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之旅(三)

“当然！”我急忙回答：“我在中国当了一年多的服务员。”我做了个端盘子的手势，天知道我竟撒起谎来，如此流利而且毫不犹疑，似乎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这正像于玲说的：中国学生一到国外，立马就成了骗子！

　　经理先生很满意地记上了我的名字，并且吩咐我自己去准备服装：黑裙子，白上衣，白围裙，还要绣花的，加上黑皮鞋。

　　原来这里服务员的服装都是自己装备的。我又急急忙忙直奔大百货商场去。转来转去，挑了一件的白衬衫，六十法郎，我付了钱，心疼得唏嘘不已。

　　然后我兴冲冲地赶到于玲店里去。十二点钟她就上班了。

　　我到那里时已经十三点多钟了，正赶上她在吃午饭，那全是此店时卖不完的剩菜，花花绿绿，乱七八糟的。“真难吃！”于玲皱着眉头：“这哪里是中国味，连越南味也不是，就为省下一顿饭钱，老板也不喜欢我回家吃饭，浪费时间……”我几乎一字不漏地把我找工作的经过说了一遍，并且告诉她，旅店经理同意她也去上班了，反正缺人，她周末也没事可干。

　　她高兴极了，连连夸奖我“长进”了许多。我叹口气：“我回可要写信告诉家人，找到工作了，他们一颗心都悬着听我的好消息呢！虽然不是每天都有工可做，但一星期干三四个晚上，每小时十五法郎收入也不低，足够生活费了，过了夏天，以后再想办法吧！”

　　我一边跟她说话，一边心虚地往门瞧，她很诧异：“干吗鬼鬼祟祟的！”

　　“我担心你那个越南难民老板炒了你的鱿鱼！见我天天老在这里和你说话，误了做生意！”那个胖老板不喜欢我，因为我不是出手大方的顾客，每回只买些便宜的中国货，他老看不起我，我也同样厌恶他。“别担心！这会儿可以说个痛快，他带一家子去苏黎世串亲戚去了，周一才会回来。”

　　“越南难民比我们过得还自在潇洒呢？”

　　“可不！”她又气愤又感慨：“我们中国学生还不如难民呢！瑞士政府每月发给他们八十法郎生活费，足够用了，孩子免费读书，大人上业余学校，安排工作，十几年了，有的越南人都成了小老板了，我这个老板最近在湖边也买了一套豪华公寓，安家立业了，不过他们两口子也能吃苦肯干，他老婆每周六上午都在大超市门口卖中国春卷呢！”

　　“噢！就是那个梳着高高的发髻，长得水灵灵、白净净，挺俊的年轻女人么！听说春卷生意非常好，一个卖三法郎呢！”

　　“免费我都不吃，那个馅都跑了味，一点也不地道的。中国人谁去买，骗骗洋鬼子吧！”

　　正说着时，门铃一响，走进一个高高大大的年轻人，二十出头，淡黄头发，蓝眼睛，挺帅气的。

　　于玲一见他，就叫了起来：“杰米！你怎么找到这里的！今天下午不上课么？”她连忙给我介绍：“这是我法语班的同学，从瑞典来的，他准备学习一年的法语后，在洛桑高等工学院学习精密仪器的专业。”

　　杰米腼腆地笑着和我握手，问好。

　　我想我也该走了，就告辞出来了。

　　湖滨大饭店的待者领班吉娜夫人，是个四十多岁的意大利人，这个典型的意大利南方的美人，来自四季如春、阳光灿烂的西西里岛，长着一头红发，高鼻梁，深棕色的大眼睛，皮肤雪白，高大丰满，她泼辣、干练，又不失亲切幽默。

　　她似乎是一见到我，就喜欢上了我，也许我同样是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的缘故，不同的是，我是东方人，她是西方人。

　　她像个大姐姐似的，牵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一大群叽叽呱呱、五光十色的临时服务员都里去，交给了一个从葡萄牙来的年轻女人手里，“诺拉，今晚由你带这两个新手工作吧！她们是中国来的大学生，英语很好！”

