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人力资源心得：如何避免对下属赏无可赏

以曾国藩的故事为例
古代皇帝赏赐大臣时，总是面临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赏赐不能超过皇位本身。另外，如果需要奖励的人太多，奖励就会供不应求。没有赏赐会削弱下属的忠诚，但是没有赏赐的时候，可能会导致高震大人的大臣夺权篡位。可见，奖励并不总是带来积极的效果，使用不当可能导致两败俱伤。在现代企业中，类似的问题也存在。如果一个副总为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总裁如何进一步奖励他？这是一个组织中常见的问题。
纵观历史，并非没有成功。曾国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曾国藩以一个秀才创立湘军，开始洋务，使当时岌岌可危的清朝得以延续，其贡献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但曾国藩善于审时度势，生前是大臣，所以死后受到尊崇。仔细琢磨清廷对曾国藩的赏赐和曾国藩对下属的赏赐，可以找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如何避免不给下属奖励？曾国藩的故事告诉我们，要遵守以下五条原则。
原则一:奖励要循序渐进
虽然都说“奖励之下必有勇夫”，但奖励通常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奖励的仓位或金钱总是有上限的，所以奖励起点越高，未来进一步奖励的空空间就越窄。更何况人努力的边际成本在增加，这就要求回报必须保持相应的增加，但这样更容易导致没有回报。所以，奖励下属的首要原则是循序渐进。【/br/】曾国藩虽然是一位大宰相，但他最辉煌的岁月基本上是在艰苦的军旅生涯中度过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升迁最慢。曾国藩考上进士后，从翰林院的庶吉士一路七品，到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两品。十年感动，连升十级，真是如“神七”上天！他从咸丰二年开始练兵，直到咸丰去世，建功十年，但官职只升了一级，以大学士(副品)协办大学士的身份担任两江总督。两江总督虽然掌管着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政，职位很高，但这个职位实际上等同于侍郎。并不是曾国藩的功劳太小。清廷当然知道曾国藩的分量，他掌管着十几万湘军。但曾国藩升迁太快，实职没有回报。
虽然这一时期曾国藩本人的仕途没有大起大落，但他对下属的赏赐却是循序渐进的。有一大批跟随曾国藩南征的文人将领，曾国藩对他们功勋有加。而且他每次向清廷报捷，都是逐步按功提拔下属。比如他发现狱友鲍超武功很高。先是被提拔到初级哨兵的岗位上，后来屡战屡胜，被提拔到首席战士的位置上。最后，他当上了浙江省的副知府。从囚犯到副军官，地位越悬殊，他的赏赐就越重要。这样的下属怎么可能不为他努力呢，曾国藩。其他家眷，如江忠源、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等，也陆续得到提拔。
在现代公司中，太多时候，下属升职太快，导致上级无法奖励的尴尬局面。一个有趣的案例发生在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1994年，一位名叫李一男的大学毕业生加入了华为。因为在技术方面的天赋，他进华为刚两天就成了工程师，半个月后就被提拔为总工程师。半年后升任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27岁出任华为副总裁。人们一度猜测李一男将是勒内·郑飞总统的继任者。但是，任不能马上退休。事实上，他已经给了李一男很大的奖励。这一僵局很快被打破。2000年，李一男离开华为，创办了华为的竞争对手港湾网络公司。更有趣的是，在华为和Harbour之间的几年内斗之后，两家公司在2006年再次走到了一起，李一男回到华为担任首席电信科学家和副总裁。然而，最近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0月6日，李一男跳槽到搜索引擎公司百度，担任首席技术官(CTO)。毕竟这个不能奖励的难题还没有圆满解决。
