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儒墨论战的标志性事件是孟子“辟墨”。用墨家后学的逻辑、论辩方法去批判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乃是孟子参与稷下学术争鸣与论辩活动的一大证据。孟子“气”论思想的形成受到黄老学派、管子学派以及稷下先生宋钘、尹文等人的直接影响，管子学派对孟子论断的反驳、对管仲“王霸并治”思想的辩护因孟子与齐宣王的多番对谈而发酵，这都表明孟子与稷下学宫之间有着紧密而复杂的联系。“王霸之辩”的问题在稷下学宫产生热议，最终在荀子的政治哲学中获得统合。荀子从“道”“术”两个层面出发，以“王道”为治国之本，以“霸道”为治国之佐，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孟子之学与《管子》之学的思想冲突。稷下学宫在荀子“三为祭酒”时期迎来了最后的辉煌，荀子也在稷下学宫完成了自己对百家之学的批评与总结。

关键词：孟子；荀子；稷下学宫；管子学派；“王霸之辩”；

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以春秋战国之际的儒墨论战为开端，以战国中后期的名辩思潮为高峰，其 间起到过渡与助推作用的则是齐国的稷下之学。作为战国时期最为著名的学术争鸣平台与思想论辩场所，稷下学宫吸引了儒、墨、道、法、名、阴阳等各家思想人物的到来。稷下学宫，位于齐国都城临淄( 今山东淄博) 稷门附近［1］。汉代徐干《中论》记曰:

昔齐桓公(田午) 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 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2］213。

稷下学宫的出现，与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的盛行以及“士”阶层的崛起有关。“士”乃古代“四民” ( 士、农、工、商) 之一，商代与西周时期地位颇低。春秋战国之际，诸侯争霸、战乱不息，周王室与贵族 势力日益衰落，宗族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为巩固旧有之政治地位与伦理体系，王室与贵族亟须招揽人才、出谋划策，这便形成了养士之风，“士”阶层亦借此机会一跃而起，成为先秦时代社会变革之重要力量。邢兆良指出: “士的构成包括三个来源: 一是没落贵族的子弟，例如宋国贵族之后的孔子；二是原周王室司礼乐的官员流落民间，例如曾任'守藏室之史’的老子；三是农、工、商等庶民等级上升而来，如绳墨之匠的墨子。”［3］10－11

稷下学宫的产生，亦与齐国的强盛有关。齐国 自姜太公始，就有富国强兵之愿景。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 之业，便 鱼 盐 之 利，而 人 民 多 归 齐，齐 为 大国［4］1480。

这为齐国之强盛与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齐桓公时，管仲辅政，冶铁制具、兴修水利、伐林开荒、煮海制盐，农、商、手工业全面发展，都城临淄可谓四衢八街、欣欣向荣、盛况空前。田氏代齐以后，齐国的经济、军事、社会之发展依旧方兴未艾。《史记·苏秦列传》载曰:

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 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 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 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 志高气扬。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疆，天下莫能当［4］2752。

若说经济、军事、社会之持续发展乃治国之常 规，那么借助思想、文化之力量巩固其政治权力之 合法性与正当性，对初露峥嵘的田齐政权而言，可 说是当务之急。而思想、文化层面之崛起，最有效之方式莫过于学术争鸣与论辩。

1 稷下学宫之源流

公元前 374 年，齐桓公田午创立稷下学宫，以 其作为田齐政权之学术思想阵地。自此，稷下学宫 成为齐国之官办学府，以荟集贤才、谈辩议政、争鸣 学术、著书立说为主要宗旨。稷下学宫在齐宣王时 达到鼎盛。《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有云: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 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之士复盛，且数百千人［4］1564。

田齐承袭春秋以来的养士之风，将天下众多才 智之士招至稷下，并给予显赫的地位与优厚的待 遇，这就为百家争鸣的发生与名辩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充足的现实条件。

稷下经常举办“期会”之活动，“期会”的主要形式就是辩论。淳于髡、兒说、田巴等人即以出众 的辩才与精湛的思维于云云辩者中脱颖而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曰:

邹衍之述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善言。故齐人颂曰: “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4］4981。

