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闻练BEC中级阅读(25)

幸福不能靠政府
最近，政府政策应该更明确地聚焦于“促进幸福”的观点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这一观点的支持者指出，基于所谓幸福调查的幸福指标几十年来一直停滞不前。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专注于改善狭义的、基于物质的经济福利衡量标准，即国民生产总值(GNP)，而不是基于幸福的更全面的福利指标。
政府政策应该更明确地聚焦于促进幸福这一观点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基于旨在衡量人们幸福感的调查的幸福指数几十年来一直停滞不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目标是最大化一个狭义的基于物质的经济福利指标，即国民生产总值，而不是一个更全面的基于幸福的福利指标。

这个前提显然是错误的。古往今来，政治家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很多都不是以提高GNP为目的的。例如，英国财政部网站最近公布的公共服务协议称，政府应在中小学增加体育课，鼓励人们参加艺术活动，减少羊瘙痒病的发病率。想必这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曲线”方式。
这个前提显然是错误的。政客们总是寻求实现许多并非旨在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例如，英国财政部网站上最近的公共服务协议阐明了政府的承诺，要让学生多上体育课，增加对艺术的参与，减少羊痒病。想必这些不仅仅是刺激经济的间接方式。

幸福的趋势几十年来一直停滞不前，这可能恰恰说明政府政策总体上是失败的，过去50年通过政治进程“改善人类”的努力是徒劳的。但这将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所以，幸福论者把GNP当成替罪羊，认为经济增长与幸福无关，甚至是有害的。
长达几十年的幸福趋势停滞不前可能表明政府政策总体上是失败的；过去50年来通过政治进程改善人类命运的努力证明是徒劳的。但这将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相反，幸福倡导者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替罪羊，认为经济增长与幸福无关或有害。

另一种观点认为，长期幸福数据包含很少或没有真实信息。我们根本不能依赖这样的数据作为有用的指标。事实上，这些数据并没有显示出与一系列显然有望改善幸福的因素的相关性，比如休闲时间的大幅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性别不平等的缩小。
另一种观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幸福数据包含很少或没有真正的信息。我们根本不能依赖这样的数据作为有用的指标。事实上，它们与一系列可能被合理认为会改善福祉的因素没有关联，比如休闲时间的大幅增加、寿命延长的趋势以及性别不平等的下降。

人们经常认为收入不平等是幸福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一“事实”被用作增加累进税的理由。然而，在收入不平等增加或减少的时期，我们没有发现幸福数据的任何变化。我们还被告知，近几十年来，抑郁症的发病率大大增加，但幸福指数并没有相应下降。
收入不平等通常被认为是幸福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一“事实”曾被用来支持更多的累进税。然而，当不平等程度上升或下降时，我们看不到记录的幸福有任何变化。我们还被告知，近几十年来，抑郁症的发病率大幅上升，但这并没有反映在幸福指数的下降上。

有时，我们被告知幸福水平没有上升，因为家庭和邻里关系的破裂抵消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但是，按照这种说法的逻辑，决策者应该无动于衷，因为以这个“综合”幸福指数来衡量，我们并不比以前差。即使是最悲观的正统经济学家也不会声称物质财富可以取代家庭纽带。
有时我们被告知幸福没有增加，因为经济增长的好处被家庭和社区关系的破裂抵消了。但这一论点的规范含义是，政策制定者应该无动于衷，因为根据这一据称包罗万象的福利衡量标准，我们并没有比以前更糟。即使是最悲观的正统经济学家也不会声称物质财富可以替代血缘关系。

政府试图提高幸福指数而不是我们的生活水平，这很可能适得其反:设定武断的目标，分散了公务员的核心职能；给很多人传递一个信息:幸福来自国家政策，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也给政府造成了提高指标的压力，而政府以前从未对任何政策或社会经济变化作出系统的反应。这些都是弥漫在英国公共领域的瞄准心态的错误。我们应该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而不是重复它们。
政府试图增加可衡量的幸福，而不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这很可能适得其反:创造武断的目标，转移公务员的精力，使其偏离核心职责；给很多人这样的信息:幸福源自国家政策，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并给政府造成压力，使其增加一个以前从未根据任何政策或社会经济变化而系统变化的指标。这些正是现在弥漫在英国公共部门的目标驱动心态的错误。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而不是复制它们。

从更阴暗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幸福观有着内在的反民主倾向。有记事本和统计学知识的专家比普通人更清楚什么让他们“快乐”。因此，他们可以“自信地”*做出地方民主决策或个人决策。因为从表面上看，提高幸福感是一个不争的目标，可以压倒对某些政策的反对，但实际上，这些政策构成了一个在政治中永远存在的非常真实而艰难的选择。
更为阴险的是，这种世界观的幸福观有着本质上反民主的倾向。拿着剪贴板和回归数据的专家比普通人更清楚什么能让他们快乐。因此，地方民主或个人决策可以问心无愧地被推翻。因为，从表面上看，促进幸福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目标，这将是压制对政策的反对的理想选择，如果仔细观察，这些政策构成了与政治中持续存在的非常真实的艰难选择相同的选择。

国民生产总值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福利指标；它只衡量经济规模。它没有包含许多对我们的幸福相当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的维持取决于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一个有民主监督的责任制和一个运作良好的政府。如果在没有“科学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些因素使人快乐，那么我们将处于道德不确定的状态。政府不会因为不衡量幸福而失败，但当它基于劣质信息在资源分配上犯错误时就会失败。
国民生产总值并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福利衡量标准；它只是衡量经济的规模。有许多对我们的幸福很重要的东西没有被它捕捉到。这些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和一个民主负责、运转良好的政府来支撑。如果我们不能在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它们能让人快乐的情况下，为它们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我们就在道德上迷失了。政府不会失败，因为它不衡量幸福；当它的精力因劣质信息而被误导时，它就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