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之旅 一

这是春天晴朗的早晨，我从窗口可以看到日内瓦湖。我的住所位于湖畔的斜坡上，隔着湖水可以看到染雪的群峰和对岸平缓的丘陵。

　　近处岸边的树林，在春天的微风中林木摆动着树梢，清晨的湖水闪着暖暖的红光，湖水清澈，白云横曳在群峰的腰间纹丝不动，从窗口看着湖变幻无穷的景象，真是永远看不够。日内瓦湖此刻离我这样近，在我生命的旅程中还未曾有一片湖和我如此亲近。

　　湖畔疏疏落落地有几幢楼红瓦白墙，间隔着花园，十分幽静，常常在夜色昏沉之时，或星斗满天，或夜雨潇潇，有悠扬的笛声传来，这断断续续的长笛声，是从邻近那座高楼的某个窗口里飘出来的。常常听到的便是那熟悉的舒柏特的《冬日旅程》。虽然有时一曲未终，那感伤而忧郁的笛声，对于我这羁旅中的游子，就好中忍闻听的哀音，更添几分思乡的愁绪。有时的时候，我很希望见到这高楼吹笛者：为何他总是吹着这样忧伤的曲子？

　　我常在下课闲暇之作，倚着窗口，偶尔也能见到花园中，有位年轻的亚洲女子，在花坛中忙碌的身影，但因我是初来乍到，对于新邻居不敢随便打招呼：我不能肯定她是哪国的人。

　　这天早上，我急匆匆地走进小镇一家越南人开的杂货店，想带些食品回家去。这小店在镇上颇有名气，专营东南亚风味的食品和特产，从考究昂贵贩泰国调味品到中国的春卷、烧麦，五花八门，真是应有尽有，只是价格贵得惊人，据老板说都是用飞机空运来的，难免要贵。我原先不知这店，还是在香港女同学指点之下，我才慕名而来。远远望见那大红灯笼高高挂在门口，橱窗贴得花得胡哨，想来就是那小店了。推开门铃叮当的玻璃门，就见那个亚洲女子，三十左右，剪着齐耳的短发，正站在柜台后面，白白净净的，文质彬彬，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围着套裙，很可笑的模样，正望着街道发愣。一见我，她微微地笑了，柔声细气地用法语问我要买什么东西？我却固执而调皮地盯着她的脸，用中文问道：

　　“你是中国人么？”

　　没想到一句话，好就笑了起来，扬起细细的双眉：“我叫于玲，是从北京来的，你怎么知道呢？”

　　“只要一看你穿的这衣服、鞋子，我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彼此彼此呢！”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来一年多了，我那口子在这里已经三年了，他是在洛桑艺术学院学习作曲的，我原来也是学音乐的，现在可不行了，法语不过关，只好先念一年的法语班，以后能不能念音乐，还不知道呢！”她两眼茫茫然地盯着街道，轻轻叹口气。

　　“真可惜，把专业放弃了！”

　　“混吧！这年头，顾不了许多，前两天我妈来信说：”吓，你的照片我看了，怎么满脸的皱纹？一年时间，变得这么吓人！'我回信说：“没死就算不错了，还说什么皱纹呢？'”

　　我们不知是悲还是喜地笑了起来。

　　我告辞时，把地址留给她，才记起告诉她，我是她的邻居。

　　“这太棒了！以后我就有个人说话聊天了！在这里找个中国人说话都不容易呢！越南、新加坡人倒是有，可都不大爱搭理我们，只要一听说是中国大陆来的，立马脸色就变了。”

　　“她们是嫌我们穷呢，可是我们从来没想向他们要一分钱，怕什么？”我冷笑一声。

　　“明天晚上来我家吃晚饭吧！”她的热情不容推脱，倒令我又吃惊又感动，来瑞士两个月了，中国学生的小气，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法郎掰成几瓣花，不是新鲜事，难得她这样慷慨大方，一见如故！

　　“一顿饭，哪里就吃穷了，反正是穷了，也不差这一顿饭！又不是山珍海味请你，家常便饭，聊聊天，一定来！”

　　于玲的家是在一座旧式的建筑物里，没有电梯，黑色大木门，沉重厚实。楼梯扶手年深月久，光滑油腻。她的寓所还不算挤：两大间，一间做卧室，一间做创作室，厨房还有饭厅。小卫生间是改造过了，加上个蓬蓬头便可淋浴。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她也很满意了。

　　“你的音乐家先生一个人漂泊海外是什么滋味啊？”我笑着打趣她。“别提多惨了！打从娘胎出来还没受过这样的苦呢！简直是脱胎换骨！他在家时也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宝贝疙瘩。你简直不能想象他所吃过的苦！我来瑞士时，他到机场接我，黑头黑脸像个土匪，简直换了个人！”

