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需运气。运气好时，可以青云直上；运气差时，难免辗转蹉跎。而在清乾隆十三年十一月，时任山东登州府知府华栻就走了衰运——他的上司、时任山东巡抚“准泰”向朝廷递上一道奏折，声称“华栻非方面之才”，建议将他调离岗位。
华栻，江苏金匮县人，乾隆元年丙辰恩科二甲进士。其前期仕途履历不详，在乾隆十一年初被任命为登州府知府。这一年，他虚龄三十九岁。
作为二甲进士，华栻的才学功底应属上乘；而在任期间，他似乎也并无劣迹；但不知为何，山东巡抚准泰就是认为对方“不够称职”，强烈要求将他调走。
按照当时的制度，知府若被评价为“不称职”，朝廷大体有两种处理方式：一、如果年龄较大，直接勒令退休；二，如果年纪较轻，则转任同省同级清闲岗位。具体究竟是哪一种处理方式，通常是以巡抚的意见为主要参考。
不过，巡抚准泰虽然认准华栻“不称职”，但在后续处理上却犯了难。这其中的原因，正如他在奏折里所写的那样：“该员年仅四十有一，与年老勒休之例不符；东省（注：清末之前山东省在公文中的简称通常都是“东省”，后来才简称为“鲁”）又无简于登州之缺。”
用白话来说，准泰的意思就是：“华栻仅有四十一岁，不到年纪没法勒令他退休；而山东省其余的知府岗位，又都比登州府知府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处理方法不能使用，而只能另辟蹊径了。
准泰思考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解决之道，那就是在其他省份寻找相对不重要的知府岗位，然后将华栻打发过去。
主意虽然有了，但“跨省调动”显然比“同省调动”要难得多。因此，准泰只能向皮球踢给吏部（主管官员选任），希望对方能够帮助解决这一棘手问题。
官场崇尚中庸之道，对“打破先例”的事情一向忌讳。吏部接到准泰的公文之后，也不敢擅自做主，便采取了最稳妥的作法——将此事汇报给乾隆皇帝，请求圣上拍板决策。
乾隆皇帝接到这份奏折之后，龙颜颇为不悦。他在乾隆十四年二月批复的上谕中是这样说的：
“朕思此等人员既以不能胜任，经督抚奏请改补、内部执例诘驳。往返之间，转得迁延时日。该员明知不能久留，未免志意隳颓，视同传舍，甚至萦情囊橐，簠簋不饬。于地方殊属无益。”
其大意就是：此事拖沓的时间太长。知府那边明知自己将被处理，自然是意志消沉，无心理政，如此恐不利于地方治理。
为此，乾隆皇帝又专门批示道：
“嗣后各督抚题奏改补人员，务于本摺内分晰声明，或宜调简，或勒令休致。其才具平常而年未衰老者，或以同知降补，俱著送部引见。有违例仍请改用部曹者，吏部一面将该督抚议处。一面行令离任。毋致贻误地方。”
也就是说，今后地方督抚建议调整府县官员，务必要提前拿定主意；如果实在难以处理，也要先命令对方离任，避免影响地方。
而在华栻这件事情中，乾隆皇帝并没有直接采纳准泰的建议，而是传旨“著送部引见”。华栻最终的结果如何？限于史料，笔者暂时不得而知。
讲到这里，这次官员调整事件也算是叙述完毕了。读史有智慧。从这件事上，不仅能反映出清代地方官员的任免程序，也能反映出当时官场的复杂生态，还能反映出登州府在山东省的区划地位。
所谓“区划地位”，通俗来说，就是一个区划与同类区划之间的地位对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地位的高低，一般是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水平，而通过主官的级别（比如说高半格或者高配）或者资历（同级重用）来体现。
在清代，知府并无“高半格”之说，起初均为正四品，乾隆十八年又统一改为从四品（顺天府和奉天府的主官虽然级别要高，但其正式官职称呼为“府尹”而非“知府”）。但不同府之间的区划地位却不尽相同。
就华栻的例子来说，按照巡抚准泰在奏折中“东省又无简于登州之缺”的逻辑，在当时山东省的府当中，登州的重要性应该是属于比较低的一等了。
清朝之初，山东延续明代的区划，共设有六个府，即：济南府、东昌府、兖州府、青州府、莱州府和登州府。而到了雍正年间，武定、沂州、泰安、曹州陆续升级为府，山东的府便增加到了十个，即：济南府、兖州府、东昌府、青州府、莱州府、登州府、武定府、沂州府、泰安府和曹州府。
登州府三面环海，而上述很多府则地处内陆。如果按照今天的经济发展来看，登州府的重要性显然要比内陆的府高一些。但在清代中前期，情况却并非如此。
当时，农耕为主要产业，漕运（运河）也比海运更发达。山东内陆的府以平原地形居多，又临近运河，在经济指标上自然比以丘陵为主的登州府更有优势。因此，登州府知府在乾隆年间被视为山东“最简”之缺，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上述情况大约自咸丰十一年烟台开埠之后发生明显转变，随着对外贸易等海洋经济的崛起，登州片区在山东省的重要性不断得到提升。而胶州亦是同样的道理（胶州原本隶属莱州府，青岛开埠之后，胶州脱离莱州府，升级为直隶州）。这种重要性，也大体延续到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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