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礼庭｜以赛亚·伯林：受困的自由主义者

作者｜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 ）

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最敏锐的政治家、知识分子之一，中欧大学校长

60年代初，伯林已经赢得了一种独特的名声，既不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也不是作为一名哲学家，而是作为一位与众不同的历史哲学家。这虽然使得他自成一派，但同时也引来了批评者们的怀疑，不明白他到底在干什么。由于他最具特色的见解都是以对他人——赫尔岑、维柯、马基雅维利——的观念进行诠释的形式来表达的，他自己的独创性并没有展露出来。然而这种方法却是适合于他的气质的。他缺乏约翰·罗尔斯或是赫伯特·哈特所具有的那种进行持久的抽象说明的能力。思考对他来说始终就像是与一位朋友或一本书所作的对话。一张白纸只会让他害怕，而一页维柯的作品却能激发起一个接一个的思想火花。幸亏他始终致力于在表面的历史相对性之下维护自由主义原则的有效性，如果不是有这种努力把他所写的文章贯穿为一个整体的话，结果只会是一堆机智却杂乱无章的东西。

60年代初期，他开始相信这个问题只是在浪漫派产生以后才在西方哲学中变得突出起来。1965年3、4月间，他在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发表名为“浪漫主义的思想来源”的梅隆系列讲座——这又是一次在大批听众面前发表的经过事先准备但没有讲稿的长篇即席演说——其中提出，在浪漫派时代以前，人们根本连想都没有想过各种价值观念可能会互相冲突；这一主张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在浪漫派之前，严肃的哲学认为，任何一个真正的问题都必定有一个正确的解答，所有的人都可望理解这些真理，所有这些真正问题的真正解答都必定可以和谐共存。

他知道，仅仅提出这三种理性主义的信条不免将启蒙运动那些相互矛盾的冲动简单化了。但他是有意进行这种简化的，目的是为了阐明对这些信条表示怀疑的浪漫主义运动遗传给现代的那个哲学问题。首先，由于将人类设想为一种善于表达的生物，通过劳动和艺术创造出自己的本性和特点，浪漫主义者们明确地赋予了人类天性以历史的意义。既然人类的天性并非始终不变的铁板一块，那么，同样的真理在不同的人群眼中也就不会永远相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赫尔德称之为“Schwerpunkt”（引力中心）。 因此，相信每个人类社会都坐在一辆名叫进步的大篷车上驶向同一地平线，这种想法是难以理解的。

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由于浪漫主义者的存在，理性主义的三根支柱一根都没有树立起来，这就是：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对所有的人类而言真理是相同的；人类的各种价值观念永远也不会相互矛盾。从对西方理性主义假定的这种攻击中产生出了一套崭新的价值观念——真诚、真实和宽容——这些品质以前从来没有得到过人们的赞美。约翰·加尔文或是伊那爵·罗耀拉从来没有想过在宗教斗争中与自己为敌的那一方的真理可能是值得尊敬的。那都是些该死的异端。到1820年的时候，“真诚”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美德，而支撑“真诚”的“真实”也已经开始得到不同信仰的人们的珍视。在赫尔德之后，欧洲文化将“宽容”作为对真理和价值多元性的认可而加以接受。除此而外，浪漫主义者还引入了“文化的差异性本身是一件好事”这一观念。真诚、真实、宽容和差异，这些新的价值观念构成了现代自由主义者的个人主义的先决条件。而浪漫派对于悲剧的想法更是改变了现代政治学。在浪漫派之前，人们一直相信悲剧是由于错误或者“人孰无过”的人类天性而产生的。但是在浪漫主义者所揭示的世界中，悲剧则是不可避免的：在生命的终极目标这个问题上，人们必定会发生争执；而且这些目标本身也是冲突的。世上所有美好的事物不可能同时降临。价值观的冲突和悲剧性的损失都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伯林对浪漫派的悲剧思想这么感兴趣呢？尽管他已经获得了外在的成功和内心的安乐，在他心目中，60年代的自己却是一个身陷重围的人：左派厌恶他，右派又怀疑他；由于太富于怀疑精神而难以取信于有责任感的人们，太强烈的责任感又让他在为现状进行辩护的人们中间始终觉得不自在。在众人面前，他摆出一副欢天喜地而又冷嘲热讽的态度来应付这些冲突；但是他心中常常被一种感觉困扰着，如果说这不是悲剧感的话，那必定是一种对必然性的觉察，他觉得自己一旦承担起自身的义务，就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一位亲爱的人或是一件心爱的东西。他内心的矛盾不仅仅和政治上的同盟有关；它们其实主要同他的学术道德有关。他那些讲座的形式——在普通听众面前做的那种全景式的概括——让他心中产生了深深的不安。在梅隆讲座之前，他的继子菲利普·哈尔本记得，伯林的心情焦虑得简直可笑，他坐立不安，毫不怀疑他的讲座会是一场可怕的失败。但是实际上，这些讲座取得的成功让他名闻遐迩，1966年8月和9月，这六次讲座全都在BBC广播电台中播出，并且听众们的回应几乎全是赞美之词。 但人们的喝彩声永远掩盖不了他自己内心的声音。在1963年1月写给理查德·克罗斯曼的一封信中，他透露出心中隐藏的对于自身想法之合法性的怀疑：