原则二:空缺的职位有时候更有用。
奖励应该起到激励下属的作用，但激励不等于给官员钱。能封的官总是有上限的，而且不能违背组织原则，能奖励的钱也要看组织的财力。这种情况下，给下属一些假工作可能比真工作更有效。首先，虚职不同于实职，不涉及下属之间“有我就有你没有我”的零和博弈。奖励的数量和范围可以更广。其次，虚职重在荣誉，虽然也有少量的金钱转移支付，但这样也能大大节省组织的财政支出。再次，有些空职位的级别甚至高于实职，方便奖励那些付出努力的老下属。
曾国藩在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为保卫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他不可能只升一级。否则他手里有十万私练的湘军，随时可以把清廷变成一个窝囊废。于是，清廷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巡抚，同时在每次捷报频传后，授予他一些荣誉职位。第一，曾国藩被授予兵部尚书的衔头，是副一品的衔头，而他当时的衔头还是二品。南京失陷后，清廷加封曾国藩太子太保(副一品)称号，并授予一等义勇侯称号，后又授予武英殿大学士(正一品)称号。爵位不是实职，但授予曾国藩的侯爵是世袭的，可以代代相传。更有甚者，曾国藩成为清朝第一个做学问的人，成为吴侯。这个荣誉绝不是郑一品临时大学能比的[①]。曾国藩回京后，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出席清宫的盛大宴会，享受百姓和官员的礼遇。曾国藩非常重视这些荣誉，因此加深了对清廷的忠诚。或许，某种程度上，这是促使他放弃单枪匹马称王的重要原因之一。“倚天看花海无数，流水山自知”这句话道出了曾国藩的矛盾心理。
曾国藩本人从他的虚职中得到了鼓励，也用这种方法鼓励下属。他雇佣的湘军大部分都是农民，他们只是来要钱和服兵役的。每次城破之后，曾国藩都默许洗城三天，让这些辛苦的部下充实自己。但金钱本身并不能显示军权的高低，所以他不得不不断向朝廷推荐有军权的将领。但政府的编制总是有限的，于是曾国藩根据他们的军功赞助他们空缺的职位，从注册游击战、注册参军、注册总兵甚至注册知府(副品)等。这些注册的空缺岗位大多等不到空，拿不到实际工资。所以一旦战斗结束，他们将面临荣誉无法兑现的危机。我该怎么办？看看原则三。
原则三:必要时创设岗位
曾国藩领兵攻克南京后，湘军人数达十余万，十几个省的巡抚、巡抚均出自湘军系列。对于身为高震主子的曾国藩来说，当时的清廷绝对是如履薄冰。为了避免历史上的杀兔烹狗的悲剧，曾国藩决定斩断羽翼，主动提出裁撤湘军九成。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一个朝廷一时拿不出巨额饷银，导致许多士兵闹事；第二，这些骁勇善战的湘军多年不种地，越来越嚣张跋扈。复员后，他们很可能成为亡命之徒，危害人民；第三，当时天下还在肆虐，清廷需要一支能打好仗的军队。曾国藩为了巩固自己集团的势力，也需要一支军队。
这个难题最终被一个巧妙的方法解决了。曾国藩联合当时的七总督，上书请求将湘军的三万长江水师改编为正规水师。把临时招募的团练改造成国军，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但考虑到清朝在历次海战中的惨痛教训，以及当时建立海防部队的战略意义，这个建议还是被接受了。既然建立了新的军队，自然要建立许多新的高级军官。于是，湘军的精英被选拔出来担任海军的司令、知府、连长。此外，曾国藩还接受下属的建议，利用大头衔弥补小空缺，在湘军中派遣大量的注册兵和注册游击队员担任实职指挥官和指战员。这一方案不仅解决了清廷的燃眉之急，而且稳定了军心，保留了湘军的实力。可谓一石三鸟。