唐代李善注引刘歆《七略》曰:

田骈好谈论，故齐人为语曰: “天口骈。”天口者，言田骈子不可穷其口，若事天［5］670。

“谈天”“雕龙”之名乃指邹衍、邹奭二人之口 若悬河、能言善辩，“炙毂过”( 通“輠”，古时车上盛 油之器皿) 则指淳于髡之思维与言辞像被加热了车 油的车马那般通畅、流利，“天口”之称更是对田骈杰出辩才的充分肯定。就稷下辩者所谈论之内容来看，一部分摆弄语词、触及抽象问题，另一部分言 说政治、关注现实困境。《盐铁论·论儒》曰:

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 大夫之禄，不论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 有余人［6］111。 作为诸子百家各思想学派之代表人物，孟子、 淳于髡、田巴、兒说、鲁仲连、邹衍、邹奭、田骈、慎 到、申不害、接子、季真、环渊、彭蒙、尹文子、荀子等人，皆与稷下学宫有极为密切之思想联系。一些以 游说、访学为主要途径( 如孟子、邹衍) ，一些以著书、立说为主要方式( 如管子学派、黄老学派) 。荀子曾在稷下“三为祭酒”，淳于髡、田巴、兒说、邹奭、 鲁仲连更在稷下赢得辩者之名。白奚进一步指出， 《史记·太史公自序》所概括的六家学术，在稷下皆 有代表人物: “儒家有荀子、鲁仲连；道家有田骈、慎 到、彭蒙、接子、环渊；墨家有宋钘；名家有尹文、田 巴；阴阳家有邹衍、邹奭；法家思想则有《管子》一书 可窥。淳于髡学无所主、兼容多家之术；告子兼治 儒墨之道，难以确定其学派之归属”［3］67。稷下学宫 历经齐桓公、齐威王、齐宣王、齐湣王四代君王之撑 持，在长达七十余年的时间里，其百家争鸣之中心位置始终不可撼动。

2 孟子与稷下学宫

孟子并非“稷下先生”，对此，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中已有论述。然孟子与稷下学宫之间仍有几点思想上的关联值得探究: 一是其与齐宣王 就治国之道与“王霸之辩”诸问题所展开的多番对谈；二是其与告子所展开的“人性之辩”( 前者认为 人性本善，后者认为人性无善与不善之分) ；三是其关于“浩然之气”的论述以及整个“气”论思想的阐 发；四是其对于墨子“十论”之政治、伦理思想的批判。

首先，稷下学宫不仅是黄老学派与管子学派的 派生地，也极有可能是战国时期“气”论思想的发源 地，毕竟黄老学派与管子学派的“气”论思想以及稷 下先生宋钘、尹文的“气”论学说皆形成于此。孟子 长期居于齐国，在与齐宣王展开“王霸之辩”、与告 子展开“人性之辩”的过程中，很可能受到稷下学宫以及稷下名辩思潮之影响。白奚在《稷下学研究》 一书中指出: “在内容博大宏富的《管子》中，《内心》等四篇的心气论较多地影响了孟子，启发了他以气言心言性，亦可说是孟子引进了四篇的心气 论，成功地对之进行了儒学化的改造。”［7］175孟子不仅以“气”论“性”，而且以“性”证“气”。一方面，孟 子认为“气”之存在乃人性本善的依据之一，因为 “气”将人心与外界相勾连，这便实现了人心对于客 观世界的感受与参验，如此，人之不忍人之心便有 了发动之可能，善之端也有了开显之动力与作用的 对象。另一方面，孟子言人性本善，亦表明人之 “气”不同于其他之“气”，其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性的存在，进一步讲，人之所以为人，恰恰在于“心”与 “气”之交融、情与理之互动。“心”与“气”得以充分交融，“性”与“气”便有合一之可能，如此，人便 可挺立，人之道亦可挺立。然“心”与“气”之交融， 并不意味着“心”在内而“气”在外。孟子坚决反对 告子“仁内义外”，即所谓“仁，内也，非外也；义，外 也，非内也”之说法( 《孟子·告子上》) 。《孟子·公孙丑上》曰: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 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8］83。

