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类的过往事件和行动的系统记录,历史意识由人类诠释其外在世界变迁及其自身变迁的心灵活动所塑造。“古今之辩”是传统先秦哲学的一个核心命题,荀子在构建历史意识时,认为“常”与“变”、“今王”与“后王”、“古”与“今”是对立统一、互为主体的体用关系。如果对荀子的思想缺乏正确的了解,对其历史意识的人文思考极易产生悖论的认识。

“体常尽变”的历史意识观

　　“常”与“变”是中国哲学范畴中与“时间”关系密切的一对概念,后者尤甚。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能通过变化去感知无形无相的时间,“变”理所当然成为时间的外在客观特质。然而,超越具体感知对时间进行抽象,不变的“常”则是延绵不绝无始无终的内在主观时间的特质。

　　荀子所谓“天行有常”者,即日月运行阴阳寒暑、盈亏朔望变化的周而复始规律。对于作为人类活动时间的历史,荀子强调人文历史之道的规律性:“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解蔽》)“体常尽变”说明人文历史之“道”作为形上本体存在,具有一贯不变的本质,但落实于现实生活的实践,却须应时加以变化调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天论》),治乱兴衰的关键,在于历代先王是否能够掌握常理因时应变。

　　常变在辩证层面表现为体用关系,作为形上道理原则“常”的价值性优于“变”,而作为生活实践“变”的适宜性大于“常”。故荀子言:“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天论》),不仅以“常”为贞定天、地、君子的根本原则,更以其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依据。在回答如何体常悟道问题时,荀子强调“尽变”以致“体常”,“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非十二子》)。现实生活中物我、人己的互动并非一成不变,为人处世必须据时空差异因时制宜,“与时迁徙,与世偃昂”(《儒效》),由“尽变化”而体现“常道”。

“先王”之常与“后王”之变

　　在考察“体常尽变”如何落实于生活中的文物制度建设时,荀子把考究着眼点放在对“法先王”与“法后王”思维的沟通性思考上。何谓先王,荀子《大略》篇云:“先王之道,则尧舜而已”;何谓后王,“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灿然者,后王是也”(《非相》)。无疑,先后只是表明自然时间距离而已,并非荀子对历史态度的实质。

　　荀子认为,“法先王”即法先王之常,“法先王,顺礼义”(《非相》)、“先王之道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强国》)。在荀子法先王历史观念中,此先王是“其道一也”“道贯”“百王之无变”的准则与规范,先王礼义之常并不因时间变化而变化。“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劝学》)、“劳知而不律先王,谓之奸心”(《非十二子》),先王之道不仅是学问思辨的基础,更是国家治理的方针和社会安定的原则。故《大略》篇云:“王者先仁后礼”“处仁以义”“行义以礼”,也就是说,法先王是法礼义所依据的情理,是儒家“道统”框架的价值依据。

　　荀子言“法后王”亦犹如其言“法先王”一样,言之凿凿,旗帜鲜明。关于庄严整肃礼义之统的先王之道如何客观化为现实世界的治理方法,荀子创造性地提出“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不苟》)。在荀子看来,先王之道的“因”是不能违背的,但先王之法却是可以损益的,法后王即对之进行“革”“变”。荀子认为,在恪守先王之道基本原则时,于法术政教层面要因革损益,于外在文物制度层面要灵活变革、与时俱进。“制礼反本成末”,荀子的“先王”与“后王”之辩是一个纯粹历史哲学命题,是返回仁义之本而成就制度之末,从而达到价值与事实的统一。

“古今合一”而互为主体

　　荀子注重从人文精神来看古与今,并将古与今视为交融的互补关系。所以,他屡屡提及“古今一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非相》)、“以德兼人者……古今一也”(《议兵》)、“尊圣者王……古今一也”(《君子》)。荀子借由道、德、礼等人文价值的渗透转换,将“古”与“今”由现实层面的对立关系转化为义理层面的合一关系。在古今之辩命题中,历史被赋予了主观时间的道德价值,“古今一也”将荀子所主张的现在以及未来的“应然”与过去历史上的“实然”结合为一,并常常在“应然”的基础上论述“实然”,在“实然”的基础上实现“应然”。

　　“古今合一”在荀子那里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为“自古及今”:“其有法者以法行……自古及今,未尝闻也”(《王制》)、“君者国之隆也……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致士》)。荀子通过“未尝”“未有”等否定语句表达了古今客观时间的连续性,“法先王,统礼仪,一制度,以古持今”(《儒效》),所以不仅可由先王的历史教训指导现在的行为,而且可由后王粲然明了的制度上溯千岁以往的先王之道,正如《非相》所说:“欲观千岁,则数今日”。

　　荀子“体常应变”的历史观继承了孔子“从周”因革损益的思想,并结合了儒家“守经通权”的思维模式。通过对历史开展过程构成的古今合一的论述,将外在客观时间转换为内在主观时间,彰显了“古”与“今”在精神方面的互为主体性,荀子明确墨守成规不能成就王业,而割断自我也必将陷入历史的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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