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需做观念变压器（2）

记:送外卖、洗盘子这样的小时工在海外留学生里好像很平常。

　　王:这其实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事,这种工来钱挺快的,找起来比较省事,早晨去餐馆说他们需要人马上就可以干到晚上,不像进企业要事先做大量的案头工作,把简历做得很好,要去追踪,要去面试,还要去买西装。这些工作太繁琐,好多人经不起这样一个繁琐的过程,或者不愿意去折腾这事。

　　记:我觉得你很多的想法比较超前,你的目标特别明确。

　　王:我觉得可能跟起点比较高有关系,在商务部里干过一段时间,你再去一个学校他们都很尊重你的。而且我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去的中国MBA,他们还是比较重视的。当时我也想过如果两三年后我要进一个跨国公司的话,北美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一边读书,一边积累工作经验,等到读完书,北美的工作经验也积累得很丰富了。

　　记:这段经历有助于你在加拿大建立一个很好的圈子。现在有很多海归会有种困惑,感觉很难融入当地的环境。

　　王:我觉得他们进不去,是因为很多人做的工作脱离主流社会。像你说的送外卖,或是聚在唐人街吃中国饭看中国报纸、中国录像,这个会带来一些障碍。还有就是假期没有利用好。我在读大学那会儿,很大一部分精力花在准备找实习工作上了,我发现有些学生实习的时候就很注意找那种能给自己履历加分的工作,这样他们毕业后去大公司或品牌公司的机会就比较多,而不是假期在小的机构或服务行业卖东西。这个表面上挣钱很容易很轻松,但几个假期下来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你不能总结不能把它写上简历。毕业的时候在餐馆洗碗没法说,别人会觉得这不是正规的工作。这种工作对本科生培养一些基本的素质还是有好处,比如责任心,但是在研究生阶段,假期还是应该寻求一些高端的事。

　　抓住事业转折点

　　记:那你当时进入加拿大社会感觉到交流障碍了吗？

　　王:我和老外打交道比较自如,国外去大公司主要看实力业绩。刚开始我去了一家很大的咨询公司,他们给我助理经理的位置,一年做到经理,两年提到董事经理。干了好几个月了他们没怎么注意我,只要我看卷宗之类,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多一点的事,其实我心里是有压力的。我就给他们发了邮件,关于总体规划、战略设想,老板找我谈,问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什么,我说我可以做经理,我就写了一份经理可以做什么的职责范围给他看。老外喜欢人比较主动,而中国喜欢那种比较听话的、踏实的。我老板也是MBA出身,他们会觉得你这个年轻人比较有想法。

　　我在那儿做了两年多后觉得那儿的工作有些程序化了,每天都是固定的工作,那时候我就特别想回到亚洲来工作。当时比较巧,加拿大在香港的领事馆都是由不同部门构成的,魁北克在外交上是独立的,当时刚好要设置一个商务参赞的位置,他们的主要业务是负责亚洲和香港,内部没有人,就外部招聘。当时好几百人报名,面试弄了好几天。开始在我和另外一个在中国留过学、法语英语都很好的加拿大人之间做选择。但是那个人好像商务经验不足,不是太理想。当时我法语不是很好,但他们觉得我身上其他优势很强。

　　记:他们主要看中你哪方面的能力？

　　王:主要是两段,一段是中国工作经历,一段跨国公司的经历,特别是我在加拿大这段。我当时工作的公司就是在加拿大很有名的一个公司,我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几个级别的跨越,他们认为我是有潜力的。同时我在加拿大读博士研究生的那个商学院是加拿大的,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凑到一块,他们选择了我。另外我也为我的公司在香港做了一个很大的项目,维多利亚海港项目。他们想找一个在跨国公司做过,但又熟悉两边文化和关系很好的角色。

　　记:当时背后有什么因素让你能够在两边都做些事情,是人脉比较好吗？

　　王:我上任以后,提出了我对加中经济合作重点的建议。当时我分析他们合作的优势是能源和通讯。世界上第二大水电站在加拿大,其地广人稀,通讯行业发达,我建议这两个行业是和中国合作的重点。

　　当时正好是中国能源和通讯大发展的时候,我在那个位置上要提建议,之后还要执行,执行之后要有业绩,这两方面我做了很多工作,安排中国行业代表团去加拿大考察,带领加拿大代表团去香港和中国内地。这段时间对我锻炼比较大,人脉也积累更广。当时我们把湖北省和魁北克省结成了姐妹省,上海市和蒙特利尔市结成了姐妹市,有几个大的手笔,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很多人。外交官参赞的任期两三年后就满了,我就想回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觉得是时机自己做了,就回来了。1993年回来创业真是很苦,但人就是一个品牌,那时候只要你的品牌度出来了,别人就愿意与你合作了。人家觉得你在中国政府做过,在跨国公司做过,在国外政府做过,人们主要看你做过什么。那时候我出来的时候有两三个公司想和我合作,我毫不犹豫就同意了,这样就把创业的风险分散到不同的几家公司上去。那时候做咨询,中国并不是太认可咨询,做计划做方案。因此我就做跨国公司的咨询,我们还帮他们做一些战略上的指导,市场开拓上的帮助。我们做过一些比较大的项目,包括二滩、三峡水电站,中国南方能源战略规划等项目。我们当时有好几个大的客户,除了自己的公司,我还兼任一个世界排名第三的跨国工程咨询公司在中国的副总,非常忙碌,但很有收获。

　　记:学习8年工作8年创业8年是不是可以成为海归创业的一个模式？

　　王:好像有一定的道理,至少我的经历是这样。自己要创业,是通过前面的雪球滚出来的品牌。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都需要创建自己的品牌。创业,靠品牌,在圈子里打交道,靠品牌,做任何事,没有品牌或者信誉,别人是不认可的。我到目前为止做过很多类的工作,无论是做职业经理人、做外交官,或是创业从商,还是做社会工作、做学术工作,都需要创品牌得到认可。

　　中国需要意见领袖

　　记:后来你从商人角色转变为社会活动家,是否不需要做企业了？

　　王:我时间是按三分之一分配的,我还是有一部分时间放在公司业务上,逐渐淡出一点。公司做了10多年了,咨询公司主要是靠人力,交给别人做也可以了。这可能和我们的性格有关,海归回来,很少有人做房地产,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都是当兵出身或政府出来的。海归会觉得国内这些风险太大,不正规,要和银行、政府有太多关系。在中国做大企业的土壤还很贫瘠,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违规了,就折戟商场了。许多海归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受国际游戏规则管理,对国内潜规则不太适应。所以他们的模式往往是跟国际市场结合,这样比较容易成功。海归往往在国际市场上市,比较正规,生命力也比较强,不会出现大的乱子,比较稳定。海归回来做规范化的投资的比较多,如咨询、IT.中国现在需要改良的不是商业风险而是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