　　这种盛大的宴会，客人来自世界各地，服务员必须说英语，而不是法语、德语或意大利语。

　　在巨大的圆形拱顶大厅里，吉娜夫人开始用法语向一百多个服务员训话，好似指挥员战前动员一样，那边整整齐齐地站了几排穿白衣黑裙的青年女子，几乎青一色是亚洲人，我以为是唱诗班，正纳闷，于玲凑在耳边对我说：“那些是从酒店管理学院借来的学生，她们是从东南亚国家来学习酒店管理的，瑞士酒店管理非常，许多国家都来学习，就像他的军队训练一样闻名于世，据说瑞士曾经为其他国家训练军队而获得巨大利润呢！这些来学习的学生都是腰缠万贯的富家子弟，学成后，回到东南亚开酒店，自己当老板，或继承父业的。”

　　“那么有钱了，还来打工干吗？”我有些嫉妒地说。

　　“挣零花钱，假期去旅行吧。”

　　大家七手八脚开始换上黑裙白衣，有的忙着大喷香水。葡萄牙女人原来是光着脚板穿着凉鞋的，这会儿从提包里摸出一双长筒丝袜套上脚去。这个动作让我奇怪，问她为什么。她一边吸着廉价的烟卷，一边回答我：“丝袜很贵，一双要十法郎。平日里舍不得穿，只在需要场合才穿。”

　　我俩目瞪口呆：“早知这样子，我们从中国买一打送你，不贵，要不了几法郎呢？”

　　原来葡萄牙、希腊、南斯拉夫等欧洲穷国，经济不发达，收入很低，许多人都跑到瑞士、法国“淘金”来了。他们所从事的大多都是瑞士人不愿干的低等粗活。干了十几年，攒足了钱，回国买房安家乐业去。

　　诺拉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交谈之下，才知她还是个大学毕业生，学社会学的，在葡萄牙原是一家小公司的管理人员，丈夫在瑞士当建筑设计工程师。她在暑假里带着三个孩子来看望他，偷空到旅店里打短工，补贴家用，问她屈尊来端盘子有什么感觉，她耸耸肩：“为了生活，没什么感觉，法郎最重要！你们不也是么？中国的艺术家！”我们相视而笑。

　　宴会厅里摆着两百多张大圆桌，杯盘刀叉，琳琅满目，其实没什么可吃的，最常见的就是烤猪排、煎土豆泥之类的，倒是西式糕点、冰淇淋做得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吉娜夫人气定神闲地指挥着服务员们，排着长队为几千客人端上一道道佳肴，有条不紊，井然有序。那种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风度以及她高傲美丽的身影，留给我极深的印象。

　　一个夏季下来，我和于玲都累瘦了一圈，但都很高兴：我也因为这笔收入，解了燃眉之急。

　　一天晚上快十二点了，电话铃响了，是于玲的声音：“我见你的灯亮着，还没睡吧，是在画画儿吗？”

　　“是的。”

　　她沉默了一下，突然问我：“你能为我画一张肖像画么？”

　　“当然可以。”

　　“明天是周末，我到你那边，你为我画吧。”

　　“这么着急呀！明天我得赶功课呀！以后有的是时间，我要为你精心画一幅，慢慢的……”

　　“不！我请求你明天就为我画吧！”她央求着。

　　第二天早上，我刚吃完自己煮的稀饭，门铃就响了。我打开门，她容光焕发地站在那里，脸上有些红晕。

　　我们很快就开始了工作，她端坐在靠窗的沙发上，清晨艳丽的阳光洒在她的脸上、肩上，穿着白色套头薄衫的她显得干净单纯，阳光照在她的脸颊和手臂细细的绒毛上，使肌肤带着透明的金黄色。我为她选择了侧光，这样她秀气的脸庞大部分在淡淡的阴影中，显得含蓄郁而略带神秘……

　　在早晨的宁静中，我重新仔细凝视着她精致的面容，那洁净得近于苍白的脸颊，孩子气的嘴唇的线条，摘去眼镜后，略带惊惶的眼神，我想象着她所叙述的家庭悲剧的发生，在那种仇恨的粗暴中的互相殴打，像她如此文静缠绵的人，会像被追杀的小鹿那样恐惧逃窜。

　　她的眼光也凝视着我，眼神显得遥远、冷漠，似乎隐含着某种梦幻、渴望……我希望探入于玲的眼神深处。

　　“最近都好吧？”我轻轻问她，仿佛漫不经心地，我诚挚地想知道：她好吗？

　　“我很好。”她的声音有些嘶哑。

　　我怀疑地看着她。

　　“你不必美化的形象，真实自然，我要把它当做永久的纪念。”

　　“我太有幸了！”

　　“是的，它将是我在异国他乡遇到的知己给我的的纪念。”

　　“把它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我调侃她，希望那严肃的面容上，透出一丝笑意。

　　“不会有子孙了！”

