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城市规划师辅导：什么样的城市化？

在国家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上，不同的意见和争议总是越来越清晰，让人受益匪浅。

最近有学者撰文阐述发展大城市的原因。学者认为，说大城市会患“城市病”，比如堵车、污染，其实是一种错觉。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不是按照现有人口来设计的。比如纽约规划人口一百万，伦敦交通是为马车设计的。合理规划大城市可以避免“城市病”，比如二战后规划的东京，情况就好很多。“城市污染不是更严重，而是更集中”。即使人们离开大城市，仍然会污染环境，而且污染的范围会更大。大城市形成的规模经济有利于降低治污成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但主张发展小城市的人认为，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就开始反思“大城市文明”带来的“城市危机”。鉴于“大城市”带来的一系列“大问题”，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在大城市周围建立“卫星城”，从“睡眠城”、“科学城”、“创意产业城”到各种新城，有效解决了大城市的生活和就业压力。欧洲的成功经验表明，建设“小城市”有很多优势。

发展小城市的思路不可忽视，但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发展小城市的认识和行动是基本完成城市化后的一种调整。在这些国家，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发达国家所走的道路无疑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中国毕竟是中国，国情决定了实际路径和方式的差异，只能走自己的路。

什么样的路才是自己的？那就是尊重市场，按市场规律办事。事实上，中国的人口分布正在被重新安排。中国是世界上有地区差异的大国。只要地区差异存在，发达地区仍然会发生人口集聚，中国的人口分布正在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重新调整。目前，我国人口密度地区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东部沿海等经济最发达地区，而且密度还在不断增加。这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整的结果。

专家的讨论也印证了这一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瓶颈是水资源匮乏。中国人均淡水拥有量是世界人均的1/4。更糟糕的是，有限的水资源已经被严重污染，北方很多地区的水资源无法支撑城市化进程。“南水北调”的成本太高，中国大部分人口最终会生活在长江沿岸的特大城市。中国水资源的长期供应依赖于对河流和沿海水域污染的严格控制。但是水处理需要很高的固定投资，需要注重规模效益。只有在特大城市才有可行性。

综合专家的各种意见，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大城市是国家现代化的引领者，市场力量最终决定城市化的路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社会保障的配套要跟上，城市规划要有远见，要尊重市场规律。有专家认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农村土地无法流转的现状，虽然拖了城市化的后腿，但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调节器，维持着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我们不应该操之过急来改变这种状况。也有专家警告说，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大城市是成功的，中国不能走这些大城市大量贫民窟的道路。所有这些见解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那么，城镇化的比重应该有多大呢？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专家认为，不应以人口作为发展水平的标准，以免对城市化的概念产生严重误解。全国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就够了，到2020年达到60%多一点。同时，在控制16亿总人口的同时，保留5-6亿农民从事基本农田、林牧和农林牧产品就地加工。

专家认为，应该创造全民意义上的城市化。城市化不仅指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包括农业和农村的生活水平要与城市相当。看来这是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树立的一个明确的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