知渊中之鱼者不祥。’夫田子将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树，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21]181

叶波(Paul Van Els)和桂思卓(Sarah A. Queen)认为，韩非子强调去发现他人的潜在意图，并利用这些信息为自己谋利。[22]2这一案例说明，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对己之所知保持沉默(“所不言”),对于自保来说至关重要。田成的政治野心隐于“沉默”,但被隰斯弥发现了。不过，知道别人不想公开的东西其实是一个错误，所以在行动中展现己之所知可能是致命的做法，而自保的最好方法就是：虽然知道，但表现得好像不知道一样。

当我们把“沉默”作为解释对话者意图的某种提示时，这其实揭示了看似相似的文本所具有的多样性。如《管子》表现出来的那样，我们可以从《霸形》[23]452和《戒》[24]513两章中的两个结构相似的故事中，看出“沉默”的内涵是如何相互区别的。这两章的叙述都是从管仲和隰朋在朝廷上觐见齐桓公开始的。此时，一只野天鹅引起了桓公的注意，无论距离有多远，它都可以到达。桓公将自己无法随心所欲的不满与野天鹅的自在自主做了比较，不禁发问，是否正是因为天鹅有翅膀，它们才能随心所欲地去往世上任何地方。在这两种叙述中，桓公没有得到沉默之外的任何回应。[25]349,380李克(Rickett)认为这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25]380

笔者则认为，这两个故事内涵是相互独立的，因为这两个故事中的语气截然不同，第一个是忠告，第二个是指责。在《管子·霸形》章中，桓公问道：“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乎?”[23]452在桓公看来，管仲和隰朋就像野天鹅的翅膀，可以带他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管仲给出一个沉默的回应(“不对”),意味着他不愿意当一个醉心于满足桓公野心的大臣。桓公进一步谦虚地表示：“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23]452他明确表示希望得到管仲的教诲(“教”)。在这样的语境下，“沉默”既能使桓公表现出诚意，也有利于管仲的劝谏。管仲保持沉默，谦虚地说自己不是一个好臣子，这只是一种策略，让他能够提出自己的谏言。

然而在《管子·诫》章中，桓公和管仲的指责语气则很明显。虽然桓公问了同样的问题：“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于天下乎?”[24]513但这里是带着指责的语气，指责管仲和隰朋不能履行他们的臣子之责：“今孤之不得意于天下，非皆二子之忧也。”[24]513面对统治者的指责，管仲和隰朋没有回答，也没有解释(“不对”),因为不值得这么做。他们无视桓公的指责，因为桓公在乎的只有赋税、刑罚和他自己的虚荣心，而所有这些都使人民受苦。于是在沉默之后，管仲提出了他的批评：“虽鸿鹄之有翼，济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将若君何!”[24]513在这一语境中，“沉默”不是进一步进谏的意思，而是对桓公的治理模式表示全然控诉和不满。管仲用“沉默”来表达对桓公的政治意图及其非人道统治的异议。这两种语境中的“沉默”呈现出了相互矛盾的意图。

不断增强对“沉默”语境的考察，有助于揭示“沉默”的使用范围之广及其使用语境的多样性。例如唐君毅认为，“沉默”在《墨子》中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墨子》文本关注的是辩论和争论。[26]228-230然而这种观点预设了“沉默”不能作为一种修辞。我们不妨把这种观点与下面这则文本做比较。这个故事从一个关于孔子如何做人的问题开始，晏子以连续的沉默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对”)。这就展示了一种有意为之的沉默如何作为一种修辞工具，如何用来指称自己的想法，如何提供一种暗自反思的空间。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乎!贶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某之与白公同也。”[27]298-299