　　“他刚来瑞士时也是一句法语都不会，什么工都干不了，人家不要聋子哑巴！幸好我们的朋友西蒙有个朋友是农场主，在山上有大片的葡萄园，就叫凌青去葡萄园干活，什么法语都不用，肯卖力气就行。你想想看弹钢琴的尖尖十指，抓着牛粪给葡萄上肥料。他一个人蹲在高高的山顶上，对着异国的天空和太阳，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没人看见，哭完了再好好地干活吧，为了生存必须这样！理想归理想，生存归生存。”

　　于玲平静地叙述着，表情冷漠而严峻。

　　聊着天，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凌青还未回来，于玲就带我到工作室看看，大房间里空荡荡的，靠窗一架旧钢琴，乐谱架子，墙上挂着一幅大油画，涂得黑乎乎的，占了半个墙壁，黑色的漩涡像是狂暴心灵的火焰，一个赤*的女人模糊的身形正沉入黑色的漩涡中……

　　“凌青最欣赏这幅画了，是他朋友送的，我可不喜欢它，乱涂一气，什么现代派？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忽然发现墙角的小桌上放着一把锃亮的长笛：“你就是高楼吹笛者？！”

　　“啊？”她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于是我就说起了夜晚的笛声，《冬日旅程》等等。

　　“那都是心情郁闷时，摆弄两下呢！”她神情郁郁地低声说。

　　天色不早了，我们赶紧洗菜切菜，四个电炉盘同时打开：熬汤的熬汤、妙菜的炒菜，不一会儿饭菜就上了桌，只等凌青回来就开饭了。那都是一些经济菜：妙蛋、蘑菇鸡腿汤。瑞士的鸡很多又便宜，看来她是个精明的家庭主妇，干活手脚利索，日子过得细。

　　“这全都是练出来的，在北京时是个大小姐，什么事都不管，现在可不同了。”她笑着说。

　　楼着里有了脚步声，挂钟敲了七下。凌青回来了，他很感意外地见到我，彼此寒暄介绍一番。

　　他是个细高挑，长头发披在肩上，的确是个“颓废派”。他总是神经质地眯着眼，说话也是飞快。吃饭的时候，我注意到灵巧的手指有着神经质般的迅速动作，并且不停地把披在脸上的长发掠到脑后。他的眼光机敏而且锐利。

　　在席间我们很自然地谈论到了艺术的话题，他认为当代中国的艺术风格、潮流，都在而且必须向西方现代派风格的艺术思潮看齐、融合，才能产生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对这偏激的观点，我表示异议，我认为：只有民族的东西，才是世界的东西，假如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失去自己原有的文化和风格，都统一在一个现代化模式里，这世界不太单调乏味了吗？

　　我的观点激怒了他，他很不客气的嘲讽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所谓的中国艺术家都跑到西方社会来，大谈什么民族主义？真可笑！我看笨蛋一个！不配生活在西方？早该滚回中国去！”

　　这场唇枪舌剑的辩论，几乎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晚餐在很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这个结果令我意外，我很抱歉地告辞了。

　　于玲满脸歉意地送我到了门口：“你俩都太认真了，我从来不和他做这种辩论，由他胡说去，你别介意！”她温和地笑着小声说。

　　第二天晚上，于玲来参观我的房子，“真不错，还有单人沙发、地毯，不像我那木板地，咯吱咯吱叫，好运气！怎么租到这样好的房子？”

　　“那是我新认识的西班牙女朋友帮忙找的。我们是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时，闲聊天认识的。好漂亮的西班牙女郎！要不是她热心相助，这会儿恐怕我要住到大街上去了！”

　　“怎么一回事？”

　　“我刚来这里时，是学校帮我租下的房子。在山上有一大片葡萄园，风景也不错，刚住了两个星期，女房东就要我搬家了，说是要收回房子借给法国来的朋友住！”

　　“你当初怎么不定合同就搬进去呢？”

　　“定了合同又怎么样？她要是不爱租给你，日子能好过么？她是怕我找不到工作，付不起房租，赶又赶不走，只好对学校撒谎，害得我心急火燎地要在两周内找房子，她限我一个月内搬走。求助学校，好几家房东一听是中国学生都不愿租，穷国小民到哪里都受歧视，我们何曾少付一法郎的房租呢，怕得这么厉害！”我越说越火，简直忘不了那一周内，我凄凄惶惶，到处打电话求人帮忙找房子，学校最后无能为力，也不管了，甚至叫我到教室去问问肯不肯大发慈悲，调个房间给我，我可不愿意做到那样可悲的地步，幸好还有古道热肠的女朋友。

