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考案例分析：朱某的行为构成何罪

案情简介
　　朱某原为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一储蓄所的代办员，2000年6月23日，朱某与该农行支行解除了劳动关系，朱某在离开时，私自留存了一份空白的、加盖好农行印章的银行定活两便储蓄存单。2000年9月26日，朱某将存单填写、涂改成面额为10万元的五年定期存单，以吸储为名，许诺8.35％的年息，从张某处得款10万元，朱某将该款用于私人借贷和使用。案发前朱某已归还张某7万元，案发后朱某又归还本金和利息4.5万元。
　　分歧意见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朱某的行为构成变造金融票证罪。理由是朱某变造了虚假的银行存单，扰乱了国家金融机构的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符合变造金融票证罪的构成，应以变造金融票证罪定罪量刑。
　　第二种意见认为，朱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理由是朱某填写、涂改银行的存单是为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从张某处骗取10万元，其行为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对其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量刑。
　　第三种意见认为，朱某的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理由是：朱某变造银行存单的行为系手段，其从张某处以吸储为名骗取张某10万元的行为符合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构成，应以金融凭证诈骗罪定罪量刑。
　　评析意见
　　本案中，朱某实施了两个行为，一是变造了银行的存单，二是以高息吸储为名，使用该变造的存单从张某处得款10万元。粗略地看，其行为涉及到了数个条文和罪名：一是变造金融票证罪，二是金融凭证诈骗罪，三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四是诈骗罪。这里面既涉及法条竞合犯问题，又涉及牵连犯问题，极为复杂。要对朱某的行为准确的定性，必须对朱某的行为性质、各行为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各罪名的犯罪构成以及各罪名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才能正确地对朱某定罪量刑。
　　一、朱某变造银行存单的行为。
　　《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对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该规定，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是指伪造、变造汇票、本票、支票、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信用证或附随的单据、文件以及伪造信用卡等金融票证的行为。朱某变造银行存单的行为，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一）犯罪主体方面。该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的自然人都可以成为该罪的主体，朱某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二）犯罪客体方面。该罪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票证管理制度。朱某变造银行存单的行为，影响了金融票证应有的信誉，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票证管理制度，符合该罪的犯罪客体。（三）犯罪的主观方面。该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从朱某私自留存空白的、加盖好印章的存单到将存单涂改、填写成面额10万元的五年定期存单，其所有行为都证明了其主观上是故意的。（四）犯罪的客观方面。该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伪造、变造各种金融票证的行为。朱某对该空白存单通过涂改、填写等行为，非法加以改变，系变造的行为。故朱某变造银行存单的行为符合变造金融票证罪的犯罪构成。
　　二、朱某以高息吸储为名，使用该变造的存单从张某处得款10万元的行为。
　　该行为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一百七十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出了规定，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该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就本案朱某的行为而言，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尽管朱某从张某处取得10万元是以吸储为名，但其行为并未达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一标准，公众存款是指存款人是不特定的群体，如果存款人只是少数个人或特定的，不能认为是公众存款。显然，朱某仅向张某“吸储”，其行为的对象是特定的个人，不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故朱某的行为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朱某的该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从《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指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一）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朱某符合主体条件；（二）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害了国家有关金融凭证的管理制度，同时又对公私财产的所有权造成损害。本案中朱某的行为，既侵害了国家的金融凭证管理制度，也侵害了张某的财产所有权；（三）本罪的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行为人对所使用的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必须表现出明知。本案中，张某所使用的变造的银行存单是其本人所变造的，其主观上显然出于故意。（四）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伪造、变造的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朱某使用了该变造的存单，且对张某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诈骗了张某10万元的欠款，数额达到了较大的标准。从以上一系列分析可知，朱某的行为符合金融凭证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其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有些观点认为金融凭证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从朱某的行为看不出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朱某不应以金融凭证诈骗罪定罪。笔者认为，犯罪目的是犯罪的选择要件，它不是所有犯罪都要具备的条件，只是某些犯罪具备的要件。根据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刑法》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构成要件的，非法占有目的就是该罪的必备构成要件，否则，不能人为地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某种犯罪的必备构成要件。从《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来看，并未规定金融凭证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此，非法占有目的不是金融凭证诈骗罪的必备构成要件，行为人朱某有无非法占有目的不影响其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构成。
　　三、对朱某行为的定罪。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认定朱某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其他的三罪即变造金融票证罪、金融凭证诈骗罪、诈骗罪如何对朱某适用呢？首先，金融凭证诈骗罪与诈骗罪是法条竞合关系，行为人以金融凭证进行诈骗属于诈骗罪的一种表现形式。根据法条竞合适用的原则，即特殊优先适用原则，应排斥适用诈骗罪条款，而应依特别法条即金融凭证诈骗罪定罪量刑。其次，朱某变造银行存单后又用于骗取财物，属于牵连行为，即变造金融票证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属于牵连犯，其中变造金融票证罪是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手段行为。对于牵连犯，适用的规则是择一重罪处罚，两罪中金融凭证诈骗罪较重，所以对本案行为人朱某应以金融凭证诈骗罪一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