晏子的“沉默”在文本中被明确地标识出来。晏子在齐景公两次追问之后才对孔子做出了否定的评价。首先，他的“沉默”用来引发好奇。正如景公本人所言，一般人都会称赞孔子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所以齐景公会更认真地对待晏子的这种沉默反应，并试图以更多的耐心和同情去理解这种沉默。其次，“沉默”有它暗含的主张。通过沉默，晏子表现出了截然不同于习见的主张，这种沉默有其自己的指称，相应地暗示了晏子对孔子的名望及其政见的异议。他在“沉默”之后的发言只是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跟沉默这一行为相比，言语是次要的。晏子的沉默与大多数人直接恭维的回应方式截然相反，所以无论是晏子的同代人还是现代读者，都有充分理由预见接下来的回答会是相当消极的。“沉默”的回应为齐景公提供了时间和空间来反思人们普遍接受的孔子是值得敬仰之人的看法。“沉默”在《墨子》中的使用在不同语境中区别很大。例如一再“沉默”可以用于表达威胁，也可以作为一种具有说服力的策略，还可以用来表达信心。以下面这则文本为例：

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28]486-488

正如《墨子》所解释的，公输班是用沉默(“不言”)表示威胁。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在战争中接连输给墨子，觉得羞于开口，所以杀死对手成为他获胜的唯一选择。这类似于现代英语中silence的用法，“If you don’t… (silence)”,即“如果你不……(沉默)”。在这种语境中，“沉默”也掩盖了威胁和惩罚，意味着势在必行。墨子听到杀人的威胁后，用同样的措辞回应了公输班。一方面，他用心理战术劝说楚王，让楚王对他的战略计划感到疑惑，同时也削弱了公输班的自信。另一方面，墨子清楚地知道自己声名远播，而且他的战略计划已经制定好了，因此没有必要与公输班争论。

“沉默”也标志着权力的动态作用。统治者宽容和接受臣子的沉默行为，这显示出统治者的尊重与包容，就像晏子和景公之间的关系一样。如《左传》所载，孔子以沉默的方式回应季康子，表明他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拒绝屈从于季康子。我们也看到在《孟子》中，当被问到让自己感到不适的问题时，梁惠王的沉默和笑声显示出他的政治权威，他认为任何问题都不能强加给他。[19]15-16或者如《韩非子》所载，像田成子这样有权势的人在沉默时，他人的一个误解或错误的反应都可能导致灾难。

“沉默”也标识出固化的社会角色以及僭越行为的标准。早期中国的妇女原则上不允许在公众场合讲话。[29]8米欧敏表明，关于西施的早期描述将她刻画成一个沉默的美人，她的话似乎无关紧要。然而还有另一个流传下来的故事，指出女人“沉默”能够显示其忠贞，楚文王的妾拒绝与他说话，以示她忠于其第一任丈夫。[30]27

由于“沉默”的模糊性，它可以用于修辞，以加强文本的不同论证。清华简《周武王有疾》中19,“沉默”的矛盾性质既用来引起怀疑和强化质疑，也用来确定尊重和认可。这个故事描述了周公秘密祝告，希望自己代替病危的周武王而死。周公在公开场合反对为病危的君主祝告，但却秘密地让一个文吏宣读一份祈祷文书，置于金縢中，而现场协助的人则发誓要保密。后来，武王的儿子、周公的侄子成王因怀疑叔父的行为而打开了金縢。直到那时，周公的良苦用心才被知悉。20

