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晚期面积不降反升,“禹都平阳”实有所出

陶寺遗址晚期面积不降反升,“禹都平阳”实有所出,第1张

陶寺遗址晚期面积不降反升,“禹都平阳”实有所出,文章图片1,第2张

关于“都平阳”的记载,最早出自先秦时期的著作《世本》,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世本》说:“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也……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也。”

类似的说法还见于《史记集解》《读史方舆纪要》等古籍中。如前文所言,平阳即今临汾一带,安邑即今夏县一带,晋阳即今永济虞乡一带,都在山西晋南老河东地区。

禹都平阳并非空穴来风,这里的“都”顶多可以理解为临时陪都,仅是作为大禹的临时战略指挥部而存在,其原因同样是由于夏的真正都城石峁古城的存在。

禹之所以“陪都”平阳,一是因为从体统上说,他是陶寺古国为盟主的古国联盟集团正统继承人,他必须得像舜一样在这个古国联盟集团的政治中心陶寺古城取得“合法”地位,才能保证“君权神授”的合法性;

二是因为他的祖先是在这块土地上被入侵的尧部族赶走而流亡他乡的,按照华夏古人“敬天祭祖”的精神信条,他得重新踏上这片故土祭祀天地,告慰先人,以证明他是一个不负祖先重托的血性男儿,并祈求天地祖先神灵的庇佑;

三是因为陶寺遗址早、中期石器工业的主打产品变质砂岩棱脊穿甲镞属于“尖端国防军工业”,禹必须占有它,才能所向无敌,完成他一统天下的大业。

陶寺遗址晚期面积不降反升,“禹都平阳”实有所出,文章图片2,第3张

陶寺晚期出土的普通石镞和变质砂岩棱脊穿甲镞对比示意图

陶寺晚期的城墙、宫城虽然遭到了禹部的平毁,但一些宫殿和宫城还存在了一段时间。而且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其遗址面积还扩大到了 300 万平方米,人口也没有减少的迹象。彼时的石器工业也从原来中期城址外郭城内南部工官管理的手工业区零散地扩展到遗址各处,石器工业的制作和生产地点也不再局限于手工业专属区,甚至在原宫城内也发现了石器加工遗存。

何驽认为,这种现象可以解读为,陶寺的原住民整体沦为了石峁集团的“国家奴隶”,整个陶寺遗址变成了石峁集团的“产业园”——除了农业、羊毛业生产之外,还有石器制造业。这个时期的石器加工业表面来看,没有工官管理监控,比较分散,但实际上很可能分别由石峁集团征服者“化整为零”地施行了一对一监督管理。陶寺晚期外来人口比例高达 50% 以上,似乎在暗示这一点。

我们在第二章陶寺古国“门类齐全的手工业体系”一节中已有叙述,陶寺遗址早、中期石器工业的主打产品是由矛形坯加工生产出来的变质砂岩棱脊穿甲镞,属于不可泄密的“尖端国防军工业”,所以陶寺城址对于大崮堆山采石场变质砂岩资源进行了垄断性控制。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翟少东博士的一项关于陶寺遗址矛形坯出土几率的统计表明,矛形坯在早、中期遗存中各出土 1 次,而在晚期遗存中出土竟高达 7 次,这表明陶寺晚期石峁集团让陶寺遗址的“工奴”进行石器加工的主要产品,仍然是变质砂岩穿甲镞。

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个可能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大禹率领的石峁、阳城等夏集团势力征服陶寺城址后,直接接管了原陶寺政权对大崮堆山采石场资源的独占权力,并使陶寺石器军工制造的工匠整体沦为国家“工奴”,直接为夏人制造变质砂岩穿甲镞,为“禹伐三苗”、一统天下做了充足的战略准备。

陶寺遗址晚期面积不降反升,“禹都平阳”实有所出,文章图片3,第4张

陶寺晚期所出铜铃

从以上情况看,陶寺晚期较早时段城址面积不降反增,由 280 万平方米扩展到 300 万平方米,一些宫殿、宫城遗址继续存在,农业、手工业之兴旺发达比早、中期犹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石器军工业的全面提速,说明在这个时段这里绝非一般城邑,而至少是一个短期的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战略中心枢纽所在。这些考古发现和文献上“禹都平阳”所反映的史实是趋于一致的。

陶寺文化晚期分布范围扩展至临汾盆地的广大地区。除陶寺遗址外,还发现有襄汾丁村和丁村曲舌头、曲沃东许、洪洞侯村、翼城南石—曲沃方城等重要遗址。

陶寺晚期文化既有陶寺早中期文化因素,又出现了大量石峁文化因素,还有以王城岗遗址为核心的河南龙山文化煤山类型因素,此现象恰恰符合大禹初活动于西北石峁古国、继之治水于黄河中下游一带、随后受命于舜执政在陶寺古城、再避商均于阳城、之后又大败商均于陶寺遗址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人生经历”。

——摘自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个别地方有改动。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陶寺遗址晚期面积不降反升,“禹都平阳”实有所出,文章图片4,第5张

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版

本书是一部用考古学资料揭示先夏及夏代早中期历史发展脉络的史学著作,曾入选“2020 百道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 ”,同时在 2020 年 “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读者投票评选”活动中获得第二名,在“历史的回响”类别中高居榜首。全书主体共分16章80节,近50万言。不同于以往学人关于夏代区域性、碎片性的论述,作者置这段历史于同时期以西亚、中亚为世界文明核心舞台发展的背景下,以其高瞻远瞩的全局性目光、严谨缜密的思维逻辑和通俗明快的语言,用国际国内近几十年所取得考古学成果,第一次系统、完整而清晰地为我们勾勒出了从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这500年夏人兴起、迁徙、建城、建国、定都、扩张等一系列发展行为的脉络足迹。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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