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寻思着为什么“那个东方女人”的微笑有这么独特的魅力？也许是东方女子总是代表着温柔和女性，一种与这个

我寻思着为什么“那个东方女人”的微笑有这么独特的魅力？也许是东方女子总是代表着温柔和女性，一种与这个职业化和商业化的城市有所不同的色彩吧。

　　维斯过生日的时候，坚持请我去他“家”。他住在西行的地铁快到尽头的一站，下了地铁还要转街车。维斯来地铁站接我，我们决定走路到他的住处去。

　　在多伦多住了快两年了，还不知道在城市的一个角落有这么几条街和这么一些人群。这是我第一次踏入以波兰人、德国人和立陶宛人为主的聚居区。德国人将他们闻名的香肠制造术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被各式各样的香肠装饰的小店像一个香肠艺术博物馆；波兰式的巨型的各异的面包和点心店在街的另一面遥遥相应，和市中心相比，这里的店铺既不繁华也不喧闹，他们的存在仿佛只是为了方便社区而不是赢利。就在这个和他的安静和遁世的哲学相适的小街，维斯租下了他的小屋。他的居所在顶楼。我跟着他走了无数道弯弯曲曲的窄楼梯，才见到他的房间。他的活动场所由两间由一道门连在一起的房间组成。像这个建筑的其余部分，顶层的房间古旧斑剥，仿佛多年失修的古堡的一个被遗忘了的角落。

　　为了我的到来，他显得兴奋而忙乱。说是要给我做他拿手的墨西哥风味的“塔哥”。他在厨房里忙乱的时候，我有空打量了他的这间所谓“客厅”的房间。中等大小，里面摆了一张颜色不明的圆桌、两把椅子、一把古典型吉他、一个用几层木板组成的简易书架，摆满了书和旧唱片；一个黑漆漆的不知干什么用的柜子贴墙而立，上面悬着两幅印度的纺织工艺品，隐约可见上面的灰尘，仿佛挂了一个世纪那么久的样子。

　　去掉那个柜子和墙上的装饰，他的房间让我联想起凡.高的“卧室”和那副着名的“吃土豆的人”。

　　即使我的作着销售员工作的“香蕉人”朋友文森的公寓，也是坐落在繁华高档的市中心，虽然他从不下厨，崭新摩登的厨具却是一样不缺。于是我想当然地以为除了我们这些新移民，当地人的基本生活起码应该是文森那样的才对。虽然我从他从不离手的黑旧皮箱上判断，维斯不是什么有钱人，但是他的住所条件的简陋过时还是大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摆上桌的，是一叠比我们中国的春饼还要大的薄饼，另一盘里盛着由碎牛肉、熟软的豆子和辣椒等烧成的杂碎，飘着牛肉的香味；然后是一瓶红酒和蜡烛。他倒了一杯酒给我，我们碰碰杯，我祝他生日快乐。就要举叉了，他说等等，然后走到墙边，把那个黑漆漆的柜子的桌面一掀掀到墙上去。一台说不出颜色的机器就端端正正地镶嵌在桌底。那整个“桌子”原来是个多少年前的电唱机。他调好指针，轻快的乡村音乐就从那个古旧的合子里流出来。

　　他的房间里没有电视、电脑，他也没有手机，这台唱机大概是他可以接受的“电器”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他的贫穷呢，还是因为他的纯粹的“回归自然”的理想主义？

　　我吃了一个他递给我的卷子，就没有什么胃口了。不是食物不好。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些失落。他的古堡式的居所、古董的唱机、自制的泡菜和他的坦然自若的与“贫困”为乐的态度，让我失落。我也听说过加拿大的艺术家的日子不好过的说法，但是在我的眼里，维斯的才华和人品不是一般的流浪和所谓的艺术家可比的，难道连这样的艺术家也无法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吗？

　　就在他的生日过后的三个月的一天，我又接到了维斯的电话。他听上去很不振作，声音沙哑地告诉我，他已经被迫从他租用的CBC的办公室搬出来了。他的生意一直没有什么进展，他不得不宣布破产。我听了并不觉得过于惊奇。我知道以他的为人和哲学，他不会是商场中的赢家。在中国，以维斯的事例，大概有人可以借此为“知识分子”的不良待遇而叫叫屈；在这里，个人的得失沉浮大概是不好抱怨政府的。但我还是替维斯抱不平。

　　后来我搬去了另一个城市，和维斯的联系就很少了。有一天在整理旧物时翻出了维斯的一张碟片，这才又想起了那个如“西部歌王”王洛宾一般的音乐人，他的一无所有、和他的拯救地球和人类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