周公让协助者对祝告一事保持沉默(“勿敢言”),学界对于这种做法的修辞功能讨论甚少。在故事叙述情节达到“启金縢之书”前，“诫守者勿敢言”的这种沉默，既出现在出土文献中，也出现在《史记》的一个版本中，但《尚书》的《金縢》一章中仅是在“启金縢之书”之后才回溯性地提到“公命我勿敢言”以加强周公的忠诚。那么，这种沉默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21事实上，沉默的模糊性与针对周公的怀疑是关联在一起的。周公沉默的含义随着我们对周公政治意图和忠诚品行的理解而发生改变。正如此篇竹简的结尾所揭示的那样，当成王最终消除了对周公的怀疑时，读者也相应理解了周公的沉默行为是出于忠诚和谨慎。如果不读到故事的最后一部分，人们可以合理地把周公的沉默理解为掩盖其不忠意图。麦笛(Dirk Meyer)指出，不同于《尚书》中的《金縢》从一开始就彰显了周公的忠心，《周武王有疾》一再强化人们对周公政治意图的怀疑。对于周公的同时代人来说，这种怀疑甚至更加强烈，因为当时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周公掌权的合法性值得怀疑。[31]233在这个故事中，沉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会产生怀疑，而这些怀疑会赋予故事以力量。同样明显的是，“沉默”的内涵随着读者对周公政治行为的理解而变化。如果没有进一步解释，“沉默”的问题只有在读者认清周公的政治意图之后才能获得解决。

如这个故事所示，对沉默的理解是依赖于上下文的。例如在《左传》中，我们看到了如何用完全矛盾的政治内涵来解释“沉默”。22当晋献公对其继承人申生产生怀疑，并向他的大臣里克请教自己的哪一个儿子应当被立为继承人时，里克保持沉默并退出(“不对而退”)。而在见到担心被废黜的晋献公继承人时，里克则告诉他要把重心放在孝亲和承担政治责任上：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不对而退。见大子。大子曰：“吾其废乎?”对曰：“告之以临民，教之以军旅，不共是惧，何故废乎?且子惧不孝，无惧弗得立。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32]269

从表面上看，里克回避了晋献公提出的棘手问题，同时教诲世子明孝，这个故事说明里克的“沉默”彰显了他的政治合宜性和道德标准。然而这一故事在《国语》则是从另一个视角，把里克描述成一个卷入君主继承危机的谋士，这就更为合理地解释了里克的“沉默”是一种政治手段，使他能够保持政治中立，并通过对申生的支持来避免得罪献公。[33]242更重要的是，他的“沉默”让他可以在潜在的王位继承人之间游刃有余，而无须选择任何一方。

最后，“沉默”不仅可以用于论辩目标，也可以用于表达情感。在《左传》中，“沉默”还被陈僖作为一种情感策略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陈僖在当时可能是最有权势的人，在他的帮助下，公子阳生成功地取代了已故的景公生前预定的继承人荼，而继任为齐国的统治者。由于陈僖不同意杀荼，成为齐悼公的公子阳生担心受到制约，也担心其统治受到威胁。于是，他让齐国的大臣朱毛告诉陈僖，让荼活着是很危险的，因为他构成了潜在的威胁。[33]1868-1869

公使朱毛告于陈子，曰：“微子，则不及此。然君异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匮，君二多难，敢布诸大夫。”僖子不对而泣，曰：“君举不信群臣乎?以齐国之困，困又有忧，少君不可以访，是以求长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复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访于陈子，而图其小可也。”使毛迁孺子于骀。不至，杀诸野幕之下，葬诸殳冒淳。[34]1638-1639

面对新统治者对权力和权威的要求，陈僖用沉默和哭泣(“不对而泣”)来表达悼公的遗憾。显然，陈僖通过沉默和哭泣表现出极度的失望和悲伤，以至于说不出话来。陈僖以沉默告诉朱毛，那一刻没有言语可以表达他不被信任的悲伤，他因悼公无法集中精力关注齐国的艰难处境而感到的失望，以及他导致一个孩子被废黜并由此感到的内疚。不过我们也知道，陈僖是冷酷无情、充满野心的。因此，他关注的焦点很可能不是一个孩子的生活，而是这个孩子如何成为他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33]1871考虑到这些信息，我们就可以看到陈僖的沉默和哭泣如何帮助他获得政治权力，而不是直接对抗或冲突，因为直接冲突会引起怀疑。相反，沉默可以让陈僖打破指责的气氛，推动讨论朝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发展。这则文本提到，朱毛最后劝说悼公信任陈僖，将事关齐国的大事托付给他，并保证陈僖不会管荼被杀一事。在沉默中，陈僖避免对统治者杀害荼做出直接回应。在沉默之后，他将注意力转向齐国的政治困境，从而将自己从不忠的形象转变为道德崇高的形象。他流着泪假装谦虚，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的位置，让人觉得他是一个被误解和不被信任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沉默”成为一种计谋，用来帮助沉默者获得政治权力。