至于我自己，是陷入了四面八方的重围之中：你觉得我是一个小心而敏感的逃避问题的人；别的人几乎全都谴责我在论战当中不够温柔敦厚，进行概括的时候太过轻率，对精密分析既不够谨慎也不很重视，而且缺乏学术上的中立性。所以我这样做该死，那样做还是该死。

伯林曾经对整个六七十年代始终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的纳菲尔德学院社会学家琼·弗拉德承认，他内心的分裂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严重，他对于不同道德目标的冲突的认识是从他自身的内心体验中产生出来的：

我觉得，我自己发现的唯一一条真理，就是不同目标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因此有了反18世纪、反赫伯特·哈特、反实证主义、浪漫主义以及诸如此类。关于人类事务的所有核心信念都源于个人困境：柏拉图是如此（我敢肯定），康德、休谟、斯宾诺莎、弗洛伊德、马克思等也无不如此。我兴高采烈而又漫无目的的外表与我心中始终不肯平静的焦虑不安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奇怪了。

让他的思想具有共鸣力的是对他自身内在分裂的这种认识，虽然伯林从来没有在他的学术作品中进行过明确的自我描述，它却始终在暗处发挥着作用，促使他去强调当人们被迫在自身天性的不同方面之间做出选择时发生悲剧的潜在可能。

这种悲剧感深化了他的思想，并且将他的作品引向他从来没有力量去面对的那些问题。直到这个时候为止，他还很少提及本民族遭到的大屠杀，他的学术重心是落在苏联的而不是纳粹的全权主义上面。自50年代末以来，他开始了对法西斯主义的严肃思考，将纳粹主义的观念渊源远溯到浪漫派。浪漫主义者们对于德国文化与众不同特性的强调无法弥补地粉碎了欧洲文化的和谐一致：

如果我是一个德国人的话，我就会去寻找德国的长处，我会去写德国的音乐，去对古老的德国法律进行再发现，我会去培养自己身上每一样能够让我成为一个尽可能丰富、长于表达、多才多艺的完完全全的德国人的东西……那就是浪漫主义的最高理想。那些古老的预设在一夜之间统统消失了。生活的共同理想是什么？这一想法本身已经失去了它的恰当性。

浪漫派遗留给后人的是身份政治的暴政：对一种不受其他种族、宗教、性别或国籍污染或侵犯的，可以辨别的个人身份的着迷发挥。一位不得不为自己制造一个身份的流亡者竟能对浪漫派自我创造的理想持这样的怀疑态度，这是意味深长的。在自由的状况下，自我创造可以是无害的，偶尔还可以是高尚的，但是在拿破仑或希特勒的手里，它就可能发生质变，退化成了为按自己恶魔般的意愿来塑造他人的行径进行辩护的理由。浪漫主义不仅为世界贡献过像贝多芬这样住在小阁楼上的英雄人物，也造就过希特勒这样的一个民族的艺术家：

就像艺术家把不同的颜色、作曲家把不同的音调混合在一起那样，自居为造物主的政治家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的原料之上——普通的、缺乏才能的人，大多对于自己体内沉睡的各种可能性懵然无知——并将他们塑造为一件灿烂的艺术品：一个国家或是一支军队或者某种伟大的政治、军事、宗教、法律结构。这种做法可能会需要有人受苦；但是就像音乐当中的不谐和音一样，这对于整体的和谐和效果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伟大的创造活动的受害者们必须从这样一种觉悟中得到安慰并且感到得意，那就是，他们由此被提升到了凭其自己较为低劣的本性之力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浪漫主义对于20世纪的政治非理性主义的贡献是将领袖美化为艺术家一般的造物者。同时，它也促进了那种认为人类只是一个单一的物种，其中所有成员都有权得到相同形式的道德考虑的观念之粉碎：

将人分为两类——严格意义上的人以及其他某些较为低劣的生物、劣等种族、劣等文化、非人类的造物、受到历史谴责的民族或阶级——这样的做法在人类历史上还是一种新鲜事。它是对普遍人性的否定——而那正是以前所有宗教的和世俗的人道主义成立的前提。

本文编选自《伯林传》，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