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大整理城市发展史讲义（一）

一、王权在城市诞生中的作用
城市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在向某一方向聚集、形成和塑造的特定过程中，总是受到某些特定力量的控制。
一方面是生命的自然需求，一方面是王权的意志。这是城市在初始阶段所遵循的所有主客观原因的总结。它们共同决定了城市的物质元素及其组合。
相比之下，作为主观原因的皇权意志更为活跃，正是它的种种表现，才使得城市与之前的村落有了本质的区别。应该说，村庄过去所有的功能和元素，基本上都被城市继承了，但随着王权的介入，一切又发生了变化。
现在人们把分散和集中作为乡村区别于城市的基本特征，但集中不仅仅是空中物质要素的简单聚集，更重要的是集体力量的凝聚和统一意志的形成，而这种状态只有在王权的驯服下才能实现。
因此，城市的诞生并不是一个欢乐的创造，而是充满了激烈的冲突和残酷的斗争。历史总是这样无奈的二律背反，文明往往是以不文明的形式创造出来的。
剩余的人力，剩余的粮食，各种各样的东西，虽然乡村已经为城市生活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孕育了城市的雏形结构，但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更高的形态。作为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巩固的形式代表，村落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极限，从众、保守等保守元素成为其主要特质，很难有内在动力去争取更进一步的发展。自我满足，再加上空的距离和物质环境的阻隔，每个村庄其实都形成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老子说“食之以乐，衣之以安，住之以安，赏之以俗，邻国相望，闻鸡犬之声，使人至死不相往来”，形象地描述了村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理想状态。如果没有干扰，这种自鸣得意、墨守成规的乡村生活会延续几千年不变。刘易斯·芒福德生动地将原始村庄比作未受精卵，而不是已经开始发育的胚盘。它还需要一个父本给它供应一套染色体，才能进一步分化发展成更高级更复杂的文化形态。
新的活力来源于阶层分化。剩余价值的出现，带来了所有权的问题，引发了争斗。在竞争和冲突过程中，部落首领凭借其优势地位，以暴力手段占有财富，掌握政治、经济和宗教权力，形成中央集权的局面，开始了少数人统治一大群人的单边统治关系。渐渐地，这种中央集权的局面把粗糙的原始酋长变成了令人敬畏的国王，阶级分化从此诞生。
劳埃德·摩根和威廉·莫顿·惠勒所说的“突现”，是指在事物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一种新因素的介入，不仅会增加原有物质的数量，而且会导致全面的变化和新的组合，从而改变原有实体的性质。脱胎于城市和农村，无疑与这一观念密切相关，而涉及的新因素，无疑是国王手中的强大权力。【/br/】我们知道，城市的兴起是将许多社会功能聚集在有限的地理环境中，这些功能以前处于自发分散、无组织的状态，形成复合体。如果没有统一的指挥，很难想象这样的集会能够顺利实现。王权体制形成后，出于私利需要建立据点，具体来说就是对内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外防御或进攻。在这种动机下，统治者通过强制手段将长期以来相互分离的社会要素和社会权力调动起来，聚集在一个由城墙围起的“城”这样的大容器中，形成一个以政治、军事或宗教为核心要素的城堡，控制辖区内的社会组织，对其活动下达统一命令。这是人类文明第一次大发展时期典型的社会运动现象，是城市形成的直接驱动因素。
刘易斯·芒福德明确肯定了王权制度在一个城市诞生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在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演变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国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王权制度。如今，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只是几个世纪以来的附属现象，它们可能会出现得更晚。......在城市集中和聚集的过程中，国王占据着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铁的磁极，将所有新兴力量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脏地带，并将其置于法院和寺庙的控制之下。国王有时建立一些新城市，有时把自古以来只是一群建筑的农村城镇改造成城市，并派管理员到这些地方替他负责。无论是新建还是改建的城市，国王的统治都使这些地区的城市从形式到内容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国内关于城市起源的讨论大多集中在经济原因上。事实上，社会分工对城市的起源起着前提性的作用，但只是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条件。社会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剩余价值。在对剩余价值的争夺中，阶级分化创造了王权，城市只是在“王权”之手的直接操作下才得以塑造。对近20年来考古研究成果的分析，越来越证实了这一结论。与城市阶级和国家的出现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是这个结论的注脚。
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来看，从战国到汉初，人们公认夏滚为城主。有的城是从禹建的，他说:“禹造城，强者攻，弱者守，敌人打，城是从禹建的。”。在当代学术界，一般认为夏朝是中国城市的起源时期。至于建城的目的，《吴越春秋》说“建城保君，建国保民”已经成为共识。再次证明王权是城市起源的关键因素。【/br/】自从建城为君以来，这一原则就在路途中处处贯彻，并且作为主导因素，这一原则长期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在谈到中西方城市的差异时，马克斯·韦伯认为关键点在于中国城市缺乏西方城市那样独立的政治自治地位，它们依赖于王室作为附属。因此，中国城市的发展并不取决于城市居民的经济和政治成就，而是取决于王室治理的功效。因此，中国城市在形式上明显表现出理性治理的特征。
其实，西方城市是在中世纪以后市民阶级兴起，城市才逐渐摆脱封建君王的统治，获得独立的政治地位，并表现出新的形态。在其初始阶段和发展过程中，它经历了一个由王权主导并呈现出特殊理性形态的阶段。它的组织模式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贯穿了他们的意志。除了古埃及、日本和英国，高大的宫殿和城墙坚固的寺庙是世界大部分地区早期城市的典型模式，显示了皇权至上和内外地震射的力量。这样，以实体的形式传递权力的信息，是一切绝对主义地区和时代的城市建设的最重要原则。世界上大多数城市的古典时期都以此为特征，尽管在具体方法上有各种异同。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王权作为最重要的变量，在城市的出现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介入引发了古村落的细胞分裂，产生了新的生命有机体——城市，并像基因一样支配着城市有机体的生长过程、功能和形态特征，构成了城市的第一个起步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