结 语

虽然早期中国未能形成某种单一的“沉默”概念，但是通过不断提升对“沉默”的相关性及其潜在功能的认识，我们得以把沉默作为一个广泛的、重要的、有意义的研究对象。对“沉默”的修辞功能、伦理功能、政治功能和情感功能的考察开拓了我们考察早期中国文本的视野，为我们反思沉默在早期中国对话中的用法提供了新的进路。

“沉默”不是毫无意义的，也不是自发的。人们在辩论中有意识地采用沉默的方式，把它理解为一种交流方式。沉默为读者提供了诸多重要信号，用于解读使用（或不使用）语言的行为背后的意图。沉默对读者发出了一种邀约，邀请读者分享沉默者的思想并融入沉默者的思想中。此外，在政治对话、道德教诲和历史记载中都用到了沉默，尽管在每种情况下，沉默具有不同的内涵，但是沉默的这些不同使用方式昭示着，“沉默”的含义是因语境、受众而变的，也是有待不断诠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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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杨伯峻．孟子译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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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黎翔凤．管子校注：上册．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

[24]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册．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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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

[27] 孙诒让．墨子闲诂：上册．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28] 孙诒让．墨子闲诂：下册．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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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MEYER D．“Shu”Traditions and Text Recomposition:A Reevaluation of“Jinteng”金縢and“Zhou Wu Wang you ji”周武王有疾∥KERN M,MEYER D. 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Leiden:Brill,2017.

[3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

[33] DURRANT S,LI W Y,SCHABERG D. Zuo Tradition/Zuozhuan:Commentary on the“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6.

[3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

注释

1 本文在英文论文基础上翻译、修改而成。(参见Ai Yuan,“The Performance of Silence in Early China:The Yanzi Chunqiu and Beyond”,Early China,Vol.44,2021,pp.321-350)中文版本特别感谢赵妍妍、蔡杰和郭华苓的细心校对及学术上的建议。

2(1)《晏子春秋》由刘向(公元前77—公元前6年)编纂,是关于晏子的215个故事的汇编。每个故事均以其中的短语或整句话命名。这一传世文献中的所有故事都不包含具体日期,出土的银雀山文献中有许多相似的篇目。关于《晏子春秋》的文献史研究,参见Olivia Milburn,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Master Yan,Leiden:Brill,2016,pp.3-13.

3(2)有关哲学范畴对“沉默”的讨论,参见Stuart Sim,Manifesto for Silence:Confronting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Nois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7,pp.86-100;Kristina Grob,Moral Philosophy and the Art of Silence,Ph.D.dissertation,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2014.

4(3)Swanson比较了忽略(omission)与沉默(silence)的区别,指出沉默是由胁迫导致的,而忽略则是有意为之的、避免道歉的行径。他表明,通过回避道歉催生的忽略行径,其潜台词是一开始就没有充分的道歉理由。Swanson进一步敏锐地指出了沉默在一段时期内的交流功能。他表明,集体性的沉默(比如一个群体在反对X这件事上集体失声)将导致X逐渐成为一种可辩护的常识,并最终使那些被禁言者感到备受压迫。(Eric Swanson,“Omissive Implicature”,Philosophical Topics,Vol.45,No.2,2017,pp.117-138)

5(4)有关“沉默”研究的多学科进路,参见Adam Jaworski,ed.,Silence: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97.