《孟子·告子上》曰: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8］98。

此乃孟子关于人之道德心或曰“仁义之心”的主要论述。在孟子看来，道德心发于内而立于己， “仁”与“义”皆属于道德心之层面，故仁、义之内在 无可厚非。再者，人的“浩然之气”乃“集义所生”，所以人之“气”也是内在的。在白奚看来，“孟子是把《管子·内业》'浩然和平以为气渊’的提法引进 了他的心气论中，从而提出了'浩然之气’的概 念”［7］176。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孟子的“心”论既有道德之正面，又有认知之侧面。《孟子·告子上》 曰: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8］104。

孟子认为，认知心发于外而源于天，与道德心 相较，二者之共同点在于，皆具有某种先天性与先 验性。在孟子看来，个体认知与观照外在世界，仅 有先天的“心”之善端并不足够，还需“心”之扩充， 而扩充己心的关键在于养“浩然之气”。换而言之， “浩然之气”乃扩充己心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 “仁”“义”与“心”“气”虽具有内在而抽象之本质， 却须以外在而具体之形态生动地呈现于客观世界以及人所参验的生活世界之中。在与告子的四次论辩当中，孟子不断深化、完善其“不忍人之心”与 “不忍人之政”之思想学说，其中“气”论的引入在理论层面同样至关重要。从思想史的角度讲，孟子 的这些观点可谓深受稷下“气”论的影响与启发，或与稷下黄老道家的思想理论直接相关。

其次，就现有史料已知“王霸之辩”主要指向孟子与齐宣王关于治国之道的多番对谈，而事实上稷下辩者内部也曾围绕“王霸之辩”之论题展开过激 烈的论辩，这就意味着但凡追寻孟子与稷下学宫之 间的思想联系，“王霸之辩”必将成为一条重要的思想线索。据统计，《孟子》当中涉及孟子与齐宣王对 谈之内容多达十余处，这说明齐宣王在十九年的政治生涯中多次接见孟子，二人之互动十分频繁。从《孟子·梁惠王上》所载孟子与齐宣王之对谈可知，齐宣王关注之重点在于“霸道”与“齐桓、晋文之事”，即如何“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以及如何成就齐桓公、晋文公那般之丰功伟业，而孟 子论述之焦点在于“王道”与“保民而王”，即从“不忍人之心”推向“不忍人之政”、从“内在之仁义道 德”推向“外在之政治正义”。《孟子·公孙丑上》 曰: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8］85。

在孟子看来，“霸道”以强力与武力为手段，“王道”则以德性与德行为指引。从伦理学层面讲， 若说“霸道”更强调目的、利益和结果，则可说“仁 政”更注重义务、德性与过程。由此可见，孟子“王 道”之政治哲学与田齐“霸道”之强国理念可谓壁 垒分明、互不相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

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4］4981。

与齐宣王以及整个齐国的政治联络中止，也就意味着孟子与稷下辩者再无直接交锋之可能。就 史料而言，“王霸之辩”主要指孟子与齐宣王关于治 国之道的多番对谈。但在思想层面，管仲才是“霸 道”之治的真正创立者，齐国之所以在春秋时期最早取得霸主之地位，即主要得益于“霸道”之治的推 行。因此，批判管仲及其“霸道”之治，便成为孟子 “王道”之治国方案得以确立的必要前提，而这也是 孟子游说齐宣王“保民而王”的困境所在。“霸道” 之治源于齐国，齐桓公亦借此成为“春秋五霸”之 首，可见奉劝齐宣王摈弃“霸道”而实行“王道”对 孟子而言难如登天。除了齐宣王本人，在当时的稷下学宫之中，若说在“王霸之辩”问题上与孟子有所呼应的，或乃管子学派之辩者。管子学派以管仲思想为理论渊源、以稷下学宫为学术平台、以《管子》 一书为学说集结、以“道法兼治”为价值理念，在战国中期可谓独树一帜、自成一统。管子学派“道法 兼治”之价值理念主要见于《白心》《内业》《心术 上》《心术下》，即所谓《管子》四篇，学界一般将其奉为战国时期稷下黄老道家之代表作，与长沙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并列。然就整个《管子》的文本 而言，其主体部分并非黄老之学，而是管仲之学。其中，《治国》《侈靡》论及经济生产，《形势》《牧民》 论及霸道之治，《兵法》《七法》论及军事谋略，《宙 合》《枢言》论及天地自然。管子学派明确指出: 管 仲在齐桓公时代大力推行“霸道”之治实属顺应时势之需要，正所谓“霸王者有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 《管子·霸言》) ，“霸道”虽是强国之路径， 却非治国之首选，故可说管仲政治哲学之观念内核 在于“王霸并治”而非直指“霸道”。孟子与管子学 派是否就“王霸之辩”的问题在稷下学宫有过论辩，没有充分翔实的史料可说明，但基于思想史的视角以及分析可以得出与之相关的三点推论: 其一，管 子学派以及《管子》一书或晚于孟子以及《孟子》一 书，或与孟子以及《孟子》一书同时；其二，管子学派 对孟子论断的反驳、对管仲“王霸并治”思想的辩 护，乃因孟子与齐宣王的多番对谈，尤其是孟子对 管仲“霸道”思想的批判而发酵；其三，管子学派对 管仲“王霸并治”思想之诠释，经过稷下学宫的争论 与推广，后来被荀子所汲取。

