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与社会问题

1.引言
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总是离不开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工业革命前，由于城市发展缓慢，规模较小，城市的社会问题并不明显。工业革命后，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城市规划的思考。从理想城市的构想到实际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社会问题一直是城市规划的主要关注点。然而，现实的城市规划在解决城市社会问题时总是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旧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总是伴随着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从城市住房拥挤和环境恶劣到危房和住房短缺，从经济危机和萧条到内城衰退和社会混乱，从贫民窟到社会分化，从公众参与、社区规划到倡导性规划等。，城市社会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都与城市规划密切相关。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总是在不断寻求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进步。现代城市规划对城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西方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问题
2.1西方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问题述评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早在16世纪初，空社会主义者就主张建立新型社会，试图把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实体，把城市建设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解决广大劳动者的生活和工作问题。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空乌托邦，要社会主义，通过城市规划解决社会问题。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托马斯·穆尔、罗伯特·欧文和傅立叶等。主要的规划实践有欧文的“新和谐村”和傅立叶的“方阵”等。这些社会被设想为“花园城市”[br/]19世纪末20世纪初，恶劣的生活条件引起劳动者的普遍不满，进而引发了其他社会问题，如犯罪率上升、非就业人口比例上升、城市贫富悬殊、各种传染病蔓延、大量城市居民(尤其是婴儿)死亡率上升等。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对英国城市社会的各种问题十分敏感，如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涌入城市导致的城市扩张、城市生活条件恶劣、城市税收不足等。，他也意识到这些问题必须通过规划来解决。他构想了一个理想的城市模式，即“花园城市”理论，并在《明日的花园城市》一书中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城市”。他认为，新的社会城市经济应该足够繁荣，能够提供许多就业机会，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大多数居民能够安居乐业。他还指出，城市应该由一个代表公共权力的机构来控制，这个机构有权占有土地，制定城市规划，提供城市服务；他强调，城市应该能够协调、平衡和独立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创造完美的社会生活是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他的理想城市在实践中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他的社会改革思想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勒·柯布西耶和F·L·赖特也试图通过集中和分散的规划思想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这在他们的“辐射城市”和“广亩城市”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城市的社会问题逐渐改变。首先，战争对城市建设的破坏导致了战后房屋的短缺。其次，由于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出现了区域就业失衡，失业率明显上升，城市贫民窟问题开始显现。城市的社会问题已经从过去的拥挤不堪、环境恶劣逐渐转向城市贫困、移民、民族问题、社会混乱。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的大萧条。过度郊区化导致城市人口数量大幅下降，城市服务设施利用不足，经济衰退降低个人和家庭收入。低收入者生活贫困，住房条件差。因此，大量的穷人聚集在城市，城市社区缺乏安全感。富裕的中产阶级离开了城市，搬到了郊区。同时，随着大量移民涌入城市，民族问题开始显现，城市社会问题逐渐加剧。此时，英国许多城市陷入恶性循环，严重时会导致社会混乱。大萧条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政府的关注。政府试图用理性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强调要积极介入城市规划，通过控制公共资源和关注公共利益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城市规划只关注城市的物质层面，即所谓的“物质规划”，很少关注城市发展的社会经济内容，所以许多城市社会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城市更新运动的目的是恢复内城的活力，清除城市中心区的贫民窟，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住房，改善城市的物质生活条件，试图解决战争和过度郊区化带来的城市社会问题。然而，由于城市规划缺乏对城市问题的深入研究，城市更新采取了大规模的重建方式，不仅破坏了原有城市的有机结构和城市多样性，而且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居住分离和社会分化现象，城市原有稳定的社会关系解体，城市历史多样性被破坏，一直存在的原有贫民窟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只是把贫民窟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更糟糕的是，它消灭了现有的邻里社区”。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指责大规模的城市改造破坏了传统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是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让政客和地产商获利，而老百姓成了旧城改造的牺牲品。由于城市更新资金短缺，政府部门很大程度上被私人利益集团所控制，在城市更新中很难关注到公众的利益。公众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城市更新，社区邻里的社会经济问题成为许多西方国家大城市的主要担忧。由于邻里社会混乱，经济萧条，导致邻里衰败。事实表明，通过简单的拆除和重建来实现旧城改造是很难成功的。
西方城市更新运动的失败再次表明了城市社会发展与城市规划的内在联系。城市规划不当很容易引发城市社会问题。20世纪下半叶，西方城市规划开始更加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公众参与和公共利益受到普遍关注。由于黑人地位低下，学生运动不断，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民权运动。城市规划决策者不得不倾听民众的意见，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于是出现了“倡导性规划”。保罗·达维多夫(Paul Davidoff)在《规划中的倡导与多元主义》(advocating and multitanium in Planning)一书中指出，“规划师应该代表城市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首先解决城市贫民窟和衰败地区，与民众和不同居民群体沟通，并为他们服务”。1972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大卫·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都指出城市规划要充分考虑社会正义。此时，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也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开始重视城市规划的社会和经济意义。规划设计从单纯的物质环境改造规划转向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与此同时，西方主要国家开始出现民主多元化的社会趋势。作为“准直接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公众参与的规划理念开始被居民广泛接受。居民纷纷成立自己的“社区组织”，通过居民协商积极参与城市规划，努力保持邻里关系和原有生活方式，依法与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协商。②一种“自下而上”的所谓“社区规划”开始出现，西方国家建立公民社会，公民开始拥有参与和控制城市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