给有功的下属创造职位，等于把奖励蛋糕做大了。但对于那些觊觎整个蛋糕的下属来说，这样的方案并不总是奏效。在唐高祖和他的儿子们*隋朝之后，他们面临着奖励次子李世民的挑战。李世民率部攻城，为建立唐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理应受到嘉奖。但问题是，当时已经被授予秦王的称号，并被任命为太尉兼中书官。李世民已经是一品太子的真正角色，所以我们不能把太子的位置从李换成。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唐高祖决定任命一个新的职位，侧田将军。这一新职位高于亲王，其办公室侧田宫是武官政府的首脑。侧田上将可以自己招募官员。说白了，就是让李世民自己建立一个小王国。虽然李世民最后杀兄逼父，导致了“玄武门之变”，但也许是侧田将军的建立让李世民没有使用更极端的手段。面对野心勃勃的下属，下面的原则5可能是终极解决方案。
原则四:奖励不要泛滥。
虽然奖励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奖励的对象不要泛滥，否则会适得其反。道理很简单，“物以稀为贵”。即使是空缺岗位，也要控制总量。如果一个组织里每个人都有奖励，那就说明每个人都没有奖励，浪费财力。对组织做出不同贡献的下属，应给予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奖励。通常，组织的关键成员应该是奖励的重点。
曾国藩开创湘军之初，为了鼓舞士气，就考虑如何在首战告捷后，以特殊的方式奖励有功部下。他的特殊方式是呈上一把特殊的大刀，其中一把可以赢得个人感情，与朝廷的赏赐不同；其次，他认为大刀具有尚武精神，能有效鼓舞士气。最初的想法是制造100把特殊的腰刀。后来他临时改成第一批先奖励50刀。当时能拿到第一把大刀的部下，都是勇猛善战的。后来湘军越来越多，他就授权几个湘军将领自己造大刀。最后分发了10万把大刀！总共一万湘军，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大刀，包括那些违法乱纪的士兵。曾国藩的努力白费了，他自己也无可奈何。【/br/】几年前，员工持股制度曾经在中国企业界风靡一时。好像不搞员工持股就是管理落后。这股风吹了一段时间后，现在这种机制已经不流行了。员工持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西方公司在半个世纪前就开始了，但它从来没有像中国公司那样猖獗。以跨国公司通用汽车为例。根据时任总裁斯隆的回忆，在1922年，只有年收入超过5000美元的通用员工才能够获得公司分红，只有约5%的员工获得这样的奖励。1923年，通用汽车成立了由高级经理控制的经理证券公司，该公司控制了通用证券公司，然后是杜邦公司，最后是通用公司。直到1957年，通用汽车才实施了优先股的员工认购计划。可见，通用汽车对员工的股份奖励非常有限，但对高管的奖励却非常丰厚。这印证了管理学中的“二八定律”，即20%的骨干员工创造了80%的业绩。所以奖励范围要集中在关键的20%。
原则五: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
如果老板再怎么奖励也满足不了下属燃烧的野心怎么办？没办法。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当下属能够超越自己的时候，老板对下属的强行打压，会激怒下属分道扬镳，日后反目成仇，最终可能两败俱伤。相反，如果老板慷慨地让下属自立门户，将来就有可能化敌为友，甚至结成战略联盟。毕竟从自己手里走出去的下属，总会有一种对老上司的感恩之情。更何况世界那么大，市场那么广。通常新老老板之间的竞争不会变成纯粹的零和博弈。
以曾国藩为例。他发现李鸿章野心勃勃，才华横溢，认定他将来会超越自己。于是他致力于培养李鸿章。虽然李鸿章曾经因为一次意见不合愤然离开，但曾国藩对此并不心疼。在曾国藩的帮助下，李鸿章迅速升任江苏巡抚，一等伯爵。更为难得的是，面对已经士气低落的湘军，曾国藩坚决支持李鸿章建立和壮大淮军。李鸿章进一步推动了曾国藩的洋务运动和强军战略。看来李鸿章的另一个门户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李鸿章死后，被认做太傅(“三公”之一)，升为一等苏。特别是朝廷在京城为他建立了一座寺庙，他是清朝汉族官员获此殊荣。没有曾国藩的“该放手就放手”，就没有李鸿章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①]大学士与三公(太师、太保)并列第一，但曾国藩只是临时大学士，不需要在殿阁值班，没有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