最后，孟子参与稷下学术争鸣与论辩活动的另一证据在于“辟墨”，即对于墨子“十论”之政治、伦理思想的批评。《孟子·滕文公下》曰: “墨氏兼 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通过《墨子》《孟子》之文本对比，墨子“非儒”，并不论及孔子本人，而是将矛头直指儒家之义理本身，孟子则不然， 其“辟墨”并不对墨子本人与墨家思想做截然之二 分，而是将二者视作一体，大概在孟子看来，墨子其 人即代表墨家之学，驳倒墨子之学就等于驳倒墨家 之学。“孟子视墨家之言为天下大患，故以'辟墨’ 为自身之历史任务”“孟子无视于当时其他论者之言，而独标墨学为其'息邪说’之大工作之对象”。在劳思光看来，这恰恰说明在孟子之时代，“墨翟之思想必皆盛行于当世”［9］152。从思想史的角度而 言，把握孟子“辟墨”一事只是展开了孟子与墨子二者关系的一个面向，在孟子与墨子之间还有另外一层关系，其主要基于“辩”的面向而展开。孔子向来 反对巧言之辩，认为“巧言”导致的结果乃是“乱 德”，所以其问题更多围绕“仁”“义”“礼”等伦理范 畴展开，而极少介入论辩和逻辑的领域，与之相反， 墨子及其门徒对游说与论辩活动可谓极其热衷。早期儒家轻“辩”，然而孟子善“辩”且享有“雄辩” 之名。《孟子·滕文公下》曰: “予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这表明孟子不愿卷入论辩，却又不得不 辩。作为儒家论敌的墨家，早已在方法与行动上占 据了“辩”之高地，这使得孟子必须变被动为主动， 而最有效的策略莫过于袭用墨家之论辩方法以反 对墨家之思想内容。从《孟子》所载之论辩内容可知，“孟子的言辩已经具有相当自觉的'类’观念， 而且他对所辩必得明'故’有着清醒的意识。'类’'故’作为逻辑范畴萌蘖于墨子而成熟于后墨之 《墨经》，孟子依'类’辨'故’或依'类’求'故’，则将其用于对儒家义理的论证或申辩”［10］。显然，在思想内容上，孟子严厉地抨击墨子，但在表现形式 上，孟子又充分地借鉴了墨家的逻辑、论辩方法。《荀子·儒效》评曰:

(孟子) 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11］173。

鲁胜《墨辩注·序》曰:

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12］1654。

通过文本分析可知: “告孟之辩”中，孟子所谓 “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白羽之白也犹 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 《孟子·告子 上》) ，与“墨辩”所谓“小圜之圜与大圜之圜同”“杨 木之木与桃木之木也同”( 《墨子·大取》) 在语言 上、论证方式上都极为相似。可见，孟子之“善辩” “雄辩”，既有被动之一面，又有主动之一面。被动是指迫于儒墨论战、“辟杨墨”乃至百家争鸣的压 力，而压力转化为动力的关键一步便是主动吸取墨家的论辩方法［13］。孟子雄辩之风格与譬喻之手法，在与齐宣王的对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孟子 得以在论战中屡屡获胜并赢得“雄辩”之盛名，可说 一方面归功于墨家之论辩方法，另一方面则受益于 稷下之论辩氛围。从思想史的角度讲，一方面在稷 下学宫自由而激烈的学术氛围下，儒、墨的思想得 以正面交锋，墨家后学继承墨子的衣钵不遗余力地批评孔子与早期儒家，孟子则以特别的方式予以回应［14］，这便是用墨家的逻辑、论辩方法来抨击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另一方面，墨家的思想因其内容 之丰富性与多面性，一度成为各家论辩、争鸣之焦 点，故而孟子“辟墨”的言论一出，便产生巨大的轰 动效应。儒、墨论战以及孟子“辟墨”的发生，不仅 说明稷下学宫在当时俨然成为百家争鸣之中心场 域，也表明作为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其 与稷下学宫之间确有紧密而复杂的思想联系。

3 荀子与稷下学宫

如果说孟子与稷下学宫之间主要是思想上的联系，则可说荀子与稷下学宫之间除了思想上的联系，还有政治上、命运上的联系。在一众儒家学者 当中，与稷下学宫关系最为密切者，莫过于荀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曰:

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4］4981。

据《汉书·艺文志》统计，稷下先生之著述颇丰，除《环子》十三篇、《接子》二篇、《邹子》四十九篇、《邹奭子》十二篇、《慎子》四十二篇、《尹文子》 一篇、《宋子》十八篇等以外，还包括《荀子》三十三 篇。荀子的思想创造在稷下时期最为活跃，因而 《荀子》一书既被视为稷下学宫的集大成之作，也被视为百家争鸣时代的集大成之作。稷下学宫也在 荀子“三为祭酒”时期迎来了最后的辉煌。然而，盛 极必衰，据桓宽《盐铁论·论儒》记载:

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 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 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 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 骈如薛，而孙卿适楚［6］112。

公元前286 年，齐湣王灭宋，引起燕、赵、韩、 魏、秦五国的强烈不满。公元前284年，乐毅率领 五国联军先在济西之地击溃齐军，后又攻占齐都临 淄。湣王被杀，田齐几近亡国，稷下诸子与辩者自此离散、各奔东西。公元前 279 年，齐将田单以火 牛阵击退燕军，收复失地，迎齐襄王复国，稷下学宫 重获生机，奈何“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公元前 238 年，荀子去世，葬于兰陵。公元前 221 年，秦国灭齐，稷下学宫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荀子强调礼法、关心政治，《荀子》中多次讨论治国之道。继管仲的“士、农、工、商”思想之后，荀 子进一步提出“农农、士士、工工、商商”的社会分工思想［15］。《荀子》中也谈及“王霸并治”，与管仲以及管子学派不同，荀子并不以“势”作为实行“王 道”抑或“霸道”之标准，而是将“王霸并治”内在地界定为“道”“术”两个层面。在荀子的政治哲学视域下，“王道”乃治国之本，主要就“道”之本质层面 而言，“霸道”乃治国之佐，主要就“术”之方法层面 而言。荀子认为，“王道”之旨在于“仁眇天下，故 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 下，故天下莫敢敌也”( 《荀子·王制》) ，而“霸道” 之旨在于“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 诸侯亲之矣”( 《荀子·王制》) 。总之，“王霸之辩” 从管仲、孟子到稷下学宫、管子学派再到荀子，其义 理几经演变、内涵不断扩展，这表明“王霸之辩”在 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始终热度不减，遂成为诸子百家思想交锋与学术争鸣之重要辩题，在稷下学宫也是 如此。