6(5)参见Thomas Huckin,“Textual Silence and the Discourse of Homelessness”,Discourse & Society,Vol.13,No.3,2002,pp.347-372;Allyson Julé,Gender,Participation and Silence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Sh-shushing the Girl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

7(6)在解释诸如《道德经》和《庄子》这样的文本时,学界主流观点依然是支持言说与沉默二分。例如,Christoph Harbsmeier认为,我们可以从“不言之教”这一理想中窥见沉默的重要性,他认为,在早期中国文献中,不言之教是一种不受语言表达影响的自发反应,是针对“言”之局限性的庄子式反思。(Christoph Harbsmeier,“On the Very Notions of Language and of the Chinese Language”,Histoire Épistémologie Langage,Vol.31,No.2,2009,pp.143-161,特别是第157-159页)唐君毅注意到了“沉默”如何被用来表达不能完全由文字传递的想法,并认为沉默的这种用法不仅出现在《庄子》中,而且也见于《论语》。(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230页)Chad Hansen认为,只有超越语词的自发技巧才能把握“道”。他认为:“有一种道是无可言说的。”(Chad Hansen,“A Tao of Tao in Chuang-tzu”,in Victor H.Mair,ed.,Experimental Essays on Chuang-tzu,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3,pp.30-32)

8(7)沉默与言说之间的矛盾已经在佛教研究中得到了重新思考。例如Wright打破了既有禅宗研究中把“沉默”视为对语言的否定或超越这一刻板印象。(Dale S.Wright,“Rethinking Transcendence:The Role of Language in Zen Experience”,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42,No.1,1992,pp.113-138)Wang则在最近的研究中试图打破言说和沉默的界限,展示了言说和沉默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Youru Wang,“Liberating Oneself from the Absolutized Boundary of Language:A Limin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Interplay of Speech and Silence in Chan Buddhism”,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51,No.1,2001,pp.83-99)

9(8)张昭炜:《中国儒学缄默维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10(9)对于那种认为早期中国的语言危机源自语言和实在(或内容)之间二分的二元论思维,Jane Geaney表示反对。(Jane Geaney,Language as Bodily Practice in Early China:A Chinese Grammatolog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8,pp.45-46)她进一步指出,在《庄子》中,言说或者沉默从未被单列出来作为批评的对象,毋宁说,该文本关注的是一些没有明确界限的、不可传的东西。《庄子》中的有些故事是经常被引用的,用来支持诸如《庄子·天道篇》的轮扁斫轮的方法,并批评通过言说或书写来传授道的方式。然而事实上,这些故事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批评语言和言说。(pp.12-14)

11(10)Chad Hansen,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Zhuangzi.Stanford:The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entries/zhuangzi/,[accessed December 8,2021]陈汉生赞同如下观点,即从杨朱等人推崇“让自然之道完全主宰”,直至慎到主张放弃一切语言上的对错区分而顺从大道,我们明显可以从中看出在这些主张中一以贯之的反语言倾向。

12(11)线上版的《牛津英语词典》将“沉默”的修辞意义理解为:“Of an abstract or inanimate thing incapable of sound: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refraining from speech or sound;impassive,unobtrusive.Also:communicating a message without speech or sound.”(一种不能发声的抽象的或无生命之物:给人不愿说话或不能发声的印象;冷漠的,不引人注目的。以及一种不用言语或声音传达信息的方式)(Oxford University Press,OED online:“silent,adj.and n.”,/view/Entry/179655 redirectedFrom=silent#eid,[accessed March 7,2022])

13(12)Adam Jaworski认为“沉默”是“一种交流的隐喻”,有助于透过无声的表象把握其丰富的内涵,即沉默是一种将纷繁复杂的交流现象统而观之的概念。(Adam Jaworski,“Introduction:An Overview”,in Adam Jaworski,ed.,Silence: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97,P3)

14(13)在此感谢米欧敏(Olivia Milburn)提示我注意这一点。

15(14)在《左传》和上博简的《景公虐》中都能找到相似的段落,但是在这两处文本中并未提到晏子的沉默之举,并且处决史官和礼官的建议,是由梁丘据而不是由景公提出的。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415—1418页;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7—192页。