　　“什么意思？你不是非常希望有个孩子吗？孩子是一个人生命的延续。”

　　“生命？”她的眼神有些异样，漠然地投向那不可知的远方。

　　我吃惊地不敢多说什么，沉默了，只有画笔在画布上涂抹的声音。

　　休息的时候，她像孩子似地屈着膝盖，蜷在沙发上，眯缝着两眼道：“还是你这样好，一个人，自己工作养自己，无拘无束，逍遥自在。”

　　“哪里就那么快活了，一个人孤苦伶仃，什么全靠自己打天下，还是你好，有个丈夫撑着，不怕天塌下来。”

　　她苦笑一下，摇摇头：“这个家全靠我撑着呢，他教课的收入刚够学费、交通费，我的工资用来养家呢！真没想到费尽千辛万苦来到国外，就是为了这一切，我所追求的竟是这样的生活，每天上班站在柜台里时，我总是这样想这样问自己：这就是我追求的生活么？法郎一天天多了起来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我失落了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也并不明白！”

　　“失落了爱情？”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她摇摇头：“我并不是爱情至上者，没有了爱情就活不下去，不是的。我悲哀的是真实的爱不存在，宇宙万物中有什么是真实可靠永恒不变的呢？什么地老天荒、海誓山盟，见鬼去吧！”她叹息，又喃喃地说：“沧海可以变成桑田，何况人的心呢？”

　　你何必太认真呢？“我有意化解她的忧郁，宽慰她：”何况凌青离你而去。你可以再寻找新的爱，我就不信没有人爱你，比如那个可爱的小伙子杰米？“

　　她扑哧一笑：“算了吧！那只能再重复第一次的悲剧，到最后其实是一样的结局。”

　　她抬起头来：“你说真爱永不存在么？”

　　我迟疑地：“也许……”

　　“活着其实也是很累的，这个世界怎么会这样呢……真想找个可以躲起来的角落……”她叹息着，沉默了一会儿。

　　“为什么不回家去看看呢？或许回到那里可以平静一下心灵，不会那么忧郁呢！”

　　“现在回国去？只会更伤心，触景生情。更何况如何对父母家人说起这一截事呢？我又不忍心欺骗他们，当初他们就是坚决反对的呀！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吧！”她又陷入痛苦莫名的深思中去。

　　天色阴沉下来，太阳消失了，起风了。

　　“快下雨了，我也该回去了。”

　　肖像画没有画完，说好还得再来画一次。我把它靠在墙根上细细地看，我希望能捕捉到她永不安宁的灵魂，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正探究地望着我：真爱永不存在么？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听夜风夹着细雨敲打着窗棂，不知谁家的风铃，在夜风中飘来寂寞的声音。

　　那一夜我没有睡好，那天快亮时，才在细微的风雨声中昏然入梦……

　　第二天是星期天，只有星期天我才放心地睡个懒觉，在床上舒展着筋骨，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窗外下着雨，天空阴沉沉的，云朵厚厚地堆积在远处的山顶上，积雪的群峰和浩渺的湖水都隐没在一片雨幕中。星期天的早晨总是这样的安静，劳累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都在睡懒觉，特别是经过周末一夜狂欢的年轻人。只有教堂的钟声不停地响着，召唤虔诚的信徒做礼拜去。

　　窗外，风刮得厉害，我起身关上被风吹得啪啪作响的窗门，凝望着楼下冷清的街道，忽然发现窗台上停着一对鸽子，在风中竖起灰色的羽毛，它们用一种忧伤的眼神望着我，那是一双温顺善良的、琥珀般晶亮的红眼睛，令我心动：在这风风雨雨的世界中，它们竟也能在这个小小的并不安全的角落里，营造自己温馨的爱巢……“砰！砰！砰！”有人急促地敲我的房门，门开了，于玲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晃了进来。把我吓了一跳：“出什么事了？”她眼皮浮肿，脸上似有泪痕，摇摇头，一*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愣在那里。我猜他们又是吵架了，急忙倒了一杯热茶给她。

　　两个愣地那里，半晌，她哑着噪子低声说：“我失去他了。”那声音充满痛楚，令人心碎。

　　我扬起眉毛，等她说下去。

　　“自从我来瑞士后，凌青就不断地说起到奥地利去学习音乐，我当然很赞成。但是他总是说他一个人先去开辟战场！拖着我是个累赘，等以后情况好了，我再去。如此这般，说了许多次，到了后来吵架时，他总是冲我大吼：”为什么你老缠着我，滚开去！'我才恍然悟，他实实在在是不想跟我在一起生活了，我让他厌倦了，累了！“

