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不仅直接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文化生产和消费方式、人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也对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和美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城市文化发展中提出的许多新问题，已经超出了这些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城市文化研究正是为了弥补传统人文学科理论模式的不足，特别是回应日益发展的城市化运动及其问题，是一门全新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
和一般的学科建设一样，对于城市文化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其对象和范围。但最困难的部分恰好在这里。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庞大空结构，城市文化本身在形式上明显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异质性。一方面，正如西方学者把城市比作“沸腾的大锅”，它不仅什么都有，而且在内容上包含一切。而且，由于城市生活本身是建立在高度的“差异性和异质性”基础上的，它也拒绝在“自然”上统一，或者说很难从中找到明确的规则和结构。另一方面，对于城市文化的研究，虽然在内容上可以包罗万象，但在逻辑分析上属于自己的东西却很少。比如它的很多内容已经是城市社会学、城市人类学、流行文化学、美学研究的研究领域，甚至是分工更细的学科，比如城市生态学、城市规划、城市社会心理学等。这种状况不仅容易导致城市文化研究内涵的“空内化，也导致其在学科建设中面临的学术障碍。另一方面，这并不构成否认城市文化研究存在的理由，因为仅凭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学科中的“单兵作战”不足以解释和研究城市文化的整体和深层结构。
要建立一门相对成熟的城市文化研究学科，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要为其打下坚实的哲学基础，从而超越各种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价值的杂乱和多元，获得一个可以用来凝聚和整合不同“话语谱系”的“概念”和“灵魂”。城市文化归根结底是人类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因此可以用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作为城市文化研究的哲学基础。以它为中心，从物质生产、人类自身生产和精神生产三个方面，对各种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经验和数据进行梳理、总结和整合，就可以把看似不可控制的“城市巨兽”纳入一个清晰的理性框架。第二，如何在逻辑上与那些与城市文化研究有“亲缘”关系的传统学科“划清界限”，如城市社会学、城市人类学、文化研究、美学研究等。城市文化研究既不是这些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之一，也不是它们简单的“叠加”或“组合”。它应该是基于对当代城市文化经验的整体把握和对其结构关系的细致研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学科。只有建立起这样一门具有独立学术思想和各种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法的新学科，才能真正满足当代城市化运动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为当代人认识自己的生活世界提供一种理性的理念和方法。
为了建立城市文化研究的新学科，必须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系统地引进国外优秀的城市和城市文化理论的经典著作。不仅国外的城市化浪潮比我们早，他们遇到的困惑和问题也比我们早，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也比我们早。无论是城市还是城市文化研究，国外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翻译和介绍这些研究成果，作为我们今天开展城市文化研究的参考，是非常必要的。比如本雅明晚年写的笔记《拱廊街计划》，结构庞大，内容深刻，涉及文学、艺术史、建筑、社会史、哲学、神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领域。探索巴黎的城市文化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其次，更需要的是，我们必须在“拿来”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再结合中国的具体经验和实践，建构具有学术意义和中国特色的城市文化“原理”，并辅以中国古代和国外两种城市文化“读本”，从而确立“城市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贯穿古今中外。
是否有一些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也是衡量一门学科能否建立的重要标志。城市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下几个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一是当代城市文化研究。该方向在加强城市文化理论研究的同时，更加注重文化实践。包括具体城市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城市文化与城市经济政治的关系，城市与乡村文化的关系；对当代城市文化形态的具体考察和研究，包括文学、影视、戏剧和通俗刊物在城市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它们的新特点。二。国际城市文化比较研究。该方向是主要通过国际城市文化的横向比较，系统梳理和分析国际城市文化的发展模式，如考察文化制约下上海与其他国际城市的差异；研究当代国际城市的文化共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城市发展的总趋势，以及上海和中国城市应具备的本土性、中国性和东方性。第三，城市文化史研究。该方向既注重梳理城市文化史，又关注周边城市的历史，分析城市的演变过程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分析现代城市文化特征的形成过程，它与周边城市的相互影响，并研究这种影响的历史过程；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的社会结构和各种文化形态，研究各种文化形态的运行机制和正负效应。这些都是城市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