作为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位大师，荀子的思想之 所以具有集大成之气象与精深之内涵，可说受稷下 辩者的影响极大。荀子长期活跃于稷下，熟识各家 各派的学说要义，又身处战国后期思想汇集与交融之历史阶段，故最有资格对儒家内部的孔子、孟子以及儒家之外的其他诸子百家之思想做充分比较 与客观评论。《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评对象包括 邓析、墨子、惠施、子思、孟子、慎到、田骈、宋钘、陈 仲、史鳅、它嚣、魏牟等十二位思想人物，其中与稷 下学宫有关者占到大半。荀子认为，诸位思想人物的学术优势在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各自学 说之弊病亦十分突出: 第一，它嚣、魏牟“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即是说二人纵情 恣肆、任性过度、不合礼法；第二，陈仲、史鳅“忍情 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 大分”，即是说二人抑制性情、离世独行、有违仁义；第三，墨翟、宋钘“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 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即 是说二人崇尚功用、轻慢等差、蒙蔽民众；第四，慎 到、田骈“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即是说二人有法无度、 有术无道、难成大事；第五，惠施、邓析“不法先王， 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 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即是说二人 精于诡辩、不法先王、不明礼义、不切实际；第六，子 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 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即是说二人义理隐晦、 有违常理、难以自洽。当然，《荀子·非十二子》并 不止于批评诸子之学，更在于推出孔子、子弓之学:

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知不以穷人， 齐给速通不争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遇君则 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 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11］99。

此段内容既指向人的德性领域，又兼顾人的知性范畴。在荀子看来，若能将二者统而为一、既明 且行，便有进阶君子之道，进而通往圣人之道的可 能。如前所论，荀子哲学以及《荀子》一书之所以具有如此宏大的理论气象和如此广阔的学术视野，与 稷下学宫学术争鸣之氛围和名辩思潮研精究微之精神密不可分。

4 结语

作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名士论辩之主阵地， 稷下学宫可谓汇集了儒、墨、道、法、名、阴阳等各大 学术流派。各家之门人、后学基于不同的政治立 场、学术背景与思维方式，在同一场域著书立说、品学论理、针锋相对、取长补短，不同的学术思想互相渗透、彼此融汇，由此形成了学术差异化、理论多元化的思想格局，亦产生了新的学术思潮与思想领域。其中，作为战国中后期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 荀子，他们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直接受到稷下之学的影响。虽如钱穆所论，孟子并非“稷下先生”，然孟 子与稷下学宫之间的联系复杂而紧密却乃不争之事实。孟子参与稷下学术争鸣与论辩活动的一大 证据在于借用墨家后学的逻辑、论辩方法来批判墨 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家思想被充分介绍并引发热议，孟子“辟墨”成为轰动一时之思想事件，皆与 稷下学宫自由而激烈的思想氛围密不可分。“面对 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社会失序、民不聊生的严峻现 实”［16］，孟子就治国之道与“王霸之辩”诸问题与齐 宣王多番对谈，孟子“气”论的形成受到黄老学派、 管子学派以及稷下先生宋钘、尹文等人的直接影 响，孟子与告子的“人性之辩”发生于稷下，这都表 明孟子与稷下学宫之间具有直接的思想联系。以 往学界更多关注稷下之学对孟子“气”论与“王道”思想的影响，然而实际上孟子与稷下之学的联系与影响是双向的，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管子学派 对孟子论断的反驳、对管仲“王霸并治”思想的辩 护，即因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谈而发酵。先秦时代的 “王霸之辩”问题经过稷下学宫的争论与推广，最终 在荀子那里获得了统合。荀子从“道”“术”两个层 面出发，以“王道”为治国之本，以“霸道”为治国之 佐，可谓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孟子之学与《管子》之学的思想冲突。可以说，稷下学宫在荀子“三为祭 酒”时期迎来了最后的辉煌，荀子也在稷下学宫完 成了自己对百家之学的批评与总结。从思想史的 角度讲，若无孟子、荀子等儒家思想人物的参与，稷下之学的光彩必将黯淡不少，而若无稷下学宫之学 术场所，儒家与名、墨、道、法等其他各家的思想交 锋与理论融合则无实现之可能。稷下学宫兼具学 术性与论辩性，其自由开放、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以及稷下辩者各抒己见、以理服人的争鸣精神，直接推动了百家争鸣与名辩思潮的发展。由此可见， 稷下学宫、名辩思潮与百家争鸣三者之间亦具有紧密的思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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