　　“累了？！”

　　“是啊！”她痛苦地看了我一眼：“他跟我在一起自然累了，跟我在一起他只能是个留学生的身份，他必须不断地读书、打工，假如他和那个妮娜结婚，他成了瑞士公民，有了国籍，他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一家剧团、乐团工作，收入很高，什么都不发愁，妮娜的父亲是个富裕的商人，会为他们安排舒适的环境。他何乐而不为呢？他和妮娜一起去奥在利，就用不着打工挣钱上课了。妮娜会养他的，她有的是钱。就缺一个崇拜的丈夫呢！”

　　“你就肯定妮娜跟他去！”我怀疑地说。

　　“是西蒙偷偷告诉我的，连他也觉得这样不好！我不能肯定，昨天晚上我们大吵一场，他半夜里走了，带着衣服走了。也许他躲在洛桑城朋友家中，我必须去找他。”

　　“明天再去吧！雨下得这么大？”

　　她还是坚决地要走：“我还是要到洛桑找他，我的心痛得厉害……”

　　我默默地随她去，看来无法留住她，不让她去找，她会更加痛苦。

　　于玲撑着伞，在我的窗下喊我。雨幕中，她向我挥挥手，走了几步，突然停住，转身呆望着我，足足有几秒钟，“再见！”她高声喊道，我似乎看到一丝微笑浮上她的脸。

　　她终于走了，消失在茫茫雨幕中。

　　第二天清晨，我惊醒了，忍不住焦灼的心情，拨通了她的电话。铃声响了很久，没有人接，她还没有回来？她在洛桑找到凌青了？他们为什么不回家来？

　　一连几天，天总在下雨。我迷惑不解地打了几天电话，她的家中仍然无人。我跑到那家小杂货店，那个越南老板怨气冲天，一连叠声地用法语问我：“这怎么行，怎么这样，中国小姐？几天不来上班？”

　　最后一天，终于有个陌生男人的声音接了电话：“我是弗里德·西蒙，你找于玲女士？她出事了，她的船沉到湖里去了……这几天雨下得很大，有人发现了那船，在女王岛附近。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跑到那里去？我已经通知警察了。”

　　“找到于玲了吧？”我战战兢兢地问。

　　“没有找到尸体，奇怪……”他嘟嘟哝哝。

　　“她的先生呢？”

　　“凌青先生在奥地利，今天下午就赶回来。”

　　“……”我没敢问杰米，假如她不在凌青那里，也许在杰米那里？我暗暗希望如此。

　　她的失踪，使我堕入无限的迷惘痛苦之中；杰米已经很早就离开洛桑了，我不知这之间有什么联系？警方在湖里找了很久，没有收获。

　　她向我告别的时候，面容是这样沉静，像默然地选择了她早就在心中准备好的决定一样。她是不慎沉船还是有意自杀呢？而且要选定那么美丽的地方。

　　原先她不是要坐火车去么，为什么要改坐船呢？

　　或者她没有死，躲起来了？或者到遥远的地方去，和杰米一起？

　　我站在靠湖的窗口，哀伤地看着湖水一波波地冲上岸边。

　　如果她找到了凌青，她该不会选择这条道路吧？这是浪漫的女子，也是个坚强的人，应该不会选择这条路作为她的终点，而且是在远离祖国的异乡，是在经历了如此艰苦的奋斗之后？

　　尤其令我感到痛苦而终日无可忘怀的是，我始终不曾觉察到她的选择。假如我稍为留意细心一些，我或许可以改变她的决定？可是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不信任我？

　　痛苦啃噬着我。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悄悄伫立于屋后湖畔，听着湖水的呢喃，每一次走过那寂静的花园小路，我都回头看看那扇紧闭的、垂着绿色窗帘的窗户，人走楼空。似乎又飘起一缕悠悠的笛声，侧耳一听，又没有了，那是幻觉的声音。

　　那幅未完成的肖像画，就一直靠在我房间的墙角，她默默无言地凝视着我。

　　瑞士的夏季是短暂的，冬天很快又要来临，我的异国旅程是从冬季开始的，转眼又是第二年的冬天，飘然而逝的友情如同短暂的夏季，余下我独自继续这艰苦而未知的旅程，在异国他乡茫然而陌生的国土上。