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道树、道路绿化树种和苗圃

第一，北京早期的行道树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20-219年)，自咸阳至北京，向东经遵化、山海关至辽东半岛而建。东北经古北口至承德；向西北经居庸关至怀来、宣化。这些小巷旁边有行道树。汉书。《贾善传》说“飞奔路宽五十步(每步五尺)，树长三尺，树为松树”。

辽代南京位于今北京西南，城墙沿唐范镇老城而建。契丹政权十五年(997年)正月，圣父下令所有道路植树。

金朝定都王改燕京，建在辽宁旧址。公元四年(1164年)十月，金世宗命人在京师城外双巷数百里种柳。

元朝时，忽必烈下令在道路两旁广泛种植一种高大的树木，每棵树之间的间隔不得超过两步。

以上行道树种植在郊区的官道上，作用有:一是可供路人在夏季乘凉；二是冬天大雪封地时起到路标的作用；在一定里程内种3-5株是一个里程碑。当时城墙内没有路边种树的记录。

到了明朝，迁都北京后，元大都彻底改造，比如挖紫禁城的桐梓河，修南海，北城墙南移，城墙砌砖。明朝末年，城里开始种行道树，紫禁城周围都是槐树，十步一棵。从东华门到景山，巷子里也种了槐树。如今景山西街仍有几棵当时种植的古槐树，距今已有300多年。

到了清代，北京的行道树种植有了很大发展。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天坛外的大道旁种上柳树挡风，种下的树交给第三巡营看守。清末，北京一些主要街道的绿化已形成一定特色。前门大街街道两侧种植杨树、柳树和洋槐。宣彤二年(1910年)春，各城区巡警在辖区道路两侧种植行道树，绿化街道58条，种植槐树、刺槐、柳树11510株。

民国初年，北京由警政署主办的行道树，每年春季都有少量种植，但其成活和养护管理并不好。

民国14年1月31日，市政府在《市内行道树调查报告》中提到，“市内所有行道树，除景山前街的楸树、楸树(实际应为黄金树)、天安门广场前的绒树(相思树)、西皇城根部的柳树外，多为槐树(槐树、刺槐)”。民国十七年(1928年)，行道树由北平市政工程局管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北平农业实验场林务所主管行道树。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梁缘任北平市市长期间，市政府技术员孙宝琦拟定了北平市行道树规划，阐述了种植行道树的必要性，建议成立专业苗圃定向培育苗木，最后提出了个体经营与店户统一经营相结合。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北平农业实验场的林艺单位连同行道树一并移交市政府工务局。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据北平市政府统计，全市共有国槐、刺槐、胡杨、栾树、柳树、合欢、秦、元宝枫、、楸树、国槐、江蓠、榆树、桑树、香椿等16种行道树24045株。以前城市种植行道树用的各种苗木都是临时从花店购买，规格不全，品种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根据北京市政府的统计，只有9100棵行道树。1925年8月，民国14年，北京政治工作学院创办的先农坛外坛西北角托儿所，1943年被侵华日军兵营占领。

二、园林苗木的培育

北京解放后开始建立大型道路绿化苗木苗圃。

1949年2月，北平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农林实验场接收沙窝苗圃、德胜门苗圃、地坛苗圃，总用地面积30.26hm2，苗圃内有28个品种14万株苗木，规格杂乱，质量低劣。一是政府整理苗圃，淘汰劣苗，培育新苗，开设训练班，培养人才，扩大土地，增加苗圃，广泛引进，培育大量树苗用于绿化。从1949年到1957年底，共培育苗木3575万株，为绿化提供苗木663万株。1957年底，苗圃里有1460万株幼苗。从1986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繁殖苗木317万株，其中苗圃851万株，苗圃145.8万株。从1991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繁殖苗木近200万株，苗圃种植苗木近800万株，平均每年种植苗木150万株。

到1990年底，城市郊区有2525.78 hm2的道路绿化。截至2000年底，全市共有树木209种303.22万株，绿篱19.3万株，攀援植物9.7万株，草坪157.38万平方米，宿根花卉5.59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为34.46%。到2000年底，城市郊区道路绿化总面积达到5189 hm2。

这么多用于道路绿化的苗木，由于要求规格大、树种统一，大多来自园林局的苗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苗圃有计划地为市政工程(主要是行道树)种植大苗。例如，1986年，苗圃种植了64个大苗品种，储备苗木45万株，面积达3000亩。超大苗用绿地和森林间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