16(15)晏子通过质疑梁丘据的骑马方式来指责其残忍,梁丘据的骑马方式导致马最终非死即伤。(Olivia Milburn,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Master Yan,Leiden:Brill,2016,p.191)《左传》中还提到了梁丘据的腐败。据《左传》记载,梁丘据曾接受了鲁国贵族的贿赂。(Olivia Milburn,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Master Yan,Leiden:Brill,2016,p.108)梁丘据的恶劣影响也见于他把一位乐师介绍给景公,导致景公不去上朝。(Olivia Milburn,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Master Yan,Leiden:Brill,2016,pp.171-172)

17(16)关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沉默及其内涵的细致梳理,参见Lin Li,“Teaching beyond Words:'Silence’ and it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Discoursed in the Early Classical Texts of Confucianism,Daoism and Zen Buddhism”,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Vol.52,No.7,2020,pp.759-768.金鹏程(Paul R.Goldin)指出,我们可以认为,儒家的知识传授方式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色就是,在文字传授和语言传授中都没有用到任何统一的原则,这样做能够激发学生独立思考而不墨守成规。(Paul R.Goldin,The Art of Chinese Philosophy:Eight Classical Texts and How to Read Th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pp.45-48)

18(17)《论语·卫灵公》:“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 ,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程树德:《论语集释》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73页)

19(18)《论语·季氏》:“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程树德:《论语集释》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53—1154页)

20(19)参见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57—161页。本文讨论依据的是Dirk Meyer对这一故事的转载与翻译,见Dirk Meyer,“ 'Shu’ Traditions and Text Recomposition:A Reevaluation of 'Jinteng’ 金縢 and 'Zhou Wu Wang you ji’ 周武王有疾”,in Martin Kern and Dirk Meyer,eds.,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Leiden:Brill,2017,pp.224-248.

21(20)学者们从周公的政治合法性的角度对此文进行了研究。他们还研究了这则故事的叙述与劝说技巧、其中关于礼制的记载、揭示的书面手稿和口头证词之间的权力动态作用以及该文本的不同版本之间如何相互呼应。见Edward L.Shaughnessy,Before Confucius: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pp.118-125;Dirk Meyer,“ 'Shu’ Traditions and Text Recomposition:A Reevaluation of 'Jinteng’ 金縢 and 'Zhou Wu Wang you ji’ 周武王有疾”,in Martin Kern and Dirk Meyer,eds.,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Leiden:Brill,2017,pp.224-248;Magnus Ribbing Gren,“The Qinghua 'Jinteng’ Manuscript:What it Does Not Tell Us about the Duke of Zhou”,T’oung Pao,Vol.102,No.4-5,2016,pp.291-320;Rens Krijgsman,“A Self-reflexive Praxis: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Manuscript and Text in Early China”,Early China,Vol.42,2019,pp.75-110;Kuan-yun Huang,“Poetry,'The Metal-Bound Coffer,’ and the Duke of Zhou”,Early China,Vol.41,2018,pp.87-148.

22(21)《尚书·金縢》后来在故事中只是借协助周公祝告的参与者之口描述了周公的沉默行为,而不是通过周公自己的叙述,参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40页。

23(22)这并不是说“沉默”的所有用途都是为了政治操纵。例如我们看到公子郢(卫灵公的妃子所生)是如何以沉默的方式拒绝了作为卫国继承人的提议。他没有直接拒绝灵公的提议,从而保全了统治者的尊严。相反,他以沉默来拒绝,这样就给了卫灵公一个更好的选择空间,同时也通过不接受他无法承担的职责来保护自己的尊严。(Stephen Durrant,Wai-yee Li and David Schaberg,trans.,Zuo Tradition / Zuozhuan: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6,pp.1840-1841)

原文刊发于《船山学刊》2022年第5期99至116页。原题：跨文化视野下“沉默”在早期中国的开展与践行——从《晏子春秋》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