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澳学子——安安的打工史1

今年春节前夕，我在奥克兰一个朋友家的聚会上见到了一个独特的中国女孩，她叫辜静安。大家都叫她安安。

　　安安今年27岁，长得文静秀气，却留着“男孩子”式的平头，穿着印有“中华民谣”中文字的T恤衫，给人一种“酷”的感觉。

　 安安告诉我，她是一名出身贫寒、靠自己奋斗的留学生。她出生在湖北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读中学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是一名老实巴交的锅炉工，三年前已经下岗。安安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做了一个假的银行存折证明，侥幸拿到了到澳大利亚自费留学的学生签证。

　　安安说，到达尼悉的第二天，她就迫不及待地加入了“打工妹”的行列。

　　通过几年不懈的奋斗，安安终于脱离了“苦海”。

　　如今，她已经有了店名为“中华民谣”的自己的花店，悉尼大学商务电子管理专业的硕士文凭和澳大利亚的绿卡也已经到手。这次是她第一次与朋友到新西兰来度假，她显得十分开心。

　　但是，一谈起昔日的辛酸历程，安安的心仍然潮起潮涌，难以平静……

　　轻薄老板坚持送她回家

　　安安到达悉尼的头8个月，生存危机是她首先面临的问题。她别无选择，只有通过自己的汗水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出国前，亲朋好友为她凑了一个学期的学费。到达悉尼后，安安毫不犹豫地将这笔钱全部交到了悉尼大学。她把自己逼到了“绝境”，课余时间不断“疯狂”地打着零工。

　　她先后在两家西餐馆和五家中餐馆干过，因为她只能做“钟点工”，不能定时去做，两家西餐馆很快辞掉了她。然后，她去中餐馆打工。

　　但除了有两家还差强人意外，其余三家，安安都很“败兴”。

　　说起来很气人，在一个新加坡华人开的餐馆里，“新人”正式做工之前，说是先试用两天。也就是说，试用期间，管一顿中饭，但没有一分钱工钱。

　　安安就把一个周末的两天，全投了进去。干得腰酸背痛，苦不堪言。干完，店老板说，你回去等消息吧。

　　这一等，就再也没有下文。

　　不久后，安安知道了，那是个出了名的“黑店”，店老板从不正式雇员，他就是不断地“试用”，反正华人学生多，想打工的多。他的招工广告一年四季都在张贴。安安真想去告他。

　　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你告得赢他吗？你请得起律师吗？你有那么多时间去同他“耗”吗？纵使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赢了这场官司，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自己人'打'自己人”，说起来都会让洋人笑话。自认倒霉吧。

　　安安还去另外两家中餐馆打过工。但一家店老板很轻薄，以为有钱就能买到一切。有一回，安安打完工，他坚持要送她回去。但安安一上车，他就露出真正的“嘴脸”来。

　　安安于是不动声色地说，“你付我什么？”

　　“你要什么？”那家伙竟当真了。

　　“我要你的头！有几个臭钱就能上天了？真丢中国人的脸！”安安工钱都不要了，怒不可遏地下了车。

　　在另一家中餐馆，安安也只干过两回。一则生意太清淡，老板对新雇员太刻薄；二则安安特瞧不起老板娘的那副德性，明明是广东人，硬要在别人面前说自己是香港人；明明连大学的门都没摸过，却偏说自己有硕士学位。看不惯的地方，再有钱捡，安安也不愿“弯腰”。何况那些餐馆都不是“淘金”的好去处。

　　因为学费贵，生活费用高，安安明白自己与众不同的处境。大部分出国留学生的身后都有强大的财力支持，可是，安安是另一类的。她从不愿意同别人谈自己家里的事情。

　　出国后，安安打过几回电话给她老爸。老爸咳嗽着，不忍心说自己在“等米下锅”，而是说“天气越来越凉了，冬天越来越难过了。”老父亲给安安的压力是无形的。

　　安安其实也清楚，凭她小家碧玉式的长相，她完全有“能力”找到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可安安宁愿受苦受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