　　“我只要一想起那个脸色灰暗、满头金发披散得像疲惫的母狮子的女房东，我心里又厌恶又可怜她。”

　　“可怜她？”

　　“她十八岁念大学时，爱上了自己的老师，这个大她十五岁的英俊男人把她给迷住了，她怀孕后只好退学结了婚。十八年后，已经生了三个女儿了，丈夫又另有新欢，和她离了婚。他现在的妻子年轻漂亮，只比大女儿年长两岁。两个大点的女儿跟着父亲，她们二十岁的继母住在日内瓦。她自己和七岁的小女儿艾艾怨怨，在洛桑过着凄凉孤寂的日子……”

　　“我看她不见得孤寂，离婚了，一定还有情人、男朋友，在这里是很普遍的事，瑞士离婚率是三比一，大多数年轻人对婚姻感到恐惧，认为还是同居好，少许多麻烦，有的孩子都十几岁了，父母是还是同居关系呢！”

　　“对！就是可怜了孩子！她那个小女儿长得人高马大，天生小美人胚子，可就是脾气太古怪了，她简直不能容忍母亲和别人多说几句话，只要她妈妈跟我聊天久了，她就又吵又闹，对我大瞪白眼，很有意思。”

　　每次我要是和女房东谈起她小女儿的将来，她总是泪眼汪汪，看来她非常担心再失去小女儿，两个女儿很少来看她，而对自己风流倜傥的父亲很崇拜，真令人费解。这可怜的女人令我又可怜又厌恶，她拿了一条用了十几年的羽绒被给我睡，那被子其实只剩下薄薄的床套，里面没有几根羽毛了，冻得我一夜直打哆嗦，天不亮，就起床打开行李包，幸好自己带了一床厚毛毯。而每天早上，她总是假惺惺地问我晚上睡得暖和么？

　　“她是个虚伪的女人，阴阳怪气的，每次周末晚上，打扮一新去约会，却总是不承认。其实我并不感兴趣她的私事。”

　　“现在小房东还好吧？”于玲感兴趣地问。

　　“似乎也很怪，我刚搬来时，发现电话上了锁，问她为什么，她说我的房租不包括电话费，要打电话上街用公用电话。我又气又好笑：”那样多不方便，我还是另外多付一些电话费吧！'她才放心地开了锁！“

　　“这真是太过分了，听都没听说过！”

　　“是啊，小小年纪算盘这样精，听她自己说每周末给父亲打扫商场，也要付工资的。”

　　“这不奇怪，西方社会就如此，人情关系很淡，金钱上一是一，二是二，孩子，十八岁了就自己独立门户……”

　　我感慨地说：“这就是所谓的'文化震惊'吧。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东方人，很不习惯！”

　　“慢慢就会习惯的。”于玲幽怨地叹口气：“我也总觉得我和凌青已经是生活在两个剧目里，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下子无法合在同一出戏里，他先出国三年，变化太多了，太多了。”

　　我呆望着她，她避开了我的目光，我不好多问。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她说自打来瑞士后，很久没有这么畅快地说话了。“中国学生一到了国外，立马就成了骗子：有了工作都说还没找到；打两份工，工资高、房子便宜全部保密，生怕别人眼红，惹事生非。也难怪，生存竞争吧！就一碗饭，别人拿吃了，自己就没得吃。你以后对别人也得多个心眼，说话保留一点。”临走时，她笑眯眯地好意叮咛我，另外加上一句：“找工作，可要积极点，硬着头皮也要上，在这里，全靠自己啦！”

　　我非常感谢地“照单接收”她的指导。

　　的确，凡事全得靠自己，我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不靠自己靠谁呢？

　　第二天一早，我一狠心花了十法郎，买来了当地所有报纸，把广告栏看了个遍。我在北京外语学院，补了三个月的法语，这会儿全派上了用场，终于找到了一则很适合我的情况的广告：一家宾馆要招收年轻的服务员……

　　我兴冲冲地买了四法郎的火车票，直奔四十公里外的小镇里雍去面试。

　　里雍小镇非常古雅，鹅卵石铺的窄窄的小街，弯弯曲曲，两旁里幽静的小店，古老的风灯挂在斑驳的墙壁上，小小的教堂，古堡式的建筑，也年深月久了。

　　像许多旅馆一样，我要找的那家旅馆也坐落在美丽的湖畔，游客在露天酒吧里悠闲地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着优美的湖光山色。

　　我羡慕地远远望着他们：这些幸福都不属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